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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对当前民事审判难点的意见
篇一: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一终字第61号民事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对当前民事审判难点的意见
来源：胡先波：日期：2012-07-03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对当前民事审判难点的意见
1、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效力问题
2、交房、办证与诉讼时效问题
3、业主委员会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问题
4、善意买受人应该返还给出卖人房屋使用费的标准问题
5、对交通事故形成原因的举证责任应由谁来承担问题
6、生效裁判的事实证明效力问题
7、责任保险人的诉讼地位如何确定问题
8、由亲属参与民事纠纷的调解代当事人签订的赔偿协议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问题
9、第三人介入侵权情形下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赔偿责任问题
10、夫妻一方所在企业发放的买断工龄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问题
11、被告作为无过错方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是否构成反诉问题
12、侵权事实存在，但侵权造成的损害数额大小无法确定或者难以确定的，应如何处理问题
13、农民自建住房是否适用《建筑法》问题
14、共同过失致人损害的责任承担问题
15、他人能否代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提起离婚诉讼问题
16、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能否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问题
17、相对人未进行催告，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是否有期限限制问题
18、亲子鉴定能否强制问题
1、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效力问题
理论界或实务界的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判决承租人以出租人与第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所确定的价格购得房屋。 第二种观点：法院只能判决撤销出租人与第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 第三种观点：当事人提出无效合同确认之诉，人民法院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作出判决，也可以根据形成权的理论，依法支持当事人直接购买房屋的诉讼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对该问题进行研究后，形成两种观点： 多数人认为，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承租人对出租房屋的优先购买权是一种准物权性质的民事权利，具有物权效力的表象，应当依法保护。将优先购买权理解为形成权，法律依据不足。它只是优先缔约的权利，而不是保证买到的权利。对准物权的保护必须要和所有权的保护有所区别。所有权是绝对的权利，所有人出卖自己的所有物，应当尊重其缔约自由的权利，不能过多干涉，因此，承租人不能直接主张依据第三人购买房屋的条件取得房屋，只能请求确认所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通过无效之诉，依据买卖不破租赁等原则，承租人的利益照常可以得到应有的保护。对于“同等条件”应作宽泛理解，不仅是价格条件，还包括付款条件，以及出卖人（所有人）提出的其他条件等。 少数意见认为，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就是对所有人出卖出租房屋的限制性权利，优先权不能理解为优先缔约权，考察其内容，应当包含可以优先买到的权利，否则优先权没有实际意义，实质上体现不了对承租人权利的保护。另外，
承租人主张依据所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买卖合同约定的条件取得房屋，法院在判决时不需要判决所有人与第三人签订买卖合同，而是变更所有人与第三人买卖合同的主体，这种裁判方法和判决的执行都不会有法律上的障碍。因此，承租人可以请求依据所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买卖合同的条件取得房屋，法院可以据此请求判决。
2、交房、办证与诉讼时效问题
关于买受人在约定交房期限届满之日起超过两年请求出卖人交房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买受人主张出卖人交付房屋的请求权应在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期间请求出卖人交房的，因其怠于行使权利的状态经过诉讼时效期间丧失胜诉权。 第二种意见，买受人在约定交房期间届满之日起超过两年请求出卖人交房的不能一律简单地认定为已超过诉讼时效，而应区分出卖人在约定交房期限是否具备交房条件分别进行处理。
