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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延安13年的历程
篇一:1937年,党中央进驻延安之后,正确地处理了(,)之间的关系
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谈延安精神
闫庆军
一、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光辉历程
（一）落脚陕北（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到达吴旗镇——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
（二）延安岁月（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
——做好充分准备，迎接全面抗战的到来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
——发挥中流砥柱作用，争取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1945年 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
——争取和平民主，准备自卫战争，并粉碎国民党的全面进攻（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
（三）转战陕北（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1948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渡过黄河、前往华北）
二、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创造的辉煌业绩
（一）推动中国革命实现了两次重大的历史性转变，极大地加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的进程。
两次转变：
第一次：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
第二次：由民族战争向人民解放战争的转变。
（二）把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写在党的旗帜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理论上的重大飞跃。
《毛泽东选集》1—4卷中收入159篇文章，有112篇是在延安时期写成的，占总数的70%以上。
七大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
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
（三）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召开，27日在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确立。
43年任政治局主席。
45年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共在经历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几次成功与失败之后，才认定和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袖集团的地位，这是中国革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重要组织保证。
（四）成功实施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把党建设成了“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 马克思主义政党。
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在实现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的同时，正确地把握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紧密相联的党建规律，成功地解决了党的建设中的几个重要课题。
第一，坚持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把“愿意为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作为主要标准，成功解决了发展党员的问题。
第二，坚持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成功地解决了非工人成分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共产党如何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1937年,党中央进驻延安之后,正确地处理了(,)之间的关系。
第三，坚持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建设干部队伍，成功地解决了党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需要的人才支撑问题。
第四，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不动摇，从严治党，注重党员质量，成功地解决了不断增强党的战斗力、凝聚力、创造力和吸引力的问题。
（五）全面进行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积累了执政为民的基本经验。
第一，党领导人民进行空前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使一切抗日的人们获得了广泛的民主权利。
第二，党创造性地提出“三三制”的政权体制，进一步强化了党在根据地的执政地位。
第三，党着力建设廉洁政府，防范腐败现象侵蚀政府肌体，保证了民主政治的健康有序运行。
第四，党把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作为执政的根本目的，领导人民大力发展经济、文化教育事业，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三、 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积累的基本经验与启示
（一）善于并勇于理论创新，竭力推进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实现全党在思想上的高度统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
（二）着力把党建设好，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前进的关键所在。
（三）高度重视培育既继承民族传统、反映无产阶级政党风貌，又体现时代要求的精神产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前进的重要动力。
