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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典型反腐案例的调查与分析
篇一:企业反贪腐案例
十八大以来典型反腐案例的调查与分析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体制正处于深刻变革的过程中,这一时期正是腐败高发时期，近些年来，腐败更是继续呈蔓延趋势，官员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其中情节严重的案例更是不胜枚举。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指出：反腐倡廉建设，必须从一把手抓起，“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
腐败情况之严重，腐败风气之蔓延，让人痛惜不已。我们不禁思考，是什么导致了腐败的产生？又是什么助长了腐败？又该怎样去遏制腐败的产生？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查阅了十八大以来发生的几起贪污事件的资料，案例涉及社会的各方面领域，并对案例进行讨论与分析，希望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反腐案例列举
案例一：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刘铁男案
刘铁男，汉族，1954年10月出生于北京，祖籍山西祁县。197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东北大学工学博士，曾获名古屋市立大学“修士学位”（涉嫌伪造）。曾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2014年12月10日，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受贿案宣判，刘铁男一审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刘铁男在被“双开”后，国家能源局内部干部的评价是：刘铁男个性高傲，对下属极为严厉，能源管理没有新意；在项目审批不做工作不画圈，长期扣压一批项目，在遭遇举报后才突击审批项目笼络人心。 案例分析：缺乏有效的监督体制，审批大权于刘铁男一人掌握。检察机关在公诉时也指出：“监督制约权力机制不到位，是被告人刘铁男违法犯罪的客观因素。刘铁男平时是“不做工作不画圈”，积压了大批能源项目，在被举报后却3个月突击审批50多个项目。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有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话在刘铁男身上再次得到了印证。
案例二：
最具争议的市委书记——仇和案
仇和,1957年1月出生于江苏滨海。197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参加工作。他的仕途起于江苏,直到1996年起任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沭阳县委书记,仇和的仕途之门才在真正意义上被打开。在沭阳进行为期4年的“铁腕”改革,仇和让经济基础薄弱、社会环境较差的沭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自2001年担任宿迁市委书记起,15年来,仇和在争议之中,他的官职从江苏副省长,再到昆明市委书记,直至云南省委副书记。在2015年03月18日，据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中央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
从江苏宿迁市起步，到云南高原执政，仇和被称为“最富争议市委书记”，也成为“另类官员”的代表。他的改革措施、做事风格和言谈，始终伴随争议。舆论两极分化，有百姓感激他“铁腕治城”所带来的收效，有学者赞同其“以人治推动法治”的理念。但是，仇和“任性”的背后，却隐藏着不受监督的权力和腐败。
案例分析：仇和的落马，更大的意义还是对独断专行的否定，对人治的纠偏。做官可以有个性，可以有探索，但不能太任性。不能坏了制度对官员约束的框架，信马由缰，侵害群众的合法权益，不能以表面的个性来掩盖权力的任性。
案例三：
家族式腐败——周永康案
