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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自传读后感(一)
通过这些资料了解到的都是别人眼中的周恩来，单位人从平凡到伟大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别人是无法评述的，只有他自己才有资格述说。
我们非常幸运，周恩来在年轻时有写日记的习惯，加上他的一些书信，能使我们现在的人有机会走进他的内心世界，从另一个角度去了解周恩来。我之前也会写些日记或者称之为感想的东西，但却没有养成习惯。如果没有当时的一些文字，再回首以前的自己，印象是模糊的。这对自己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所以记下自己成长的感悟是非常有益的。如果将来能被后人阅读，这当然再好不过，即使不能，当自己年迈之时，看看这些自己当年写下的东西，我想也会使自己这一生少了一件憾事吧!
周恩来在19岁留学日本时，也是充满了迷茫，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不知自己应该向何处努力。迷茫是青年人普遍存在的特征。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心安理得地虚度自己的青春岁月。我们应该积极地去寻找人生的方向，尽早确立自己的人生信仰，是自己尽快地跳出迷茫的沼泽。但凡有伟大成就的人，都是在青年时就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信仰，并用一生去实践这一信仰的人。周恩来在从日本留学回国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找到了自己的信仰------用共产主义来拯救苦难的中国。他用自己的一生去实践了他的信仰，终成一代伟人。
我现在正处在这一生人生阶段，和青年的周恩来一样正在苦苦地寻找自己的人生信仰。希望我也能像周恩来一样尽快地找到自己的信仰。
在江苏省淮安市的周恩来故居内,悬挂着一幅题词,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全党楷模”.这是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1984年10月29日到此瞻仰时写的.诗人臧克家写过一首诗”你会觉得心的太阳到处向你照耀,当你以自己的心温暖别人.”他认为周恩来就是这样一个人,周恩来”为革命,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很少想到自己,处处关心别人,体贴入微,感人动人.”这样的认识和感受,并不只是个别人的,也不只限于中国人.美国记者白修德1939年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庆与周恩来相识,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是1972年,在30多年他同周恩来的交往中,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完人.”
周恩来是一代楷模,首先在于他全心全意地,无私地为国家为人民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正如有的人说:”周总理的英名同我们民族的命运紧紧相系,他的一生为着民族的兴旺,鞠躬尽瘁,英勇斗争,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每一个胜利,都侵透着他的血和劳苦,在建设和发展战无不克的人民解放军队,在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巩固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在创建社会主义战线等方面,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在国际事务中,总理以博大的胸怀加强我国人民同世界人民的团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团结起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这样一位无私无畏的革命家,一位伟大的创业者,将永远为人民崇敬.”周恩来诞生于中国濒危,民族挣扎于灭亡线上的忧患中,成长于救国救民的斗争中。
周恩来的一生,在新中国建立前可以说是为立国而奋斗,无论是建党时期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他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一全部心力为建国而奋斗.17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国家进入大动乱的年代,他竭尽全部心力进行保国,使我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而终于没有崩溃,政治上历经艰险而终于转危为安,保过期间也偶建国,建国时期也有保国.终于周恩来把贫穷破旧的\中国已经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新中国的建立和建国后他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到如此的模样.这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的历史性攻击,是他们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奋斗的结果.其中,周恩来居于显著的位置,创建了丰功伟绩。
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抗战时期在重庆,美国<纽约时报>名记者怀特询问周恩来:”你是以中国人的身份为重,还是以共产党员身份为重?”周恩来立刻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当然以中国人的身份为重.”
