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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材料2：新中国50年代农业集体化运动、苏联农业集体化
篇一:苏联50年代工业农业产值
高三历史补充材料2：新中国50年代农业集体化运动、苏联农业集体化 新中国50年代农业集体化运动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旧中国农业生产方式极其落后，再加上长期的战争，农业生产凋敝，粮食及其它农副产品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改变农业落后的面貌，中共领导人选择了一条农业生产关系变革的道路。首先是土地改革，然后是进行农业集体化运动。到1956年几乎所有的农民都被卷入到集体化的洪流中。1958年在全国范围内又展开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形成了“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
农业集体化的道路，根据制度变迁的形式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1953年统购统销政策实施以前，这是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阶段。土地改革后，农民虽获得了土地，但是由于牲畜、生产工具的普遍缺乏，依靠农民的独立的家庭经营，很难完成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为了不使农业生产中断，在中国政府的倡导下，农民进行互组合作，使农业生产互助组这一组织形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第二阶段，是从统购统销政策实施之后到 1958年人民公社体制形成。1953年之后，新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这样使农业与工业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为了迅速实现我国的工业化，政府极力压低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工业化建设的成本。与这一政策相适应，中共选择了从农业合作化到集体化的道路，这是一个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阶段。
旧中国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个体农民由于生产力低下，为了维持生产历来就存在劳动互助的习惯。中国旧有的劳动互助合作，根据一些现存的资料反映，在西北、华北、东北、东北、华南等地区都广泛存在。旧时的互助合作特点是规模小、临时性和不固定性。同时互助合作组织是农民自愿、自发组织起来的。这一章还回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互组合作运动，党领导的互助合作运动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随着土地革命发展起来的。这种互助合作弥补了劳动力不足的缺陷，并保证了不违农时。
新中国的互助组是在解放区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发展的动因：(1)土地改革后，农村的生产资料普遍缺乏。(2)土地改革后，虽然农民经济地位上升，出现中农化倾向，但部分农生活贫困。(3)优秀互助组的示范效应。(4)互助组充实新的内容。(5)国家对于互助组的扶持。正是以上原因导致了全国解放后互助组快速发展。
从单干农民到农业互助组的制度变迁，是单个农民响应当时制度不均衡条件下的获利机会，而自发进行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变迁是以一致同意为前提，是在所有参与者预期新的制度安排能够给他们带来获利机会，或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新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农民的经济福利都有所提高。因而从单干农民到互助组的制度变迁是帕累托改进型的制度变迁。
1952年底，随着国民经济大规模建设的展开，工业人口和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工业原料作物种植地区扩大了，工业用粮比过去增多。同时，土改后农民生活有所改善，农民的消费粮食也比过去增多。一方面，粮食需求量猛然上升；另一方面，农村粮食总产量增加的同时收购量反而下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不应求必然引起物价上涨，这样便导致了粮食购销危机。农业是当时工业化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粮价的上涨将产生一系列的反应，最终导致工业建设成本的上升。为了稳定粮价，降低工业化成本，迫使政府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从而保证粮食的收购和供应。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中国后来所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统购统销制度形成以后，国家为了农产品低价收购政策，就必须强制地取消农产品自由市场，由国家垄断市场。同时，为了确保在低价统派购条件下，农民仍然能把资源投入到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农产品生产中，就要求做出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使国家能够以行政力量直接控制农业生产。实行对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之后，农业集体化运动不断加速。