周永康，1942年12月出生于江苏无锡，1964年11月入党，1966年9月参加工作，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勘探系地球物理勘探专业，大学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2015年4月3日，天津检察机关依法对周永康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提起公诉。周永康的所作所为，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身份已格格不入，尤其是“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泄露党和国家机密”，让人触目惊心。
而周永康家人及相关人员已先后被调查，包括：詹敏利、黄渝生、贾晓烨、周滨、周涵、周元兴、周元青、周玲英、周晓华、周峰、郭永祥、冀文林、李华林、沈定成、蒋洁敏、李春城、李崇禧、王永春、米晓东、余刚、谈红。其中周涵，周永康次子，此前已宣布与周永康周滨断绝关系。（关系图谱见附录）
案例分析：“敛财享尽奢靡盛宴 而今满门深陷囹圄”这似乎是对周永康一手带出的周氏家族最恰当不过的描述。因为缺乏监督、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周永康能够滥用职权、贪污受贿。也正是因为家教不严、家风不正，让周永康家族成员把家庭当成了权钱交易所，把家人当成了利益共同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前门当官，后门开店”，结果，人前“同气连枝”、狱中“同病相怜”。不光如此，周永康以及腐败下属们热衷拉山头、搞宗派、划地域，由此组成利益共同体，导致山头式腐败泛滥，对于这种“山头主义”、“圈子文化”正应该是实施重点打击的对象。
总结：
以上案件只是对十八大以来落马高官的一部分进行了分析。然而，在我国，人口数量较多，下设政府职能部门众多、范围较广，所带来的管理难和监察力度不足的情况还有很多，小官小贪现象屡见不鲜，也不乏一些小官大贪，甚至小官巨贪现象等等。
十八大以来已有一百余名高官落马，可以说反腐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从多年的反腐的工作中可以看出，要想让清廉之风真正地充斥官场，单单地通过大力惩治官员来达到肃清官场的目的，这只不过是不切实际、一厢情愿的空想罢了。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出路？反腐的道路还有多远？ 从以上反腐案例分析来看，腐败的大体问题莫过于：权力集中；滥用职权；无人监督；利用职务便利，敛取非法收入；官官相护，勾结犯罪等等。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是应该加强和完善制度建设，达到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目的；二是在体制内外均建立有效的监督机构，达到双重监督的效果；三是加大信息公开的透明度，以减少腐败现象的产生。
在反腐的路上，阻碍与困难肯定是有的，反腐的决心与力度高低决定着反腐的成果。再者，反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措举，每一个时期的反腐工作，只能平衡那个时期存在的腐败势头。反腐之路犹如一场持久战，唯有持续将反腐进行到底，才能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孕育出一个真正的政治清明的美好社会！
2014年盘点典型反腐案件
篇二:企业反贪腐案例
周永康。资料图
2014年5月，王岐山在与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国有金融机构负责人座谈时表示：“要重点查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等四类干部，形成有力震慑。
王岐山所指的这四类干部包括，十八大后还不收敛不收手的、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的、群众反映强烈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
再加上去年多个中央巡视组的巡视报告反馈，成为了贯穿在2014年反腐败进程中的一条主线，更是“治标为主”策略的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在当前的反腐形势下，严查情节严重的、影响大的，能提振反腐信心，摧毁腐败分子气势，对贪官起到更大震慑。
No.1 围捕最大“老虎”
典型意义：打破“刑不上常委”的误区
代表案件：周永康案
众所周知，就反腐大势看周案，早已震慑天下官员，影响深远。12月5日，周永康被移送司法，流传多年“刑不上常委”的江湖传说就此作古。
围捕周永康，中央纪委给各地纪委上了一堂生动的“打虎课”。先是查处他在地方工作时的一大批贪腐“嫡系”，再是“石油帮”的轰然倒塌，紧接着政法系统的“小弟”们、贴身秘书们。在剪断外围羽翼后，周永康的多名亲属也先后落网，最终形成对他的合围。