（四）坚持政策和策略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用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筹谋革命、建设和改革大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前进的基本条件。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在这90年里，中国共产党的火种由小到大，从星星之火到烧红整个中国大地，有一重要阶段人们永远不会忘记，有一个地方曾经是无数热血青年、仁人志士所向往，那就是有巍巍宝塔山，清清延河水的延安。今天，这个地方对于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来说，还是那么的亲切，敬意油然而生。追寻中国革命足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有13年是在延安这个神圣的土地上进行的，这十三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力量大发展的十三年，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幼稚走向成熟的重要转折期，是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十三年。在这里，也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那就是延安精神。延安精神由延安时期的抗大精神、整风精神、南泥湾精神、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愚公移山精神等发展而来，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的集中体现，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党在延安的十三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思想理论上的先进和成熟是党在政治上先进和成熟的根本前提，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纲领是我们党先进性的重要标志，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源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不断进步的强大动力。
历史的车轮走到了今天，我党所面临的形势和条件同延安时期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中国共产党人无论现在和将来都要坚持和弘扬延安精神。一种精神的形成
和发展，是随时代发展而发展的，延安精神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我们今天形成的奥运精神、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等等，更是对延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正是这种继承和发展，才使中华民族不断走向富强、走向世界。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不断赋予延安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一是把握科学性。延安精神的基本内容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实践证明，延安精神科学地总结了我们党成长、发展壮大的基本经验，是指导党的建设的科学理论，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放射着永恒的光芒，充满着时代的活力，是指引我们党不断走向成熟和成就伟业的强大精神动力。二是把握规律性。延安在中国的革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延安生活战斗了13个春秋，领导和指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坚固基石，培育了永放光芒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结晶，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科学总结社会发展规律、革命成功规律和执政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在全面建设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每一个共产党人必须铭记延安精神，牢记使命，始终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三是赋予时代性。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赋予了延安精神丰富的时代内涵。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在实践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过程中，我们要充分认识延安精神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方面的时代价值，并创造性地把延安精神同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趋势，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和各项任务，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联系起来，赋予延安精神以新的鲜明的时代内容和时代特征，使之成为我们党在新世纪团结和带领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动力。
2011年 月 日
延安革命史
篇二:1937年,党中央进驻延安之后,正确地处理了(,)之间的关系
延安革命斗争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2年西北党组织成立—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后，1922年8月，陕西也建立了党团组织。陕西的党团组织成立后，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先后组织发动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逐步把陕西的革命斗争推向高潮。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陕西出现了刘志丹和谢子长两位民族英雄。刘志丹，1903年10月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5月，他和谢子长一起领导了渭华起义，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先后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红26军、27军总指挥、红25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瓦窑堡警备司令、北路军总指挥和红28军军长。1936年4月率部东征抗日时，在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遭国民党反动派阻击，英勇牺牲，时年34岁。毛泽东称他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为了纪念他，陕甘宁边区政府将保安县命名为“志丹县”。谢子长，1897年出生于陕西省安定县，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组织领导了清涧起义，1928年5月参与领导了渭华起义。