中国在1953和1954年分别通过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导致了当时制度环境的改变，进而引起了其它制度安排变革。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改变了经过一个完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再实行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一贯思想。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或者说，成为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当时党所提出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安排，它是进行其它制度安排的基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对农业合作社的步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54年宪法实质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法律化，而总路线的实质是实现“一化三改”，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我国唯一的经济基础，1954年宪法规定了农业集体化运动发展的方向，剔除了家庭经营继续长期存在的可能性。进而言之，它缩小了国家对农业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集合。
上述方针政策的实施，中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1954年春兴起的办社热潮，很快引发出急燥冒进的倾向。主要表现在：(1)盲目追求办社数量，互相攀比，急于求成。(2)在盲目贪多的同时，一些地方又出现了追求大社的倾向。(3)办社中的盲目贪多求大倾向，引发一些干部的强迫命令、简单粗暴的作风。1954年秋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是同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同时展开的。是年夏季，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和河北省，雨量集中、持续时间长，发生了数十年罕见的水灾，再加上当年旱灾、霜冻灾，由于受灾面积较大，造成当年农业生产未能完成计划。而1954年统购粮食的任务却超额完成了，多购了47亿公斤；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量也在迅速翻番，然而，这都引发了一场后来被毛泽东称为“生产力暴力”的严重危机。1954年冬农村出现大量出卖或宰杀牲畜的现象，农民生产积极性明显下降． 农村关系的全面紧张的状况，是对农业合作社化进程要求过急过快的反应。中共中央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对此非常重视．1955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通知指出：“整顿和巩固这四十几万个社，已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在1955年春耕前后立即进行了对合作社的整顿和巩固工作。全国整顿的结果，全国原有67万个社，经过整顿巩固下来的有65万个社。
1955年下半年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以后，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推动下，各地农业合作化运动先后掀起热潮。
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制度安排，国家是这一制度安排的供给者，它没有取得农民的“一致性同意”。政府虽利用合作社这种农村经济组织形式，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获得了农民的大量的经济剩余，支持了重工业的发展，但是大大降低了农民应获得的经济福利水平。因而，初级社的制度安排属于典型的非帕累托改进。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刚结束，人民公社化运动即席卷全国。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超英赶美的一再提前的高速发展战略指导下，发动起来的，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具体化。因此，伴随着“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推动，浮夸风、瞎指挥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也就刮遍中国大地，形成“五风”泛滥，导致1959--1961年中国陷入粮食危机，进而给人民生活、社会主义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和影响。
正是由于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农业生产，给整个国民经济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中共中央领导开始反思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的弊端，并调整政策纠正实际工作中的“左”的偏差。1962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是低级形式的所有制，虽然不能再退了，但却给“进”留下了空间，其方向是逐步向大队和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因为生产队毕竟不是独立的一个经济组织，在当时越大越公越优越的指导思想下，它的地位并不稳定。当时认为，生产资料基本社有制优于生产大队所有制，而大队所有制也优于生产队所有制。并且认为，当生产发展，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壮大后，这种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将逐步向以大队乃至以公社为基本核算的所有苏联50年代工业农业产值。
制过渡。
苏联农业集体化
1927年－1928年，由于苏联国家规定的粮食价格太低，农民并不急于卖粮，使粮食收购出现短缺。斯大林认为造成危机的原因是富农阶层的蓄意破坏，他不顾布哈林等人的反对，一方面采用特殊手段打击富农，强迫他们按指定价格卖出余粮；另一方面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1927年12月，斯大林又提出了“消灭富农”的口号，命令没收富农的财产并将他们放逐，不准他们加入集体公社。由于对“富农”概念缺乏准确界限，集体化开始时国内“富农”占农户总数不到3%，而最后被剥夺的农户却达到农户总数的6%－8%，部分中农和贫农也被当作富农剥夺。1929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开始全盘集体化，从此集体农庄的规模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两个月内集体农庄的比例从15%增长到59.3%），执行过程中，底层执行者经常采用威胁、恐吓等手段强迫农民入社。1930年3月2日，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了《胜利冲昏头脑》一文，批评全盘集体化运动中违反农民自愿原则的过火行为，于是引发了大规模退社的浪潮。1930年6月，集体农庄的比例已经由60%降到了23.4%，斯大林不得不在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再次改变态度，赞扬全盘集体化的成就并批评反对者是“和共产主义的敌人勾结在一起的人”，又一次掀起了集体化运动的高潮。到1933年底未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仅占0.2%，至此全盘集体化的目标基本实现。