关于买受人在合同约定期限届满之日起超过两年才请求出卖人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也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出卖人所承当的主给付义务为转移房屋的占有，更为重要的是转移房屋所有权。如果出卖人仅向买受人履行交付房屋的义务，未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届满时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系没有履行转移房屋所有权这个最重要的主给付义务，已经构成违约，诉讼时效期间应该起算。因此买受人未在出卖人违约之日起两年内请求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因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而丧失胜诉权。第二种意见，房屋已经交付的，买受人在约定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期限届满之日起超过两年请求出卖人为其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应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一、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出卖人交付房屋的期限届满，买受人根据合同约定可以请求出卖人交付房屋。其请求权属于债权请求权，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但在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上，应当区分具体情况：房屋具备法定交付条件，诉讼时效期间自合同约定的交付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如果房屋尚不具备法定的交付条件，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房屋具备法定的交付条件之日起计算。二、出卖人已经将房屋交付于买受人，买受人亦已实现对房屋的占有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转移房屋所有权、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请求权具有物权性质，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3、业主委员会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问题
理论界或实务界的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业主委员会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第二种观点：业主委员会可以作为诉讼主体参与诉讼，既可以作为原告起诉，也可以作为被告应诉。 第三种观点：业主委员会具有一般的、抽象意义的诉讼当事人能力，可以成为诉讼主体，但是原则上只能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不能成为被告，因为它没有责任财产和责任能力。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认为：依法成立的业主委员会在其职责范围内，经业主代表大会授权，有权就与物业管理有关的、涉及全体业主公共利益的事宜，以物业公司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与物业管理无关的、个别或部分业主的事宜，业主委员会无权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4、善意买受人应该返还给出卖人房屋使用费的标准问题
理论界或实务界的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房屋使用费的标准应该参照通地段同类房屋租金计算。 第二种观点：根据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应该以实际使用年限的房屋折旧费作为买受人返还的房屋恢复原状的补偿，即房屋总价÷约定的土地使用年限×实际使用年限，或就房屋折旧费进行评估。 第三种观点：第一种意见与第二种意见采用的标准过高或过低，有失公平，可考虑采用租金与房屋折旧费的平均值。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善意买受人应该返还给出卖人房屋使用费的标准，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11月30日以（2003）民一他字第13号对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个请示的答复中已经
有明确的意见。该函全文如下：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蔡德成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海房地产开发公司、原审第三人大连翻译专修学院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认为： 商品房买卖合同因出卖人责任被确认无效后，应按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进行处理。关于善意买受人应该返还给出卖人的房屋使用费标准，因为买受人在签订合同时是善意的，所以应该以买受人在合同中的意思表示为标准。也就是说，应该以买受人与出卖人约定的合同总价款除以房屋的设计使用年限，再乘以买受人实际使用该房屋的年限得出的价款作为买受人所获得的利益返回给出卖人。
5、对交通事故形成原因的举证责任应由谁来承担问题