历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陕甘游击队总指挥、红26军第42师政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曾成功地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后在清涧河口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中身负重伤，1935年2月，因伤势恶化在安定县逝世。为了纪念他，陕甘宁边区政府将安定县命名为“子长县”。 1932年2月，刘志丹、谢子长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抵达照金（今耀县境内），创立了照金革命根据地。
12月，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1933年3月，陕甘边特委成立。11月，红26军42师回到南梁地区，在刘志丹的领导下，建立了南梁革命根据地，并于1934年11月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习仲勋任政府主席。与此同时，谢子长率领陕北游击队开辟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1935年1月，成立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
随着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的发展，两块根据地日益接近。1935年2月5日，陕甘边和陕北特委在子长县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在刘志丹的领导下，先后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6座县城，从而把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联成一片，初步形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这是当时全国唯一保存的革命根据地。
第二阶段：（1935年中央红军到陕北—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历经千难万险，行程两万余里，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10月22日，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行动方针，作出了把陕北作为全国革命大本营的战略决策。随后，中央红军南下到达甘泉县下寺湾，在这里纠正了陕北肃反错误，释放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习仲勋等受害同志，挽救了西北革命根据地。11月21日至24日，中央红军在富县直罗镇赢得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在瓦窑堡期间，中央红军还进行了东征和西征，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为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6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撤离瓦窑堡，并于7月3日抵达保安（今志丹县）。
1936年12月12日，
驻扎在西安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受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扣押了亲赴西安督战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在保安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分析形势，商讨对策，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决策。并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去西安，协助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建立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由此实现了国内战争到全面抗战的重大转变。
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从此，延安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和战略总后方。党中央进驻延安后，凤凰山麓成为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的第一个驻地。1937年2月，国共两党的合作由秘密走向公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共中央在延安及时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民族迅速行动起来，团结一致，全面抗战。并召开了延安干部紧急动员大会，整编部队，随时准备开赴抗日前线。同时，致电蒋介石，红军主力将要全面投入抗日。
随后，蒋介石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领导八路军的抗日军事行动。长征前留在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从1937年9月至1938年10月的一年时间里，八路军以小米加步枪的劣势装备，抗击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作战1600余次，歼敌5.4万多人，收复了大片国土，创建了19块抗日根据地，牵制了大量日军，阻止了敌人的战略进攻，使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在此期间，毛泽东在延安写下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战争与战略问题》等许多军事著作，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抗战期间，党中央高度重视政权建设。1937年9月，中央决定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正式宣告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为首任政府主席。10月12日，国民党南京政府行政院会议通过决议，承认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一个模范的抗日民主区，中央在边区实行了广泛的民主，在县、区、乡都实行民主选举，还选举产生了参议员。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这篇光辉著作对边区政权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41年12月至1943年底，边区又进行了精兵简政，精减了机构和人员，减轻了人民负担，极大地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冲破重重阻力，跋山涉水奔向延安。为了造就抗日救国的人才，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延安创办了30多所干部学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是中央到延安后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军事学府，先后培养了10多