农业集体化政策引起了很多农民的不满，他们在入社前屠杀和出售牲畜，到了1933年，苏联的牲畜总量将近损失了50%。部分农民在绝望中毁坏工具、焚烧谷物，还时常参与纵火、暗杀等破坏活动。全盘集体化也没有给农业生产效率带来明显提高，1932年－1934年之间，苏联出现了严重的饥荒，农业总产值下降了23%。而且在1936年－1940年集体化完成后，农业总产值也只是维持在1924年－1928年的水平。
苏联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知识结构
篇二:苏联50年代工业农业产值
苏联解体的原因
篇三:苏联50年代工业农业产值
苏联解体的原因
——论苏联经济模式的局限性 一、苏联经济模式的形成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立即进行“剥夺剥夺者”的工作。首先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在1917－1918年先后两次进行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也废除了其他一切形式的土地私有制，建立了土地国有制。接着，进行大工业、银行、运输业和对外贸易的国有化。首先收归国有的是银行，1917年11月20日接管了国家银行，不久又没收了私人股份银行。大工业的国有化分为两个步骤，1917年11月－1918年6月是按照个别企业单独进行国有化，1918年6－12月转为大规模地、按部门按行业进行国有化。与此同时，对运输业和对外贸易也实行了国有化。
由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苏俄从1918年下半年开始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按照战时体制改组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生活。实行余粮收集制；禁止自由贸易，国家对粮食、食品和日用消费品实行垄断和配给制；国有化范围从大企业扩展到中小企业；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战时共产主义”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商品货币关系受到极大的限制，各方面的经济关系逐渐实物化。
1921－1925年苏维埃俄国进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列宁总结战时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指出，在俄国即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能走直接向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过渡的道路，而必须走经过商品货币关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迂回道路。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基本原则有三：（1）从余粮收集制过渡到粮食税。农民纳税后剩余的粮食、原料和饲料，可以自由支配。城乡经济周转成为社会主义大工业和农民小商品经济结合的途径。结合的形式最初曾设想为商品交换，后来实践把它确定为商品买卖。商业成为过渡时期经济建设的重要环节。（2）利用资本主义，通过各种形式把它们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和途径。（3）在发展商品货币关系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改善经营管理，以保证社会主义通过市场同资本主义展开“竞赛”，并逐步地排挤它，战胜它，最后获得完全胜利。从上可见，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经济杠杆来发展经济和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1926年苏联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针对当时工业技术落后、门类狭窄、主要为轻工业的状况，提出工业化的任务是建立强大的重工业、国防工业和现代农机制造业。建设资金要靠国内积累，主要来源是国有经济的利润，被废除的沙皇时期缴纳的外债利息，农民的“贡税”（相当于被免除的过去缴纳的地租）。社会主义工业化促使工业迅速增长，1929年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已占据优势地位，1932年苏联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工业产值在国民经
济总产值中的比重增加到70%，并建立了能以现代技术改造整个工业和农业的重工业基础。另一方面，工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不断增大，到1932年已把工业方面的资本主义成分消灭，成为工业中的唯一经济体系。同时，工业化又暴露出新的矛盾，即工业的现代化大生产与农业的落后小生产的矛盾，工业的迅速增长与农业的缓慢发展和商品粮提供不足的矛盾。斯大林认为，出路在于实现农业的集体化和机械化。 在工业化后期取得的集体农庄运动的初步成果基础上，苏联从1930年起开始实行农业的全盘集体化，到1934年农业集体化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约占全部播种面积的90%，到1937年农业的集体化已经完成，集体化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3%，集体化的耕地占耕地总面积的99.1%。实现了以集体的机械化的社会主义大农业取代富农经济和农民个体小生产，商品粮的成倍增加支持了工业化的实现。同时，实行了从限制富农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使消灭资本主义成分的进攻从工业和城市扩展到农业和农村，取得了对资本主义成分总进攻的胜利。