再看周永康的所作所为，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身份已格格不入，尤其是“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泄露党和国家机密”，让人触目惊心。
周永康以及腐败下属们热衷拉山头、搞宗派、划地域，由此组成利益共同体，导致山头式腐败泛滥，对于这种“山头主义”、“圈子文化”正是实施重点打击的对象。
No.2 晋官难当，山西塌方
典型意义：当前反腐的多个样本聚合
代表案件：令计划领衔的团伙腐败案
冬至夜，令计划落马。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号“侠客岛”随即发文称，在这两年的“山西反腐记”中，隐隐看出，令计划便是那个“坐在腐败阵营中军帐中的执牛耳者”。
山西官场的顽疾，早已深入骨髓。盘根错节的各种圈子、家族腐败、畸形政商关系、红极一时的“政治明星”被查、纪检干部“灯下黑”、不收敛不收手的腐败??山西反腐的身上似乎具备着今年反腐重点的多个剧本。
年内已经落马的山西高官金道铭、令政策、申维辰、陈川平、白云等人，相互之间的交集，更是给人莫大想象空间。令政策落马时，新华社“中国网事”为此写了一篇评论，标题叫《朝里有人也不灵》。
有人猜测，令计划的倒台，会不会是山西反腐的终结。这显然是片面之辞。廉政瞭望在2014年做过两期封面策划《晋官难当》和《重振山西》，提出从十八大后一系列反腐举措来看，反腐从未设立过底线和禁区，只要有情况，肯定是一查到底。就山西反腐进程而言，家族腐败、连环落马??公众们看得“热闹”，背后则是中央整治山西官场顽疾和重建山西的苦心。
No.3 军中反腐，号角嘹亮
典型意义：去军队反腐神秘化，拿下“硬骨头”
代表案件：徐才厚案、谷俊山案
去年是甲午年，习总书记多次提到，甲午战争为中华民族的剜心之痛，甲午战争也恰恰是败于军中腐败。反腐强军，军队改作风反腐败在去年呈现了以上率下、层层紧压态势。企业反贪腐案例。
有种传统观念认为军队以稳定为主，轻易不会由人事异动或者其它因素造成震荡。而今年以来的“军中打虎”，由谷俊山这个“中老虎”到徐才厚这个“大老虎”，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说明在“稳定大如天”的军队系统，从来就不会容忍腐败。
在总政出台的新古田会议精神解读文件中谈到，要以大案要案牵出的问题为线索一查到底，不仅要拔出“萝卜”，还要洗去“泥”。可以预见，包括军队系统在内，反腐败战场还将持续深入向前推进。有专家预测，也许还会有更大的“老虎”被拿下。
No.4 省级“山头”，轰然倒塌
典型意义：前省委书记落马对应一地官场的“差序格局”
代表案件：苏荣案、白恩培案以及牵出的两省多起大要案
苏荣和白恩培这两个人，有着很多共同点。都是曾出任过多个省份的“一把手”，执政经验可谓丰富，任期届满后都到全国人大或政协出任新职，他们的相关线索都来自于中央巡视组，案发前后均引发了当地多名副省级干部和厅级干部落马。
以苏荣为例，先是有江西三名省部级官员陈安众、姚木根、赵智勇接连“出事”，辅之坊间关于苏荣及其家人的种种负面传闻，中央在江西“打虎”进度走向纵深。苏荣6月14日被宣布受查，让江西官场那只“悬着的靴子”落地。在云南，也先后有沈培平、孔垂柱、张田欣3名副省级官员身败名裂。
这样的腐败，已经具有集团腐败的性质，且是基于利益而非志趣结成同盟的官场“山头”，大行投机主义。据媒体报道，云南官场如同一张网，各个“山头”之前的关系从来就不是单线条的，里面充满了买官卖官和明争暗斗。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官场生态之下，干部们怎么能放开手脚去干工作，更遑论造福人民了。专家指出，严查苏荣、白恩培等案件，也表明了中央对净化地方政治生态的决心和力度。
No.5 “政治明星”，能人腐败
典型意义：防止重要岗位上的“边腐边升”
代表案件：万庆良案、毛小兵案
去年落马的一干所谓“政治明星”中，大多都是“年纪轻轻”就执掌了重要岗位，自我感觉良好，平时在公众面前也是竭力展现出自己的“能干”和“亲民”。
年轻是他们的优势，但是仕途太顺并非是绝对的好事。有的人本身意志不强，也缺少实践和思想的磨砺，走起路来难免漂浮。
2014年以来，主政西宁、广州等省会城市的毛小兵、万庆良相继落马，这些干部均历经党政多岗锻炼，后者更曾是广州最年轻的市长。江苏的李连玉、蒋国星等曾担任过县委书记职务的落马官员，也被一度视为是“明星”、“能人”。中央第十二巡视组在江苏的巡视报告中就指出，当地“能人腐败”问题突出，要求深刻总结教训，在选人用人上摆正“德”与“能”的关系。
廉政瞭望曾专门分析过，查处“现在重要岗位官员”和“政坛潜力股”，则可遏制其滥用权力，防止带病提拔，中央将这样的人及时揪出，可防止重要岗位上的“边腐边升”。
No.6 “天下第一司”的“人去楼空”
典型意义：失控的绝对权力危害