万德才兼备的抗日军政人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是培养党的中高级干部和理论干部的学校。毛泽东于1943年还为中央党校亲笔题写了“实事求是”的题词，这个题词一直被奉为中央党校的办学宗旨，也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
延安时期，党中央特别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941年7月，将陕北公学的民族部、中央党校民族班以及抗大、女大的少数民族学员集中起来，成立了延安民族学院。延安民族学院汇聚了藏、蒙、回、苗、彝、满、汉等各民族的优秀青年。桑吉悦希、扎喜旺徐、沙那、孟特尔、袁效则、罗德干、王寿才等都是藏族学员。学院还成立了专门研究少数民族文化、政治、经济、历史及社会风俗的藏族研究室、蒙古族研究室和回族研究室。在课程设置上，还开设了藏文、蒙文等少数民族语言课程。而且，党中央对少数民族学员也格外关照，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给予特殊优待，每人每月多发10斤白面，每人每年加发一套单衣、一套棉衣。每逢民族节日，还按照民族风俗习惯庆祝、会餐。在进行文化知识教育的同时，民族学院还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以及党的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和相互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的教育，对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延安时期，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开展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抗战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了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边区的财政经济和军民生活遇到极大困难。1941年到1942年，边区几乎到了没有衣穿，没有饭吃的严重地步。面对十分严峻的形势，党中央、毛主席号召边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迅速在军队、机关、学校、工厂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央领导带头参加劳动，毛泽东和他的警卫人员在杨家岭挖地种菜；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种菜；周恩来、任弼时参加纺线比赛。1941年3月，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开荒种地，经过3年的辛勤劳动，把昔日一派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好江南”，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一面旗帜。大生产运动不仅使陕甘宁边区克服了困难，度过了难关，达到了丰衣足食，而且培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改善了党政、军政、军民关系，积累了生产建设的经验，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从事经济工作的专家和人才，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奠定了基础。
1942年2月，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拉开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序幕。1937年,党中央进驻延安之后,正确地处理了(,)之间的关系。
整风运动明确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任务，确立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整风运动方针。经过全党的整风，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了全党，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解决了党内存在的矛盾，增强了各级党员干部的党性观念，加强了党内的团结和统一，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胜利召开，历时50天。大会选举出了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五位同志组成的中央书记处，明确地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七大”也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永久地载入了史册。
第三阶段（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1947年中央离开延安）
1945年8月15日，
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了去重庆“共商国事”的邀请，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赴重庆谈判。通过谈判，中国共产党不仅保住了八年抗战所取得的成果，而且在政治上取得了有利地位。在此期间，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并派10万部队和2万干部奔赴东北开展工作，为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7年3月，蒋介石违背谈判协议，调集了39个旅、23万多人的部队大举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中央主动放弃延安，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途。在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与进犯的敌人周旋；刘少奇、朱德前往华北，组织华北前线的对敌斗争。从1947年3月到1948年3
中共中央与毛泽东进驻延安纪实
篇三:1937年,党中央进驻延安之后,正确地处理了(,)之间的关系
中共中央与毛泽东进驻延安纪实1937年,党中央进驻延安之后,正确地处理了(,)之间的关系。
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移驻延安是时局转换发展的形势需要。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旗镇，标志着中共中央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移到西北。中共中央机关先后在瓦窑堡（今子长县）、保安（今志丹县）居住了一年多。“西安事变”后，经过协商，国民党东北军撤出延安（当时称扶施，1937年2月撤销肤施县并入延安县，两个县委亦合并，先后在延安城内建立中共延安市委，后建立延安市政府，初属中共陕北省委，后属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所余国民党民团一部分逃走，一部分起义。
1936年12月18日，即周恩来飞抵西安的第三天。中共中央派以王观澜为首的代表团，接管了延安古城。
一