通过国有化、工业化和集体化，苏联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发生了根本变化。1936年苏联颁布新宪法，斯大林在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论新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苏联经济已经完全改变了，资本主义成分已被消灭，社会主义体系已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获得胜利，生产资料公有制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与此同时，在实现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过程中，苏联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1929年4月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确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具有指令性质，这标志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由于认为商品货币关系的主体和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商品货币关系对生产不再起支配作用，而成为计划管理的工具。1929年12月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改组工业管理》的决定，开始改变工业管理体制，特别是从1932年起逐步由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分级管理体制改变为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这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便在苏联形成了。
二、苏联经济模式的历史成因和历史作用
苏联经济模式的形成是否具有客观基础和理论根据，这种模式是否具有存在的历史理由，对此国内理论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一种观点认为，苏联经济模式的形成既没有物质基础也没有客观理由，而是人为的产物，因此从产生的那天起就是个错误。笔者认为，对于苏联经济模式的形成不应简单地否定，而应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它的产生既有客观基础、理论依据和认识根源，又有当时的特殊条件。 首先，苏联经济模式产生的客观基础和理论依据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派生出两个具体矛盾，一是企业生产的有组织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二是生产的扩大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交互作用，导致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周期爆发，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从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正是根据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深刻分析，得出“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无产阶
级在夺取政权以后，要消灭私有制，把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在此基础上以整个社会的有计划生产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以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取代资本主义的对抗性分配方式。苏联经济模式正是建立在上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深刻分析基础之上。同时，在苏联经济模式形成时期，资本主义的弊病暴露无遗，危机空前严重，而社会主义正蒸蒸日上，体制的历史局限性尚未显现。在这种条件下，苏联经济模式的缔造者不可能具有“超历史”的眼光，不是按当时的条件和理论，而是按未来的情况去设计经济体制。这里需要的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辩证观。 其次，斯大林建立的经济模式是否违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行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从列宁关于“不能直接向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过渡，必须走经过商品货币关系的迂回过渡道路”的论述可以看出，列宁认为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仍然存在一般商品货币关系，但是列宁没有指出在完成这一过渡时期之后，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是否仍然存在一般商品货币关系，这便为后人留下了一个谜。从发展方向看，斯大林建立的经济模式并没有违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第一，两者都坚持“向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过渡”。即使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也没有放弃过渡的目标，只是在过渡的方式上认为不能走直接过渡的道路。第二，两者都把一般商品货币关系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商品货币关系会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因此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退却。第三，两者都主张排挤和战胜资本主义。即使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仍坚持在发展商品货币关系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通过市场同资本主义展开“竞赛”，并逐步地排挤它，战胜它，最后获得完全胜利。