代表案件：价格司窝案、魏鹏远案
发改委价格司因掌控了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医药、银行收费等诸多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定价权，被称为“天下第一司”。
据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徐进辉日前介绍，2014年最高检共查办发改委受贿案11案11人，其中价格司有5人，偌大的价格司领导层仅剩下一名巡视员和一名副巡视员，两名司局级领导。上述5名官员出事前，几乎都以改革派形象示人，他们正是以改革的名义，走进了利益的棋局，并最终在其中迷失。
此外，同属于一个系统的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更是因为家中被搜出2亿元现金，成为建国以来检察机关一次起获赃款现金数额最大的案件。
这种“审批崩塌式腐败”的背后，正暴露了目前某些部门审批权过大、过于集中，缺少监督的问题，审批公章俨然成为少数官员的摇钱树。在2014年反腐
反腐败案例
篇三:企业反贪腐案例
反腐败案例
新建村门户网站 wcwy.ahxf.gov.cn 2011年3月8日 来源：新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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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海社保基金案牵出众多贪官
当事人：张荣坤
特色事件：使大批高官为之效劳，动用百亿公款如探囊取物
影响力所在：直接导致陈良宇等高官落马，成为十年来最大的腐败案件，为国内外广泛关注。
一位横空出世的“问题富豪”竟引发了上海市建国以来最大的腐败案件，也点燃了十六大以来最为猛烈的反腐风暴。由此案，人们看到了中共对查出高级干部腐败问题态度之坚决、行动之迅速。
38岁的张荣坤是苏州市人，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原上海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副会长。主要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2004年以20亿资产荣登胡润百富榜第39名。2005年，当选“中华百位慈善人物”。他通过原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违规拆借32亿元社保基金，用于福禧收购沪杭高速公路的权益等。至2005年6月底，张投资参与管理的公路里程已达200公里，在高速公路领域的投资超过100亿，成为“公路大王”。张还涉及上海电气集团违规并购案。因他而牵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上海社保局原局长祝均一，上海市宝山区原区长秦裕，上海社保局社保基金监管处处长陆祺伟，上海电气董事长王成明，上海电气副总裁、执行董事韩国璋，上海新黄浦董事长吴明烈，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孙路一等众高官。10月，张荣坤涉嫌行贿欺诈被逮捕
二、交通厅长搞腐败竟然“入不敷出”
当事人：章俊元
特色事件：行贿金额超过受贿金额
影响力所在：社会公众普遍表示判决难以服众，高级干部职务犯罪的处理引人关注 一位贪官曾在媒体刊登文章“深情说用权”：“100（政绩）-1（腐败）＝0（功劳），一个人干得再好，廉政出了问题，所有功劳都没有了”。如今，他“发明”的这个“数学公式”早已成了人们的谈资笑料。然而在他自己的腐败案中，却真的存在着一个令人困惑的“数学问题”
7月20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被告人、江苏省交通厅原厅长章俊元受贿、行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行贿罪判处章俊元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40万元。
2000年8月至2004年，章俊元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接受4家单位和11人的请托，23
次非法收受他们贿送的财物合计人民币118万余元。与此同时，章俊元还为解决其个人职务、职级问题，于2004年1月13日晚，到中共江苏省委原常委、组织部原部长徐国健（已被判死缓）的家中，送给徐人民币200万元。行贿“投资”200万元，而受贿所得只有118万元。抛开章俊元另有40万元被没收的“个人财产”不算，尚有82万元的巨额“赤字”。 章俊元受贿、行贿一案宣判后，其本人表示“服判、不上诉”。但舆论普遍认为这样的判决难以服众。