理论界或实务界的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依法作出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具有行政可诉性，属于行政诉讼司法审查的范围。这是目前较有影响的观点。 第二种观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是具体行政行为，责任认定书是行政文书。 第三种观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性质应根据交通事故的性质而定：如果是一般轻微的交通事故，则是行政责任认定；如果是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则具有刑事责任认定的性质。 第四种观点：交通事故责任的“责任”是因果关系和因果关系中“原因力”的大小，不是法律责任，而是确定法律责任的前提和依据，本身并不等同于法律责任中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一种行政证明行为，不具有行政可诉性。 第五种观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鉴定结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1）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人民法院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重要证据之一，如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无相反的证据或者足以推翻其结论的理由，“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应当成为人民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2）在因交通事故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中，当事人应当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对各自的主张分别承担举证责任，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中待证事实的真伪不承担举证责任。
（3）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在民事诉讼中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提出异议的，应当提供相反的证据或理由，并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6、生效裁判的事实证明效力问题
理论界或实务界的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有关事实已经前一诉讼的生效判决所确认，当事人对此无需举证。在该判决经合法程序撤销之前，其认定的事实就是法律事实，对该事实不应再出现新的认定。 第二种观点：前一诉讼的民事判决虽然在判决理由中作了认定，但并非判决主文所确定的事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原确认的事实的，仍应以人民法院在本案中重新审查确认的事实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对于生效裁判中认定的事实，不宜从既判力的角度来理解，而应从生效裁判的事实证明效力的角度进行分析。凡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定的事实，具有免除后诉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效力。在后诉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后诉法院可以径行对有关事实进行确认，而不必等待前诉判决经过再审程序变更后再行认定。
7、责任保险人的诉讼地位如何确定问题
审判实践中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应将责任保险人列为第三人，而不得将其列为被告。 第二种观点：受害人受到侵害后，知道侵权人已进行责任保险的，侵权人怠于履行赔偿义务时，受害人可以在不起诉侵权人（被保险人）的情况下直接起诉责任保险人，或同时起诉责任保险人与侵权人，将责任保险人列为被告。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关于责任保险合同中受害第三人的请求权应如何认定问题，原则上认为，受害第三人可以依照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直接请求保险人给付赔偿金。另补充认为：
（1）在受害第三人依据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直接向保险人行使请求损害赔偿，当其将保险人列为被告时，亦应将投保人列为被告，这不仅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清，也有利于保险人行使其抗辩权，并保护其合法权益。
（2）在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发生损害赔偿诉讼纠纷时，法院通知保险人参加诉讼的，保险人法律地位应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8、由亲属参与民事纠纷的调解代当事人签订的赔偿协议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对于代签的赔偿协议的性质，多数人认为，如果纠纷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没有得到本人同意、也没有证据表明本人同意的情况下，除配偶代签协议构成表见代理的以外，其它亲属代签的协议不构成表见代理。但是，从审判政策考虑，不构成表见代理的协议，也不要轻易认定为无效，而应该尽可能寻找其它法律根据，维持协议的内容。这样才能既不违反法律的规定，维护法律的权威，又能使纠纷得到妥善处理，保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当然，如果该协议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也应当认定为无效。如果具有《合同法》规定的可以变更或者撤销的情形，也应当依法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9、第三人介入侵权情形下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赔偿责任问题