由于两人都把一般商品货币关系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逻辑结论必然是认为一般商品货币关系不属于社会主义经济范畴，又由于两人都主张排挤和战胜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过渡，逻辑结论必然是社会主义不能长久保留一般商品货币关系，或者转为产品经济，或者转为新型商品货币关系。事实上后来承认和实行的是新型商品货币关系。因此从原则上看，斯大林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违背列宁的思想。即使从列宁的晚期思想，把商品货币关系与工农结合和社会主义两种所有制联系在一起来看，斯大林也没有违背列宁的思想原则，这一点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当然这并不是说苏联经济模式在对待商品货币关系上不存在问题，而只是说在这方面斯大林与列宁之间没有原则性区别，模式的局限性属于认识原因和历史原因。 再次，苏联经济模式是在特殊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形成的。由于恢复时期主要是振兴农业和发展轻工业，重工业十分薄弱，在恢复期结束时苏联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国民经济中工业比重低于农业，工业中重工业比重低于轻工业（为43.4：56.6 ）。同时，苏联当时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帝国主义包围的环境下，承受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战争威胁。在这种条件下，为保证国家经济独立，增强国防能力，造就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苏联必须建立强大的工业体系和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必须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不仅因为工业化是巨大的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过程，贯穿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而且因为工业化要建立能用现代技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重工业基础，建立独立的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工业体系，建立能满足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需要的现代农机制造业，建立能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强大的国防工业。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特点是高速度。当时苏联比西方先进国家落后50～100年，斯大林要求在10年跑完这个距离，认为决不可减低速度，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或者做到这一点，或者被人打倒。赶超的内容，不仅是在工业增长速度上，而且要在工业发展水平上，使苏联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为此，斯大林提出“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
这一切决定了苏联经济模式在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上的特点，即粗放性增长方式，经济军事化和重轻结构失衡。同时，这也要求建立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以便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迅速实现工业化的任务和目标。 最后，苏联经济模式取得了经济发展的一度辉煌。一种经济体制有没有历史存在理由，归根结底取决于它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从计划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到二战前，苏联完整地实现了两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为1929－193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为1933－1937年。从主要任务和目标看，“一五”是在产值上使苏联变成工业国，“二五”是在技术上使苏联变成工业国；“一五”是在工业增长速度上使苏联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二五”是在工业发展水平上使苏联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一五”是进行农业的集体化，“二五”是进行农业的机械化。在短短的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这么宏大的经济技术发展目标，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从经济增长率看，“一五”期间，工业总产值增长1.3倍（年均增长21.4%），国民收入增长86%（年均增长15.5%），劳动生产率提高38%；“二五”期间，在总结“一五”出现的盲目追求高速度和轻工业发展滞后的教训基础上，把工业的年均增长速度调低为16.5%，其中轻工业的增长速度提高到18.5%，重工业的增长速度降低为14.5%。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战争威胁加大，经济的发展转向了备战性质。1938－1940年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3.2%，国防工业年均增长39%。这一切表明，苏联经济模式曾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曾在抵御希特勒德国入侵、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战争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三、苏联经济模式的历史局限性与经济改革的不成功
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苏联经济模式也不例外。在其产生的初期，其优越性和历史进步作用十分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历史局限性开始显现，并越来越突出。