三、沧州审计员酒店门前猝
当事人：张洪涛
特色事件：扛着审计大旗醉死在酒店门
影响力所在：审计署掀起系统内部整顿“风暴”
他一个人的死实在微不足道，但他使8万同行的形象蒙羞。审计不只是李金华一个人的“战斗”，审计风暴也不能只在高层吹风。一场空前的内部整改风暴将使更深层次、更大面积的审计风暴成为可能并来得更快。
3月至4月，沧州市审计局派出审计组，对盐山县县城电网建设与改造工程竣工决算进行审计。在连续接受盐山县电力局的宴请后，4月11日中午，参加该项目审计工作的盐山县审计局审计员张洪涛猝死酒店门前。第二天，审计组其他成员和电力局领导依旧按计划赴扬州游玩。事件披露后，在全国产生强烈反响。国家审计署专门派出调查组，赶赴盐山调查此事。8月23日，审计署就审计组违反审计纪律问题发出通报，认为媒体报道属实，将追究有关负责人的责任。依据有关规定，沧州市人民政府、中共沧州市纪委、沧州市监察局、沧州市供电公司研究决定，给予沧州市审计局副局长朱玉山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盐山县审计局局长王荣华党内严重警告、行政撤职处分；给予盐山县审计局副局长刘新才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给予黄骅市审计局基建科科长藤义中党内严重警告、行政撤职处分；给予盐山县供电公司经理张红卫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依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规定，给予沧州市审计局局长田永利通报批评。
9月14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上海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一些地方财政确实困难，审计部门的审计费用不能保障，对“八不准”纪律不能刚性执行，审计人员外出审计的确由被审计单位招待，但招待不等于宴请，招待是有标准的，而且决不能喝酒。
盐山审计事件被曝光后，全国各地审计机关认真反思，展开廉政警示教育。审计署表示，从2007年开始，将请财政部门和监察部门联合组成监督机关，每年对审计部门进行检查，并形成固定的制度。企业反贪腐案例。
四、腐败书记用MBA管理“情妇团队”
当事人：杨枫
特色事件：MBA知识首次被用来管理情妇
影响力所在：严肃的管理理论被无耻的贪官洋为中用，糟蹋成令人不幸的“中国特色” 国家花费巨资让一些干部去进修，他们到底学得到了什么，有没有把学到的知识用到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上？MBA与贪官情色的“嫁接”证明了一个道理：再高明的管理水平也不能解决本质腐败的任何问题
6月1日，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副书记杨枫（副厅级）涉嫌受贿案，在巢湖市中院开庭。杨枫不仅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索取巨额贿赂，还同时包养了7个情妇。为了防止情妇们争风吃醋，他运用进修时学来的MBA管理知识，让“首席情妇”邹某用分类法统领其他
6个情妇。排在第二的是二号张某，三号李某，四号黄某，五号林某，六号陈某，七号刘某。据其分析，二号至六号情妇的性格特点大抵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爱钱型、爱帅哥型、爱权力型、爱吃醋型。杨枫人尽其才，分别安排她们做合适的事情，如有的主攻上级领导圈子，有的经营公司，共享利益??为了便于管理，邹某为杨枫配备了六个手机号，分配给不同的情妇。在她的科学调度下，杨枫和情妇们彼此满意，相安无事??最终，因一度失宠，“首席情妇”邹某反戈一击。举报杨枫所作所为，2005年9月7日，杨枫被依法逮捕。
五、湖南郴州官场大地震
当事人：雷渊利、曾锦春、李大伦、樊甲生
特色事件：“三玩市长”、“三不倒书记”、所谓“三无干部”和荒唐的“三不准部长”，搞腐败人人各有特长
影响力所在：“三玩”成为腐败官员的样本，百姓游行庆祝印证“腐败不除，国无宁日” 继上演全国住房公积金第一案的郴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案被判死刑以来，处于湘粤交界处的湖南郴州接二连三爆发腐败案，包括原副市长雷渊利、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原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原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在内的一批人落马，同时涉及科以上干部300余名，处以上干部近百名，引发郴州政坛大地震，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三玩市长”。