案例：2002年2月10日，李某在魏某经营的娱乐城消费时与吴某发生争执并遭吴某殴打。在整个过程中，娱乐城的保安未进行任何劝解、阻止，也没有及时报警。李某被送往医院后经抢救脱离危险，但支出救治费用两万余元。 由上述案例引发的问题是：如果受害人在经营场所受到来自于第三人的侵害，经营者应否承当赔偿责任？如应承担，则该民事责任的性质和范围如何确定？经营者承担责任后，是否还可以向实施加害行为的第三人追偿？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一致意见： 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的经营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在经营场所内，因第三人介入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有过错的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在确定该责任承担的范围时，不能动辄就课以针对损害的全部赔偿责任，应视义务违反人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而定。经营者所承当的赔偿责任是一种补充赔偿责任，因实施加害行为的第三人属于终局责任人，所以经营者在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该第三人进行追偿。
10、夫妻一方所在企业发放的买断工龄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在离婚案件中处理有关买断工龄款问题时，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中有关军人复员费、自主择业费的规定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4条，“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发放到军人名下的复员费、自主择业费等一次性费用的，以夫妻婚姻关系存续年限乘以年平均值，所得数额为夫妻共同财产。前款所称年平均值，是指将发放到军人名下的上述费用总额按具体年限均分得出的数额。其具体年限为人均寿命70岁与军人入伍时实际年龄的差额。”
11、被告作为无过错方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是否构成反诉问题
审判实践中的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离婚损害赔偿请求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吞并离婚财产分割请求，可以把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看作附条件的反诉，即把离婚作为所附条件，如果解除婚姻关系，则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构成反诉。如果当事人不离婚，所附条件没有成就，则离婚损害赔偿请求不构成反诉。 第二种观点：离婚请求与离婚损害赔偿请求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不能相互抵消，如果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构成反诉，则存在理论上的障碍，因为其不可能脱离离婚的前提而单独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被告作为无过错方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不构成反诉，而是属于诉讼请求的合并。
12、侵权事实存在，但侵权造成的损害数额大小无法确定或者难以确定的，应如何处理问题
审判实践中的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是原告虽然能证明损害的存在，但无法证明具体损害的大小和范围，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第二种观点：可以酌情判决被告适当赔偿。理由是不判令被告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就不能体现公平原则，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第三种观点：应当由法官根据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的结果，通过自由心证，酌情确定被告赔偿的数额。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考虑，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集中力量对此类问题进行了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运用自由心证原则只限于侵权事实难以确定的情况。如果侵权事实已经确定，只是侵权赔偿数额难以确定时，则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问题。经过讨论，多数人认为，自由心证和自由裁量是有密切联系的，没有限制在特定的领域；自由心证原则适用于侵权事实的确定和侵权赔偿数额的确定等领域，而不仅仅适用于侵权事实的确定领域。对于能否适用自由心证原则确定侵权赔偿数额问题，大家原则同意一些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提出的倾向性观点，即在已经能认定损害确实存在，只是具体数额尚难以确定或者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法官可以结合一些间接证据和案件其他事实，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进行自由心证，适当确定侵权人应当承担的赔偿数额。但这一规则只适用于侵害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民事案件，不适用于合同纠纷等 其他民事案件。