1946年国共和谈中,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徐永昌向周恩来提供了一份备忘录,说是原规定三人小组内任何提议者都要三方面同意才能进行,但如果国共双方争执不休,问题就难以解决,因而提出国共双方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由美方仲裁,也即美方有最后决定权.周恩来听了这话,站了起来.手指着墙上挂着的孙中山肖像,气愤地说:”徐部长.当着孙中山先生的像,我问你:我们中国的事为什么要让外国人来仲裁?”周恩来激动地说:”我们公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也是爱国者.如果中共方面提出要请苏联人仲裁,则我周恩来便不是周恩来.”周恩来声色俱厉.义正言辞,使徐永昌目瞪口呆.无言以对。
从周恩来身上可以深切地看到作为中国人的尊严.他热爱中国,献身中国.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强盛,为了使中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为之终身奋斗.周恩来为之终身奋斗的中国,是人民的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他为人民而努力创建新中国,他建设新中国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可以获得自由幸福的生活。
这就是周恩来,他有着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和关心所有的干部和群众的真挚感情,他对人不看地位高低,职务大小,一视同仁,以诚相待.他胸怀博大,心中只有人民,为人民而无私奉献,到了忘我的境地。
周恩来自传读后感(二)
周恩来，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一任总理，也是最受人爱戴的总理，他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偶像，我们可以从以下看出：
著名作家冰心老人说："周恩来总理是十亿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
联合国前秘书长哈马啥尔德于1955年在北京会见过周总理后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与周恩来相比，我们简直就是野蛮人。"
周总理死后，联合国降半旗(不是联合国旗降半，而是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国旗全降半旗)。其中有一些国家的领袖不高兴了，说："为什么不给我们国家死去的领袖降半旗?"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如果你们国家的领袖可以掌管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却无儿无女，如果你们国家的领袖可以在海外没有一分钱的存款，谁做的到的，我也给降半旗。"所有人都鸦雀无声。
那么对于这样一位备受爱戴的总理，我们新一代的接班人又了解多少呢?我们有义务去尊敬爱戴他，去了解他的生平事迹，去永远铭记他的一生。而这本书以其极度真实的内容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全面的总理。
讲了那么多了，现在来介绍这本书吧!本书主要是通过很多记者同总理的谈话来描述了周总理的生平，及他的一些理念，这从一个侧面真实德记录了他的一生。(这些文字都是战争年代记者们同他面的面交谈得来的，这些文章都是一律的保持原状编者仅对错别字或是人民地名修改了一些，书中还有一些记者自己对于采访总理的感受)
他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给人的印象很深，他关于蒋介石，陕西和江西，将来的计划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埃德加.斯诺在他的"造反者中"说：他有着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的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是一个头脑冷静，善于推理分析，讲究实际经验的沉稳的人。
在同美国记者李勃曼的谈话中，他诉说了自己从出生到上学，到加入中国共产党再到长征，以至于后来的与马歇尔会面(1945年)的心路历程。他指出人走上革命之路不是天生的，而是压迫和环境造成的。但是他之所以能产生革命性是由于人的本能中有一种抵抗力，不愿受外来压迫。有一种人，站在压迫方面或是帮助压迫的，当然无由产生抵抗力，但是大多数人是被压迫的，只不过抵抗力是有强弱的不同。有些人抵抗力强，是经过锻炼而来的;有些人抵抗力弱是因为锻炼的不够.。
之后还有同日本，英国记者的谈话，他分别从各个方面谈到了自己对于台湾，边界问题的理解，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睿智的总理。
对于很多喜欢周总理的人来说，这本书无疑能带给大家很多好处;这本书也是我们深层了解他的一扇窗户。希望大家有空可以看看，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的，不管是他在困境中的态度，还是在乱世中的处事哲学，都值得我们去深刻学习。
周恩来自传读后感(三)
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周恩来总理的这句话现在时常被用来勉励新一代努力学习，建设祖国。周恩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缔造者之一，第一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他的生平事迹，一时半会儿还是讲不清楚的。在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更加明确地指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名主人士商量，但“周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这就说明周恩来在新中国的地位了。怪不得美国前外交大臣艾登要说：“你们早晚会知道，周恩来可不是平凡的人。”