―玩权、玩钱、玩女人样样精通，于国、于家、于人民处处背离。53岁的副市长雷渊利东窗事发后，在一封“忏悔”信中说，“人家背后议论我是‘玩权、玩钱、玩女人’的‘三玩’干部，我认为名副其实。”在双规期间，雷渊利写下了近万言的《我的沉痛的反思》，招供了与“贵妃”们风花雪月的故事。9月5日，长沙市中级法院一审以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贪污罪判处雷渊利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追缴犯罪所得，上缴国库。
“三不倒书记”――市纪委书记曾锦春被“双规”后，满城百姓上街游行、通宵燃放鞭炮以示庆祝。作为纪委书记，曾锦春在郴州横行无忌，他善于利用自己对官员们的监察权力来攫取更多权力而谋私。如果谁不顺他的意，就很可能会被他找个借口“双规”起来；如果哪个官员手中有其垂涎的资源又不愿交出，同样有“双规”之虞。湖南省纪委此前曾三次对曾锦春实施调查，但每次都不了了之，曾锦春因此被称为“告不倒、查不倒、管不倒”的“三不倒纪委书记”。
虚假的“三无干部”――市委书记李大伦说自己是无贪污挪用、无行贿受贿、无嫖赌逍遥的“三无干部”，但现在查出他“五毒俱全”，既有经济问题，也有作风问题，涉及工程建设、矿产资源审批、买官卖官三个方面。他的问题数额特别巨大，手段特别狡猾，性质特别严重。5月，李大伦夫妇被“双规”后初步交待，近年他们收受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1325万元；收受各级党政人员以拜节、贺寿、出国、子女留学等名义送的600多万元人民币、12.2万美元、2000欧元和8000加元。此外，还有600多件贵重物品被调查组扣押。
“三不准部长”――6月1日，李大伦“双规”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樊甲生签发了一个“三不准”文件：不准给外来媒体提供新闻线索；不准接待外来媒体记者；不准与外来媒体记者串联、合作等。但好景不长，这位常常作出荒唐事的宣传部长在8月即被“双规”。樊向省纪委供述的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元。
反腐案例
篇四:企业反贪腐案例
1、“温和腐败”：一个贪官的发明
云南省麻栗坡县委原书记赵仕永说：“那些不给钱就不办事的人是‘暴力腐败’；像我这样，在为人办好事的情况下收点钱，是温和的，所以我说自己是一个温和腐败的县委书记。”
云南省麻栗坡县委原书记、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原局长赵仕永，因受贿索贿400多万元、贪污50多万元，6月29日被法院一审以受贿罪、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650万元。
赵仕永说，自己在受贿贪污这些钱的时候自认为是正常行为，直到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才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犯罪。
为群众谋利的同时也为自己捞钱企业反贪腐案例。
赵仕永说:“我收了人家的钱，是在为麻栗坡做好事中收的，这是正常的。现在别人都这样，我为什么不这样呢?”
客观地讲，赵仕永知识面广，能力很强。他在为官的20多年里，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群众办了许多有益的事情，特别是在他担任麻栗坡县委书记不足6年的时间里，使麻栗坡县发生了较大变化。
麻栗坡县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2002年12月，赵仕永到麻栗坡县任县委书记时，该县的全年财政收入位居文山州倒数第二名。面对贫困，赵仕永因地制宜，采取了若干既可行又见效快的全县经济建设发展措施，大手笔地进行市政建设、房地产和水电开发、矿产资源和林业资源整合等等??经过4年的奋斗，到2006年底，麻栗坡县的财政收入已跃居文山州第三名。
然而，赵仕永在为民谋利的同时，也大肆地为自己捞钱。他收受了在麻栗坡县搞开发建设的20多位老板送给的包括“年节礼金”在内的400多万元贿赂款;以购买个人用品开成公务开支发票报销的手段，贪污公款50多万元。 对于自己的敛财行为，赵仕永觉得很正常。他直言不讳地对记者说:“因为现在社会上有‘潜规则’。很多人是在损害别人的利益、损害麻栗坡的利益，可我不是，我不存在收了钱不办事、吃拿卡要，我是正常地履行县委书记的职责。我收人家的钱，是在为麻栗坡做好事的情况下收的，这是正常的，而且没有损害麻栗坡群众的利益。”当记者问及为什么购买个人用品也要开发票报销时，赵仕永也很干脆地说:“现在别人都这样，我为什么不这样呢?这也正常呀!”