13、农民自建住房是否适用《建筑法》问题
案例：某建筑公司与农民王某于1998年签订一份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建筑公司为王某修建砖木结构二层住宅楼一座；建筑公司按图施工，建筑面积估计125平方米；完工后，按有关标准实际丈量计算，单位造价380元/平方米。建筑公司按期完工并确定了工程总造价。施工期间，王某支付了部分工程款，完工后实际占有、使用该建筑，但未再付款。建筑公司诉至法院，请求王某支付剩余工程款。 提出的问题：《建筑法》第83条规定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筑活动不适用本法。如果农民修建二层及二层以上住宅承包给他人修建，是否属于自建？高低层的区分标准是什么？农民将住宅承包给建筑施工企业建设，其签订的合同性质如何认定？是否适用《建筑法》？ 审判实践中的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农民修建住宅，只要不超过四层，就不算高层建筑，无论是承包给他人修建还是自建，均属于《建筑法》规定的农民自建低层住宅，不适用《建筑法》的规定。 第二种观点：农民修建二层以上住宅，有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图纸设计，为了确保安全和质量，由具有一定资质和能力的建筑方修建，应当适用《建筑法》的规定，不应认定为自建低层建筑。 关于合同性质，一种意见认为，该类合同为承揽合同；另一种意见认为，该类合同属于建设工程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建筑法》第83条规定的农民自建是从建设主体即权利主体而言的，不论是农民自己施工，还是将工程承包给个体工匠或建筑企业建设，都属于农民自建。农民将工程承包给个体工匠施工，其建设行为受《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调整，而农民将自建住宅承包给建筑施工企业施工，建筑施工企业的建筑活动应当受到《建筑法》调整。农民与个体工匠或建筑施工企业订立的建筑施工合同都是建筑施工合同。
14、共同过失致人损害的责任承担问题
两机动车违章行驶发生交通事故致行人受到损害，因一机动车所有人已因该事故死亡，受害人（行人）明确表示放弃要求死者的继承人承担赔偿责任，仅要求另一机动车所有人赔偿其损失的，应如何处理? 第一种观点：因双方共同违章行驶的行为发生交通事故致行人受到侵害，两机动车所有人均是致害人，应承担连带责任。至于受害人明确表示仅起诉部分侵权人而放弃对其他侵权人的诉讼权利的，有人认为，受害人明确表示放弃死者的继承人承担赔偿责任，仅起诉承担连带责任之一的车辆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按照《民法通则》第87条的规定，负有连带债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即使受害人明确表示放弃其他连带责任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也应判令致害人赔偿受害人的全部损失。也有人认为，共同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7)民二终字第219号
篇二: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一终字第61号民事判决
彭丽静与梁喜平、王保山河北金海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侵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7)民二终字第2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彭丽静。
委托代理人：时建中，北京市鑫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喜平。
委托代理人：高洋，河北姜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保山。
委托代理人：高秀萍，河北新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范云平，河北正大祥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金海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保山，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刘士斌，北京市双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彭丽静为与被上诉人梁喜平、王保山、河北金海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海岸公司)股权转让侵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冀民二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金剑锋担任审判长，审判员王东敏、代理审判员殷媛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赵穗军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5年11月7日，原告彭丽静和被告梁喜平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被告王保山和王军师签订了一份合同书，就转让金海岸公司股权及其相关事宜达成协议。