12月25日，蒋介石由西安飞回南京，即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纵兵西进，伺机发动内战，威逼陕甘。中共中央为了给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以实际援助，采取了“非不得已不开火”①“改正其”‘左’的宣传”的和平方针，“但军事方面，仍极力备战，绝不放松，”命令主力红军进抵关中的淳化、三原、耀县、泾阳、咸阳集结待机。这样，既粉碎了蒋介石挑起内战的阴谋，又使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南部区域扩展到洛河左岸，解放了镇原、宁县、正宁、旬邑、淳化等五座县城，奠定了后来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囊形地带的基本版图。并令红“十五军团……开至商县待即。②”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与红军的主要将领多在关中地区，主要的注意力窥视蒋军西进，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由保安南移，在所急
需。因此决定：“1937年1月10日中央离开保安”。1月9日晚，毛泽东电告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在云阳的彭德怀、任弼时等同志，说：“我1月10日动身保安，以四天到达延安。”保安距延安170多华里，因沟深，路窄，天寒地冻，马蹄打滑，不能快走，当天走了七十多里，在安塞县的寺儿台的小村庄的窑洞宿营，后经高沟口，碟子沟三个村塞，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在行军的第二天，还联名电告周恩来、博古、彭德怀、任弼时说：“红军主力以出商洛为宜，该路击破即可转入豫西，敌中左两路无能为矣。……如主力用于渭北，则战略上处被动地位，战术上亦有许多困难③”1月13日深夜，毛泽东又电告恩来与博古：“我们本日到达延安。”（这份电报藏在中央档案馆）当时中央机关主要有：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张闻天等）组织部、宣传部，常务委员会（李维汉）、审查委员会（董必武）、保卫部（许建国）联络局（李克农）、出版局（廖承志）白区工作委员会（周恩来、林育英）东北军工作委员，职工运动委员《新中华报》社（白仲华）、总西北执行局（刘长胜），全总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饶漱石），中央秘书长（张文彬）等。这些机关初驻凤凰村，毛泽东等先后居住在李建堂和吴宏恩等部分居民腾出的房子和窑洞内，中央军委驻王家坪，除借居民室外，自己动手又挖了137孔窑洞和建造210间平房与9孔石窑。所属单位分布城周围的沟沟岔岔、山山岭岭。1938年11月20日因日寇飞机轰炸，中央机关搬至杨家岭、枣园，军委和八路军总部住王家坪。直到1947年3月18日中央撤离延安，中央机关在这儿生活战斗了十年多的时间，转战陕北途经佳县数百个村庄，居住了37个地方，于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
河前往河北西柏坡村。
中共中央以延安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为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谱写了极为光辉的篇章。
二
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移驻延安，为延安军民群众所热烈欢迎，1937年1月13日下午4时许，当毛泽东、张闻天等一行中央领导人，身着灰色军装，头戴八角帽，风尘仆仆，顶风冒雪从安塞的招安川下来，到了延安北的兰家坪沟口，顺小路斜道下至杨家湾南边的大石头旁时，迎面而来的是一群骑马结彩的年轻人，由一位头扎白毛巾的小伙子率领打先，猛的从一头紫红色的骡子背上跳了下来，风风火火地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红色的信贴，递给了警卫员贺清华同志，贺转身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打开边看边笑着说：“你就是抗日救国会派来的马生有副会长？”
“噢，我就是，北门外的欢迎群众从上午直等到现在了，可把你们等着了。”马生有急促促的满面笑容地说。
“这就是毛主席！”贺清华向马生有介绍说，马生有在裤腿上擦了一下手，热情地向毛主席紧握，激动地说：“毛主席？毛主席，我可把你们盼来了，叫我先回去向大伙报个讯，报个喜讯！”毛主席说了一声：“噢！”招了一下手，马生有几个纵上骡子背，两腿一夹，发出：“啷啷呛呛”的铜铃声，直奔了南去。肤甘县抗日救国会会长兼南街民兵政委高启祥与其他几位代表，牵着马陪着毛泽东和张闻天一行，带路从大石头处顺路而下，踏过延河冰桥，爬坡到了大砭沟口（今盲哑学校处）向北门走去的几里路上，密密麻麻地站满了群众，当时
的延安市民并不多（约3000多人），还从甘泉（富）县来了一队队一行行的群众代表，有张村驿的，有直罗镇的，还有东村与道作埔的，他们有不少人见过毛主席，知道毛主席来延安，就天不明起身，踏着薄雪，绕着山路，冒着朔风严寒，迎接党中央与毛主席的到来。
马生有赶回之后，把骡子拴在树上，跑到最前边迎接。当毛主席与中央领导同志一行走近群众队伍的先头时，夹道两旁的吹鼓手，嘀嘀哒哒地吹开了，并分散插在队伍的中间。顿时，锣鼓声、唢呐声、鞭炮声。红军大学与学生们的歌声、笑声、市民队列以及小学生的队伍欢呼声，响遍街巷。毛泽东神彩奕奕地健步走进延安城。肤甘县苏维埃主席刘秉温和党支部书记刘振邦等扛着由毕仲辉楷书的“欢迎党中央、欢迎毛主席”的红彩旗走在队伍的最前列，满街贴着用红黄色书写的油光纸标语，欢迎群众举着早准备好的三角红纸旗，上边写着“欢迎党中央，欢迎毛主席”的同一文字。张和堂老师指挥学生唱起了“中央红军到陕北”的歌曲和陕北的“信天游”，红军大学学员也唱起了革命歌曲，接连不断地唱了一段又一段，此伏彼起，一片喜庆，热闹非凡。
当时红军官兵一致，上下一致，毛主席穿着和士兵的穿着没有两样，街道两旁的爷爷奶奶急着在队列中辩认，向孙子们指着：“那位是毛主席！“啊，”那就是毛主席！”“毛主席！”群众喊了起来，毛主席一会儿向这边的群众点头热情招呼，一会儿向那边的群众招手、点头，一会向群众回头说：“大家好！同志们好！乡亲们好！”有些从不出门的媳妇、姑娘、婆姨们也都争着拥上街头，有的挤进市民队伍，有的在人群中点着脚儿伸长脖子辩认毛主席。唢呐声、锣鼓手、欢呼声，把毛
主席的回敬声全掩没了，听不清，解不下，认不准，欢乐的人群，一直把毛主席等一行人迎进到延安抗日救国会的五间房内休息、洗尘。
毛主席与张闻天一行中央领导人，在抗日救国会备好的下马宴间谈笑言欢、亲切交谈。大约六、七点钟了，夜幕下降，五间厅内灯笼高悬，犹似佳节，宴席的饭菜是从“三仙园”的饭馆预先订好的，由陈万福、吴振兴用饭盒子食落箱抬来的。王观澜、李见珍、王春圃（江华）陪毛泽东、张闻天等一行人入席，每桌八个席位，共两桌十六人。同毛泽东一桌的有曹华山、马生有、白辉民（延安市委书记），张闻天同席的有朱德、李德和马海德等。“三仙园”的陈万福和吴振兴忙着端碟子送碗，主要是一些海菜与甜菜，也有红烧肉与烧豆腐等，主食是花卷馒头与小米粥。毛主席问端盘子的陈万福：“你一月挣几个钱？”陈万福回答说：“我不是经理，我是饭堂的伙计，‘三仙园’开张不长时间，现在城内红了，城外还没红，城内城外还不通，吃饭的往来客流量还受限制，党中央现在来了，生意会一定好起来的。”毛主席听了点头。饭桌上的米酒用黑瓷碗舀着喝，王观澜、吴振兴等向毛主席敬酒后，又向张闻天、朱德、李德、林彪一杯一杯的敬酒，气氛非常热烈，张闻天最后说：“感谢抗日救国会的同志们的盛情款待！”宴会持续到晚上八时左右。这天夜间毛泽东住在附近的天主教堂内。贺清华为毛泽东备好了洗漱水；当夜毛泽东向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等拍发了：“我们本日到达延安”的电报。
第二天，毛泽东搬到凤凰村，住进了李建堂腾出的石窑洞。那是一孔依山而凿进的石穿洞，潮湿阴暗，木炭火燃了一天，还得用木板隔着墙壁，一边是炕，一边办公，贺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