变着方式“正常”地敛财
赵仕永敛财方式有五种:为人提供帮助、发挥县委书记的核心权力决策作用、去企业调研、直接或间接地开口要、个人购物公家报销
在麻栗坡，赵仕永说话一言九鼎，办事干脆果断，因而人们既怕他，又很服他。他的一位下属说:“赵仕永威信很高。”赵仕永就是利用这样的威信，运用他的“协调决策权”、“过问指示权”，一边领导着他的事业，一边变着方式“正常”地捞钱。
敛财方式之一:为人提供帮助。赵仕永收受的大部分钱物都是他在为他人提供帮助后而心安理得收受的。
1998年，王某在麻栗坡县沿河街街心投资建了一个友谊商场，因影响市容和交通，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在民愤的压力下，2003年初王某找到赵仕永，表示自己愿意拆除，但要求政府给予经济补偿。赵仕永认为商场拆除有利于市政建设，便同意了王某的要求。按照县政府的要求，王某按时拆除了商场，拿到了150万元的政府补偿款。事成后没几天，为感谢赵仕永的关照，王某送给赵仕永20万元。
2005年，在赵仕永的支持帮助下，王某得到了开发沿河街的项目、建设政务楼(回迁楼)的开发权。2006年下半年的一天，王某送给赵仕永15万元以示谢意。王某随着自己利润的增加，又陆续送给赵仕永70万元。至此，赵仕永共收受了王某的贿赂105万元。
敛财方式之二:发挥县委书记的核心权力决策作用。在麻栗坡，基本上一切党政大权都集中在赵仕永一人身上，他就是发挥县委书记定夺事项的核心权力，通过帮人“解难”而收受贿赂的。
2005年上半年，麻栗坡县一家木业公司经理张某因没有获得木材采伐指标，请求赵仕永关照。在赵仕永的协调下，张某当年下半年就获得了2000多立方米的木材采伐指标。2007年6月，赵仕永又让县林业局多关照张某的木材生意，因而县林业局每年都在正常采伐指标基础上多批给张某300至400立方米木材。在此过程中，张某5次送给赵仕永30.2万元。
开发水电是麻栗坡县的一项重要经济发展项目。该县曼棍第五级电站，起初由两家单位和一名个人联合开发。云南某锌铟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林某看到开发这个项目很有前途，就找赵仕永请求参加开发。赵仕永觉得林某能干，就表
态同意。此时，原定开发人已经着手建电站，在赵仕永“一定要让林某牵头开发，并持有多数股份”的要求下，林某的公司获得了46%的相对控股权。为此，林某4次送给赵仕永人民币30万元和4000元美元。
敛财方式之三:去企业调研。赵仕永经常带领有关部门的领导到一些企业调研，这本来是在正常履行县委书记的职责，关心支持企业发展，而赵仕永却认为:“县委书记去哪家企业调研，说明这家企业是县委书记关注的，各有关单位对该企业的优惠政策都会相继出台。等这家企业发展上去了，有了好效益，自然就会给关心它的领导送好处。”于是，赵仕永就把去企业调研作为捞钱的一种方式。
2005年，陈某、骆某在麻栗坡合伙开办了一家咖啡发展有限公司。为了获得赵仕永对公司的支持和政府的一些优惠政策，二人于2006年春节前夕送给赵仕永5000元。赵仕永当即表示支持，并于春节过后带着相关部门的领导到该公司基地进行调研。结果，县扶贫办和农业局就给该公司下达了100万元的贴息贷款指标。此后，只要是陈某、骆某决定要开发的项目，赵仕永就会支持，有关部门就会关照。在这一过程中，赵仕永得到了3.6万元的好处费。
敛财方式之四:直接或间接地开口要钱。在赵仕永捞钱的过程中，不乏自己对下级开口要或者叫人为自己的消费买单。
2008年10月中旬，赵仕永以要办事用钱为由，叫其驾驶员找县财政局长想办法提出10万元给他。财政局长立即召开局班子会议研究，决定以到州上看望老领导为名，从县财政局单位账户预支10万元交给了赵仕永。
敛财方式之五:个人购物公家报销。赵仕永贪污的50多万元，都是通过购买个人物品让公家报销的方式，将公款据为己有的。赵仕永说他并不看重钱，自己生活得很俭朴。在采访中，记者反问他:“你既然不看重钱，那为什么购买个人用品还开发票让公家报销呢?”赵仕永回答倒也干脆:“我是县委书记，有报销的便利条件。现在当官的哪个不这样，大家都这样做，我也这样做，正常啊!”