其中：1．公司经营项目状况：1．1金海岸公司于2005年1月27日成立。注册资金800万元。梁喜平和彭丽静分别出资640万元和160万元，各自持有 80％和20％。1．2 2005年2月5日，经河北陆军预备役步兵师(以下简称预备役师)通过土地有偿转让竞价销售的形式转让其在高庄营区的土地，由金海岸公司中标；同年 3月8日金海岸公司与预备役师签订《军用土地转让合同》；同年3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以(2005)后营字第568号“关于河北陆军预备役步兵师转让部分土地事”的批复，同意预备役师将位于河北省鹿泉市获鹿镇高庄村，京冀字第2819、 2766、2767号三个坐落的277 014．3平方米土地(拆除房屋38 232平方米)转让给金海岸公司。目前转让手续正在办理之中，金海岸公司已经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土地管理局”、“北京军区联勤部”以及“预备役师”缴纳土地转让费及定金共计 864．03万元，仍尚需再支付2043．24万元的土地转让费，并负责处理承租(住)户清退等遗留问题。2．股权价值及股权份额： 2．1甲方梁喜平、彭丽静为该项目的取得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金海岸公司原股东梁喜平、彭丽静股权价值被认定为6120万元(含前期支付给部队的土地转让费及定金864．03万元和尚需再支付预备役师2043．24万元土地转让费)，并将该股权价值转让给乙方王保山和王军师。2．2 6120万元的股权总价值中梁喜平持有80％的股份，股权价值为4896万元，彭丽静持有20％的股份，股权价值 1224万元。3．股权转让：3．1合同签订后， 20日内甲方梁喜平及乙方王保山开始履行80％股权转让手续(王保山暂不出股权转让金，按7．1条约定的条款支付)，甲方协助乙方王保山进行金海岸公司的工商登记变更，费用由乙方王保山承担。变更后的金海岸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保山。同时甲方梁喜平按双方认可的交接清单内容，将金海岸公司所有账目、报表、印章、中标通知书等有关资料交乙方王保山处理。3．2当乙方支付本合同7．1条中所指债款最后一笔欠款时，甲方彭丽静与乙方王军师进行金海岸公司20％的股权转让手续。甲方彭丽静协助乙方王军师进行金海岸公司的工
商登记变更，费用由乙方王军师承担。3．3本合同签订后，双方严格执行，如有违约，违约方除应赔偿守约方的直接损失外，另处200万元的罚金。4．剩余土地转让费支付：4．1合同签订后20日内，乙方以金海岸公司的名义支付预备役师土地转让费 1500万元(包括前期已打人预备役师指定账户的200万元)，乙方支付此款之日起合同生效。剩余543．24万元由乙方王保山代表金海岸公司直接与预备役师协商。4．2因剩余土地转让费支付问题，致使《军用土地转让合同》无法履行时，乙方向甲方支付违约金3000万元，由雅虹公司、隆基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5．未付股权转让金变债权的确立：甲方梁喜平、彭丽静股权价值折合人民币6120万元，甲方梁喜平将其持有的金海岸公司的80％股权转让给乙方王保山，其转让金折合人民币为4896万元(含应支付给预备役师2043．24万元土地转让费)，剩余欠款2900．76万元由王保山按合同7．1条约定期限以负债的方式支付给甲方梁喜平：甲方彭丽静将持有的金海岸公司的2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王军师，其转让金折合人民币为1224万元，由王军师按本合同7．1条的约定期限以负债方式支付给甲方彭丽静。6．其他费用：金海岸公司在清理本项目土地上出租(住)户过程中，所发生的清偿费用188．5万元由变更后的金海岸公司承担，超出部分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7．债权债务的处理：7．1土地使用权证变更至变更后的金海岸公司名下后，10日内乙方王保山向甲方梁喜平支付1000万元的债款，其余3076．76万元(含欠甲方彭丽静的1224万元)，乙方在支付给甲方 1000万元后每三个月支付1000万元，最后一笔为1076．76万元，于2006年12月 30日前结清。13．本合同自甲乙双方四人、金海岸公司签字后生效，各保证人盖章后保证合同生效。梁喜平、王保山、金海岸公司、石家庄市远大市政工程有限公司、雅虹公司、隆基公司签字、盖章。彭丽静、王军师没有在合同书上签字。庭审中，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该合同书的内容，认为其合同主体不合格，意思表示不真实，被告梁喜平没有当然的代理权代表原告彭丽静，被告王保山也没有书面证据证明原告彭丽静参与了股权转让过程。
2005年11月8日，金海岸公司召开股东会，通过了变更股东和转让出资额的决议，决定由原股东梁喜平出让其80％的股权给新股东王保山，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决议上有梁喜平、彭丽静、王保山三人签字和手印。庭审调查中，各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彭丽静不认可其签字和手印，认为系王保山和梁喜平伪造。被告梁喜平承认原告彭丽静的签字和手印是其代签和代按的。 2005年11月23日，彭丽静、梁喜平、王保山三人通过了金海岸公司章程修正案，将金海岸公司住所地由石家庄市建设北大街261号修正为石家庄市红旗大街 25号；将公司股东姓名由梁喜平和彭丽静修正为王保山和彭丽静。修正案有梁喜平、彭丽静、王保山三人签字和手印。庭审调查中，各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彭丽静不认可其签字和手印，认为系王保山和梁喜平伪造。被告梁喜平承认修正案上原告彭丽静的签字和手印是其代签和代按的。