苏联经济模式的历史局限性指由于历史原因包括主客观条件而形成的模式本身的缺陷，这些缺陷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便以各种弊病而表现出来。具体说，主要是在战后，特别是70年代世界新技术革命兴起之后，这种模式的局限性和弊端便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为体制方面单一公有和单一计划，缺乏动力和竞争机制；发展方面粗放经营，科技进步缓慢；结
构方面比例失衡，产业落后。在这些问题中，最主要的还是体制问题。苏联经济模式在体制方面的主要问题是资产高度国有化，管理权限集中化，管理方法行政化，资源配置计划化，产品分配无偿化、收入分配平均化。由于各种经济职能都控制在国家手中，因此体制的所有特征和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经济的高度国家化。 苏联经济模式的问题存在于三个层面：模式、体制和政策。苏联经济模式建立过程中，模式和体制问题尚未显露，但某些政策错误是明显的，如工业化片面追求高速度，农民“贡税”过重；农业集体化不是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而是为了工业化的需要，严重违反自愿原则、强迫冒进、侵犯中农利益，致使农业长期停滞在低水平。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不仅在政策层面，而且在体制层面进行了某些改革，但基本是在体制内进行的，没有发生模式性变化。因此，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没有解决苏联经济模式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根本问题。 赫鲁晓夫在1958年取消了集体农庄对国家的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和对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制，实质是免除了农民的“贡税”。这是从政策角度对农业体制所进行的重要改革。但是，赫鲁晓夫没有使改革深入到集体农庄体制内部，而是相反，走向主观主义、唯意志论和瞎指挥，搞破坏生态的“大规模垦荒”，违反农业条件的“种玉米热”，取消科学的“草田轮作制”，导致农业生产大起大落。对此，赫不仅不反省，反而诿过于集体农庄庄员不把精力用于集体生产，于是大搞“限制宅旁园地”运动，认为宅旁园地是“资本主义残余”，集市贸易是“搞投机倒把”。这样，赫鲁晓夫从改革农业政策开始，却又回归为传统体制的卫道士。 对于工业和建筑业，赫鲁晓夫曾于1957年进行过改组，主要内容是从部门管理体制改为经济行政区管理体制。这次改组不仅没有认识到苏联经济模式的根本痼疾，没有突破传统体制，而且即使在传统体制范围内也没有抓住主要问题。没有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而是以一种行政管理体制取代另一种行政管理体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除了在联盟与共和国之间重新分配经济权限、使企业换“婆婆”之外，没有解决任何经济体制问题。不过，1962年开展的关于“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和试验，倒是为后来的改革准备了条件。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1965年改革，中心是推行所谓“新经济体制”，主要内容为完善计划工作，改进工业管理，加强经济刺激。1973年合并企业建立联合公司，进一步完善部门管理体制。1979年又在已有改革的基础上实行了一系列改革的新措施。这一时期的改革，由于完善计划体系和指标体系，减少下达的计划指标数量；扩大企业权限，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制；加强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因素，领导的重心转向经济方法；建立经济刺激基金，把企业集体和职工个人的物质利益与企业经营成果联系起来，因而取得了一定成效，经济增长率一度明显加快。在农业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调整农业管理体制，鼓励发展个人副业，改进农产品收购制度（实行“固定收购，超售奖励”政策），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实行有保障劳动报酬制，推行农业集约化方针，发展农工综合体。改革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农村状况有所改善。但是，整个改革仍然是在计划经济的范围内进行的，没有突破原有模式，
农业、工业、商业
篇四:苏联50年代工业农业产值
专题 从古代农业到现代农业
武汉市第十六中学 刘波
1. 古代中国精耕细作的农业
古代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农业为立国之本，农业技术成熟、管理完备，水平领先世界。
看生产力发展水平，先看生产工具。原始阶段的刀耕火种，翻土工具犁从耒耜、石犁、青铜犁到春秋出现铁犁（直辕犁、唐朝的曲辕江东犁）；材质从石骨木、青铜到铁；动力从人力、畜力到自然力。耕作技术也可圈可点。从开沟排水到除草、施肥、治虫到休耕都涉及。春秋时出现垄作法，西汉有代田法，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耕耙耱技术。耕作制度从一年一熟到一年两熟、一年三熟不等。灌溉工具和水利设施发达。战国时秦国李冰的都江堰，汉朝有漕、白、龙首渠；曹魏马钧的翻车（龙骨水车），唐朝的筒车。
土地制度上，它涉及中国社会的治乱兴衰。西周封建社会有贵族的井田制和公田均田制（官田），总体而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春战时期，由于铁犁、牛耕的使用，私田勃兴，诸侯国出于争霸的需要，承认土地私有，条件是交税，与此对应公元前594年，鲁国出现初税亩。古代中国的土地制度逐渐分化为皇室所有、地主私有和自耕农私有。而权贵利用有利的经济政治地位疯狂兼并土地，直至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小农占主体的社会，农民无以为生，只能铤而走险，社会动荡起义频发。明朝采用鱼鳞图册规范土地制度，但效果不明显。统治者为了自身统治长治久安，实行重农的政策。雍正帝强调，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统治者着眼自身利益，再加上，随着15、16世纪新航路的开辟，高产作物玉米甘薯等传入中国，清政府取消人头税，中国人口激增，劳动力供应充足。在西方国家推行农业革命实现机械化的大潮流面前，中国社会缺乏足够的革新动力。有钱人买房置地，把大量的生产力局限在农业领域，而且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驱使。尽管农业仍领先世界，中国不可避免地在向近代社会过渡的进程中落后下来。