赵仕永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2004年12月至2008年9月，赵仕永和郑娅琳(特定关系人)在昆明、文山等地购买家具、电器、服装等生活用品，共报销了53万余元。赵仕永拿发票在麻栗坡县委办、财政局、广电局等单位共报销了28.9万余元，安排驾驶员开
发票到麻栗坡县委办、建设局及文山州民政局报销了24.1万余元。
从认为只是违纪到认罪服法的转变
赵仕永说:“如果我不是县委书记，人家不会给我送钱，那些给我送钱的人是在‘期权’。”
赵仕永虽然脑袋灵活、有知识、能力强，却是个法盲。赵仕永说:“我干了那么多好事，也收了那么多钱、贪了那么多钱，可我在收钱的时候，认为这是社会‘潜规则’，是正常的，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
文山州检察院负责侦查赵仕永案的主办检察官王强说“:赵仕永开始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犯罪，直到案件由纪委移送到检察院。我们在审讯他时，他都只认为自己是违纪，我把《刑法》法条讲给他听，他才感到自己的问题严重，叫我给他找法律书看，我就把书拿给他了。到第二次审讯时，他就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赵仕永在看守所里认真地读了《刑法》，把自己所做的事与法条一一对照，从内心深处感到自己确实犯罪了。赵仕永对记者说:“我原来有一个盲点，那就是:我在收钱和贪钱的过程中，总认为是正常的，因为我收人家的钱是在帮助和扶持企业发展，是在为麻栗坡经济建设作贡献，没有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人家给我一点钱，我就收了，这是正常的呀。我买东西拿去报销，是因为现在大家都这样做，我不认为是什么违法犯罪。我根据现实的情况发明了两个词，叫做‘暴力腐败’、‘温和腐败’。我认为，那些不给钱就不办事的人是‘暴力腐败’;像我这样，在为人办好事的情况下收点钱，是温和的，所以我说自己是一个温和腐败的县委书记。现在我已经认识到了，如果我不是县委书记，人家不会给我送钱，那些给我送钱的人是在‘期权’，当时他们既是对我职务和权力的投资，又是对我未来职务和权力的期待。”
赵仕永在看守所对记者说:“开庭前一天，周和玉检察长(文山州检察院检察长)找我谈话，我对他讲，我之所以能支撑到今天，能正确认识和对待自己的问题，而且还比较乐观，全是检察院给了我力量。所以，我在法庭上作最后陈述时说:‘上了法庭就等于进了医院，通过检察官、法官、辩护律师这些医生的诊断后，我才知道自己的病很严重。以后我坐牢改造，就是一个康复的过程，我相信自己的病一定会康复好，我会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私欲膨胀导致权力变异
文山州检察院副检察长宋贵华说:“作为国家工作人员，都应把赵仕永案作为一面镜子，时刻警醒自己，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
赵仕永，一个曾经的县委书记，既为群众做好事，又为自己捞钱财;虽然读书很多，知识广博，却是个法盲，已经违法犯罪了，还认为是正常行为。“赵仕永现象”应引起有关部门的深思。
文山州检察院副检察长宋贵华在法庭上发表公诉意见时说:“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是赵仕永案的明显特征。”他指出，该案涉及众多行贿人，这些行贿人均在麻栗坡有投资开发的项目，他们送钱的目的就是看中了赵仕永手中的权力，希望和赵拉近关系，能够在工程、生意上得到赵的支持和帮助。对此，赵仕永也是心知肚明。由此可见，一方以金钱换利益，一方以权力换金钱，各有所得，双方均实现了各自的目标，权钱交易特征显露无遗。赵仕永“在为人办好事的情况下收点钱”，也就是他所谓的“温和腐败”，实质不就是权钱交易吗?
宋贵华认为，赵仕永案的发生虽然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但最重要的还是他个人主观原因所致，即私欲的膨胀。宋贵华分析说，由于我国现行体制的原因，县委书记的权力过于宽泛，权力的触角可以延伸至各个领域，如果不好好把握自己，任由个人私欲膨胀，加之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权力行使者就可能滥用手中的权力。赵仕永就是这样走上犯罪道路的。作为县委书记，赵仕永对党的基本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不可能不知道，对党的宗旨、执政理念、反腐倡廉方针政策不可能不熟悉，可是由于私欲的膨胀导致了权力的变异，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