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2005年11月 23日，双方变更了公司工商登记，将原股东梁喜平变更为王保山，占公司80％的股权，原告彭丽静仍持有公司20％的股权。王保山先后向梁喜平夫妇二人支付了股权转让款4944万元。其中，以金海岸公司的名义在2005年9月28日、9月29日、12月 1日分三次向预备役师支付土地转让金 2043．24万元，向梁喜平夫妇二人支付股权转让金2900．76万元(含2005年9月30日原告彭丽静借款10万元)，合计4944万元。庭审中，原告彭丽静对付款收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在所有履行股权转让合同的书
面证据中，除2005年9月30日，原告彭丽静借款10万元的单据上有彭丽静的签字外，再没有原告的签字，被告王保山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彭丽静接收了股权转让款，所以股权转让款与本案无关。原告彭丽静只是借款10万元，但借款单不是股权转让合同，与股权转让款无关。被告梁喜平对于股权转让款4944万元及付款收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款项的流动完全是由自己支配的，与他人无关。并且承认原告彭丽静在最初参与了股权转让的协商，但后来由于存在分歧就中止了谈判。最后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在原告彭丽静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的，合同的履行及款项往来均由其一人经手。
2005年11月9日，原告彭丽静与被告梁喜平在原金海岸公司住所地新注册成立了河北海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金800万元，彭丽静占公司的20％股份，梁喜平占公司的80％股份，彭丽静任执行董事，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被告王保山为证明原告彭丽静对股权转让一事明知，向法庭提供了两位证人，中间人尹广宗以及隆基公司的会计郄荣娜。其中，中间人尹广宗系石家庄市发改委行政项目管理中心的副主任，被告梁喜平是通过他介绍认识的被告王保山，并且参与了金海岸公司股权转让的整个过程。证人郄荣娜是隆基公司的财务人员，参与了前期付款及金海岸公司财务交接过程。庭审中，证人尹广宗陈述：“参加的人员有梁与彭及其律师，还有王及其律师。关于合同的起草是由一个姓赵的律师作的，双方都满意，在此框架下双方又进行了谈判修改，后拟定了合同。双方在王保山的办公室签字。签字后，王保山提出要求看部队批的原件，因为谈判过程中梁喜平带的都是复印件，因此彭丽静带着我们到部队看的原件，看过原件后双方按合同约定往下继续履行，办理了过户，王保山付款第一次10万元，第二次200万元，后面付款情况就不清楚了。办完一年后，彭丽静、梁喜平夫妇二人又找我，彭丽静要求在原合同基础上再要 10亩地住房子，双方对此不愉快，彭丽静、梁喜平一块到我办公室，我给他们两个做工作，让双方都让让步。但后来诉讼的事就不清楚了。”证人郄荣娜陈述：“2005年9月28日，我受王总委托与梁喜平到桥东支行交支票，给部队100万元，9月29日我到银行交了另外一张支票给部队，金额是 100万元。这200万元分别从雅虹公司和隆基公司汇出。雅虹公司与隆基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都是王保山。我向梁喜平要收据，他让我向部队要收据。我去要时部队放假了，所以到第二次付款时一块开的，后来在12月1日第二次付款时把原款项的收据给补上了，我让他分两次开的。9月30日，王总要我拿10万元到他办公室，当时彭丽静和梁喜平都在场，彭丽静接了10万元并打了欠条。2006年1月14日，我和公司其他两位同事到金海岸公司交接财务账目。当时账目上有问题，金海岸公司的会计打电话请示，称呼对方为彭总，出纳也说没有彭丽静的同意不能出存根联。”
对于两位证人的证言，原告彭丽静认为证人尹广宗在一开始就声称自己“记忆力不好、记不准”，几乎每一句话都有“好像”这种模糊的词汇，因此尹广宗不具备证人资格。证人郄荣娜系王保山任股东和董事长的公司财务人员，与被告王保山有利害关系，故两位证人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被告梁喜平认为证人尹广宗的证言与被告王保山的说法不一致，不应采信。证人郄荣娜的证言是孤证，法院也不应采信。
彭丽静于2007年3月23日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梁喜平与王保山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书及其附件中有关将原告在金海岸公司的20％的股权以1224万元人民币转让给他人的约定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对原告没有法律约束力。2．确认被告梁喜平与王保山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书及其附件中有关将被
告梁喜平在金海岸公司的80％的股权以4896万元人民币转让给被告王保山的约定侵犯了原告的优先购买权等合法权益，属无效约定。并判令三被告采取办理公司变更登记等必要手续，将被告王保山受让的被告梁喜平在金海岸公司的80％股权过户至原告，保障原告依法实现优先购买权，确保原告的股权价值不受损害。
3．由三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双方争议的重点在于：1．金海岸公司是否具备法人人格。
2．作为金海岸公司的股东，被告梁喜平是否有权代理原告彭丽静订立股权转让合同、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该股权转让合同书对原告彭丽静是否具有约束力。3．股权转让合同书的效力。