2.近代农业
15、16世纪新航路开辟，殖民主义者东来。但是中国的自然经济、农产品仍然具有优势，农产品出口多于进口。1765—1869年的工业革命，列强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门户，中国逐步沦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组成部分，列强掠夺中国的农产品，中国成为西方的原料产地。机器生产的质优价廉的商品带来了东南沿海的纺与织、织与耕的分离，农业与小手工业分离，自然经济逐步瓦解。
鸦片的输入，银贵钱贱，小农很多破产，引发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1853年，《天朝田亩制度》为合理分配土地提出了大同的构想。1905年，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提出平均地权，1924年新三民主义，又把它阐发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资产阶级对土地制度也有一套理性的设想。
英国15世纪后半期开始圈地运动，17-19世纪发动农业革命主要是农业工具机械化，在此基础上，工业革命平静却也影响深远。1775-1783年的美国独立战争，面对共同的敌人南北双方达成妥协，颁布了1787年宪法，保留了种植园奴隶制，最终引发了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南北战争。1789-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把土地分给个体小农，1804年的拿破仑法典肯定了小农土地所有制，从而影响了法国工业革命的进程。1861年俄国改革，废除农奴制，把小块土地分给农民。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面对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打击，农产品相对过剩，罗斯福新政实行农业调整法。
国共尽管第一次合作基本打垮了北洋军阀，但是由于阶级分歧，共产党不得不转移到农村去，“工农武装割据”。1931年，毛发布了土地革命路线，力图把土地从地主手中转
移到农民手中，团结农民共同革命。1937-1945抗战期间，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团结地主阶级共同抗日。1947年解放战争期间，实行耕者有其田，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1950-1952年，在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消灭了剥削阶级的土地制度，土地转为小农私有。
2. 现代农业
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期，农业获得一定的恢复，为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基础。1953-1956年，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小农拿出土地，参加农业合作社，土地变革为集体所有国家公有。1958年，大跃进，农业生产要求来个大跃进，出现浮夸风、放卫星的状况；同时实行苏联集体农庄式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1959-1961年，出现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很多人。1960年，从农村开始调整，纠正“左”的错误，提出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1962年召开7000人大会，国民经济有所恢复。毛泽东的最后十年发动文革、内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1978年，从农村开始实行改革，在安徽、四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国有，承包给农民。1983年，撤销人民公社，建立乡镇。2005年，国家免除存在数千年的农业税。
在苏联，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逐渐掌权，把经济改革的重点放在农业领域。赫鲁晓夫发动了玉米运动，并实行大规模垦荒，结果成效不大。
专题 从传统手工业到现代工业
1. 古代中国领先世界的手工业
古代中国久负盛名的是官营手工业，官府垄断，直接经营，原料上乘，不计成本，产品精美，领先世界。
矿冶业，冶铜，夏商周三代为青铜时代；冶铁，西周晚期中国已有铁器，两汉有高炉炼铁，东汉杜诗发明水排；冶钢，两汉的炒钢术，南北朝的灌钢法。制瓷业，东汉烧出青瓷，北朝烧出白瓷，唐朝形成南青北白状况；宋朝的五大名窑，定窑在河北，汝、官、钧（禹州）在河南，哥窑在浙江；明朝烧带阿拉伯文和梵文的瓷器，清朝根据欧洲订单烧西餐用具和鱼缸，明清有青花瓷。丝织业，西汉在长安设东西织室，唐朝吸收了波斯风格，宋朝吸收了花鸟画的风格，明清在苏杭设织造局。瓷器和丝绸通过丝绸之路大量外销，为中国赢得了瓷国和丝国的称誉。
春秋战国时期，民营手工业的发展受到鼓励，商鞅变法曾奖励耕织。魏晋南北朝时期，民营和个体小农手工业遭遇重创。明朝中叶以后，中国社会出现近代征兆，纺织、制瓷、矿冶业民营手工业超过官营手工业，江南出现雇佣关系。
15、16世纪新航路开辟，殖民主义者东来，中国尽管闭关，但仍有广州保持外贸，中国的手工业品在正当的中外贸易中仍然居主导地位，出超、顺差。
而在大约与中国春秋战国、秦西汉同期的古希腊、罗马，海洋文明，商业发达，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为商业和外贸的繁荣提供了条件。苏联50年代工业农业产值。
2. 近代机器生产的工业
近代机器生产的大工业肇始于西方。以1687年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代表的科学革命，1688年的光荣革命、1689年的《权利法案》带来的政治革命为前提，1765年珍妮纺纱机为标志，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新政治制度的确立极大地推动了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开展反过来进一步巩固了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人类进入蒸汽时代，工厂取代工
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国富论》，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国之基----自由主义思想逐渐盛行。1851年，英国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博览会。