关于金海岸公司法人人格的认定问题。通过庭审调查可知，被告梁喜平与原告彭丽静系夫妻关系，夫妻二人将共同共有财产中的一部分作为其各自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注册成立了金海岸公司。对此被告王保山认为彭丽静、梁喜平夫妇二人没有将夫妻共同共有财产进行分割，虽然登记的股东为两人，实质是一个集合整体，夫妻之间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法》上的股东关系，主张金海岸公司法人人格应予否定。需要明确的是，我国《公司法》对股东之间并没有身份上的限制，夫妻双方共同投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布的《公司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又规定，“家庭成员共同出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以各自拥有的财产作为注册资本，并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登记时需要提交财产分割的书面证明或者协议。”因此，夫妻可以共同出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实际上，以未分割的夫妻共同共有财产出资设立公司并不必然构成对公司法人财产独立性的损害，只是设立公司的需要，满足的是登记部门的要求。其在工商登记中显示的投资比例并不是对夫妻共同共有财产做出的改变和分割，也并不能当然的将工商登记中载明的投资比例简单地等同于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所以彭丽静和梁喜平用未分割的夫妻共同共有财产出资成立金海岸公司，符合公司法的规定，金海岸公司具备独立法人人格。被告王保山的主张不能成立，该院不予采信。
关于被告梁喜平是否有权代理原告彭丽静的问题。由于原告彭丽静与被告梁喜平均否认存在授权委托的事实，也无其他直接证据证明双方存在代理关系。但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原告彭丽静与被告梁喜平系夫妻关系，而金海岸公司又是由其夫妇二人开办的，这种特殊的、特定的身份关系导致金海岸公司的内部治理不同于一般的有限责任公司。梁喜平、彭丽静夫妇二人的关系相对于第三人而言是非常密切的，无论对家庭事务还是对其个人事务，但是仅凭这一层特殊关系来径行认定被告梁喜平必然具有代理权是不够的，尤其在处理非日常性事务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由上可知，被告梁喜平代原告彭丽静签字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对原告彭丽静产生拘束力，关键在于被告王保山是否有理由相信这一处分家庭共同共有财产的行为，属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的表示，同时被告王保山是否属于善意，即被告王保山作为相对人，当时是否明确知道被告梁喜平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的行为。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梁喜平有权代理原告彭丽静签订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股权转让合同，有权处分彭丽静持有的金海岸公司20％的股权。理由如下：
1．原告彭丽静与被告梁喜平夫妻二人为向预备役师缴纳土地出让金，由中间人尹广宗介绍认识了被告王保山，双方在中间人尹广宗的撮合下开始洽商股权转让事宜。这一事实表明原告彭丽静对股权转让之事不是不知情，相反对于转让股权之事积极参与，转让股权正是夫妻二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2．被告王保山在签订协议前就以金海岸公司的名义向预备役师支付土地出让金 200万元，用实际行动表示了其接收股权的诚意。而被告梁喜平与被告王保山签订了金海岸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后，收取了后续的股权转让款。在已经存在夫妻二人共同协商准备将股权转让给被告王保山的前提下，足以使人相信被告梁喜平这一处分公司全部股权的行为，正是彭丽静、梁喜平夫妻二人共同意思表示的体现，是被告梁喜平代表夫妻双方处分共同共有财产的行为而非被告梁喜平个人的擅自行为。需要说明的是，被告王保山与金海岸公司之间并无其他业务往来，王保山是在中间人尹广宗的介绍下认识的被告梁喜平，王保山向被告梁喜平支付股权转让款，履行的是股权转让合同，而非其他。
3．原告彭丽静从起诉至今，没有向法庭举证证明被告王保山在股权转让过程中是非善意的，仅主张其不知股权转让之事，没有在股权转让合同书上签字，被告梁喜平在庭审中陈述洽商过程中原告彭丽静曾因意见分歧而中止股权转让谈判，是其未告知原告而私下转让，但没有举证证明自己的主张。而被告王保山对其夫妻二人的陈述不予认可。相反，被告王保山提供的证人尹广宗在法庭上陈述说，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原告彭丽静曾带被告王保山和他专程到预备役师核对过出让土地的相关手续的原件，并且在合同履行一年后，彭丽静、梁喜平夫妇二人曾到其办公室要求其给被告王保山做工作，再给10亩地自己盖房使用。虽然原告彭丽静和被告梁喜平对证人尹广宗的证言予以否认，虽然证人尹广宗在陈述时一再声明“时间久远，可能会记不清楚”、“不是自己的事”，但不能否认的是，作为中间人，尹广宗的陈述是客观的、真实的。即原告彭丽静对股权转让一事是明知的，其夫妇二人转让金海岸公司的意思表示是一致的、真实的。被告王保山提供的一系列证据证明自己有理由相信被告梁喜平有权代理原告彭丽静在股权转让合同书上签字，而原告彭丽静以不知道为由否认股权转让事实违背常理，被告梁喜平仅在法庭上陈述原告彭丽静曾中途停止谈判，股权不再转让，但不能举证证明自己曾通知被告王保山和中间人尹广宗中止谈判，所以原告彭丽静与被告梁喜平的陈述不能成立。
4．原告彭丽静主张王保山未尽审查义务，应在股权转让合同书签订后，向其催告追认。但诉讼后，原告彭丽静与被告梁喜平分别致函给被告王保山，均催促其办理土地过户手续。原告彭丽静更是将被告王保山称为“金海岸公司的控股股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