工业革命传到了与英国一衣带水的法国，工业革命的开展要求打破法国君主专制的枷锁。在英国的殖民地北美，工业革命的开展也要求打破殖民桎梏。苏联50年代工业农业产值。
尽管外商在鸦片战争前已经在沿海偷偷办厂，中国出现了最早的近代机器工业—--外商企业。1840年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借口发动了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逐渐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英国机器产品价廉物美冲垮了沿海的小手工业者。为挽救内忧外患，清政府开始了自救运动，1861—1895年的同光新政、洋务运动，出现了官办的洋务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在洋务运动的诱导下，1863年中国出现了私人经营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中国出现新的阶级力量。
1870年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竞争向私人垄断（生产、资本高度集中）阶段过渡，出现管理方式的科学化、系统化，人类社会向电气时代过渡。刚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俄国（1861年）、日本（1868年）和刚刚完成统一的德意志第二帝国（1871年）两次工业革命同时进行。列强为瓜分世界、资本输出，矛盾冲突加剧，引发一战。
随着明治维新和工业革命的进行，日本崛起。1894—1895年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放宽民间设厂的限制，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等资产阶级党派登上政治舞台。1912—1936年，由于辛亥革命、一战的特殊条件和1927年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1935、36年发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法币政策，民族资本主义得以较快发展。此外，当时的中国还存在南京国民政府官僚资本工业和共产党苏区、边区、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工业。
一战后世界局势相对缓和。苏俄1918—1920企图由战争状态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失败，1921—1927年新经济政策把部分工业租让给资本家和外国人经营。1929—1933年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冰火两重天。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下降三分之一，国际贸易下降三分之二。1928—1932年苏联一五计划，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927年苏联提出农业集体化，提高工业品价格、降低农产品价格，农民为工业化交纳贡税。1932—1937年二五计划，苏联工业产值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1933年，罗斯福新政提出工业复兴法，政府加强对工业的干预。
1937—1940年苏联的三五计划没能实施完，但是为卫国战争打下了一定基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国民政府开展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把工业转往大西南、大西北。
3. 现代工业
1945年二战结束，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推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西方国家迎来了战后二十年的经济发展黄金时期。1947年的欧洲复兴计划，推动了西欧生产发展和一体化进程，联邦德国迅速崛起。由于中国成为红色国家，出于冷战的需要，1951年美国结束了对日本的军事占领，扶植日本，免除战争赔偿，将已拆迁的工业设备发还给日本，日本崛起，1970年举办了大阪世界博览会。
1949年新中国建立，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孤立、包围和封锁。苏联出于国家利益和冷战的需要，援助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中国。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鼓励资本主义工商业合理发展，为三大改造奠定基础。1953—1956年三大改造，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业进行改造，手工业建立合作社，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公私合营。1953—1957年，在苏联的支持下，重点建设东北工业基地，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1973年，中东国家借第四次中东战争，以石油为武器同西方国家展开斗争，引发石油危机、经济危机，1975年出现滞胀。西方国家减少对工业的干预，西方出现混合经济，福利国家受挫。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推动下，美国出现新经济----知识经济。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农村出现乡镇企业。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归纳中国工业化：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了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工业初步发展时期
新中国对原外资企业、国民政府经营企业、民间私营企业以及手工业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在苏联专家的援助下，兴建了一批大型重工业企业，初步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基础。大跃进时期"以钢为纲"的方针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但另一方面也留下了属于那个时代特殊的工业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