对于外来的观察者而言，周恩来的两种角色给予了他们深刻的印象。他首先是一名伟大的外交家，他的迷人风度与机智谈吐在第一印象时就令人难以忘怀。在1943年对蒋介石政府失望透顶的费正清很容易对重庆的“周公馆”兴趣昂然，他的观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这样描述45岁的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周恩来作为领袖人物的非凡才能，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这是一位英俊潇洒、有着一双黑色的大眼睛的伟人。”他的学生白修德也得出了类似的判断，他乐于在周公馆做客。多年后，都已老去的他们在北京再次见到了周，但除了模糊的记忆，一切都已改变。
费正清在欢迎招待会上发现周恩来喜悦的面孔下“透出久经磨炼的刚毅与顽强”，在《自传》中，费这样比较周与毛的一生：“他是一位具有古典风格的总理大臣，相比之下，毛泽东更像一位真龙天子，他可以在风云变幻的云雾中恣意纵横，时隐时现，而周恩来则不同，他仿佛一直在权衡时势，修补残局。”周或许是其中最不像革命者的伟大革命者。至今人们仍津津乐道于他在南开中学饰演女性角色的轶事。也是在这所以开放著称的学校中，他阅读过《新青年》，熟悉孟德斯鸠，接触了亚当.斯密，中国传统的历史书籍也让他兴奋。1919年，他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与其他一些社会主义著作，并为此激动，但他的组织才能比他的理论造诣更高一筹，在天津的学生运动中，他脱颖而出。可以想见，在一个动荡时期，这种天赋比独创性更受欢迎。他在26岁成为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28岁时领导了上海60万工人的罢工，当时的人们或许没有耐心倾听毛泽东用湖南口音讲述的农民革命，但一定容易接受英俊的年轻人条理清晰、务实的分析。事实上，一直到1936年，周恩来始终拥有比毛更高的职位，而他在遵义会议上提供的强有力的支持，更是帮助后者重获权力。与毛泽东与蒋介石不同，周恩来小心翼翼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前二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了畅销书作家，他们的版税都超过了他们的元首职务津贴。尽管周是世界上最有性格的政治家之一，他的自传却缺乏个性。如果你缺乏洞察力，很可能会将之仅仅视作毛的各项政策的推行者，就像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那样，在1972年会见毛泽东时，他将周描述成毛周围的“一位笨拙的小学生”。但周与毛的关系比任何人想像的都要更复杂，更相互依存。《亚洲周刊》在回顾20世纪的亚洲伟大领袖时，称周恩来是始终的第三号人物。尽管他是毛最有力的助手，比毛年轻5岁，在毛掌权后，却从未成为第二号。但是，在中共历史上，他在最高领导层的时间却无人匹敌。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1976年逝世，他目睹着曾经的同志一个个死亡，或者被打倒，自身却保持了下来，成了中国政治历史上最著名的“幸存者”之一。
身兼总理与外交部长的51岁的周恩来是新中国名义上的首席执行官，但其作为更像是首席运营官。一位威严的董事长通过一个庞大的董事会，有着绝对权威来做判断，而周只能做更多的权衡与协调工作，只有在其他人最陌生的外交领域，他才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周恩来传》作者迪克.威尔逊所说“取得了在外交上的最伟大胜利”，他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形象赢得了人们的尊重。这次会议准确印证了亨利.基辛格对外交的判断，“它仍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那些对共产主义政权保持怀疑的人在面对周恩来的个人魅力时，也努力收敛了这种怀疑。我们无法一一细数周恩来为这个国家作出的贡献，但在老一代人心中，他是集聚了这个民族的无数优良品德的化身，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人们知道他是一个好总理，从他的身上，人们知道什么样的官员才是“人民公仆”。
据统计，总理的工资是400.80元，邓大姐的工资347.50元。从1958年到1976年，一共是161442.00元。用于补助亲属的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这两项支出占两人总收入的1/4。其中的主导思想是，自己拿工资来补助，就可以减少国家的负担。至于总理的积蓄，总理也曾立了规矩：凡是积蓄够5000元，没什么用，就交党费。就这样，总共交了14000元。总理1976年1月份去世以后，两个人总共才积蓄了5100元。所以说，两位老人非常俭朴。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去世时所留给这个世界的。
想起周恩来说的一句话：“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他果然做到了。但是我，虽然我不能像他一样伟大，但起码我要守信用，我要说到做到，给自己定的目标，就要奋力实现.
周恩来自传读后感(四)
他的一生是百折不挠并不断奋进的一生;
他的一生是用共产党人大智大勇战胜劫难的一生;
他的一生是历经无数荣与辱，生与死考验的一生。
合上书更对周总理的伟大形象肃然起敬，磨难中的周总理更显得丰富亲切。磨难，铸造了他的伟大人格;磨难培育了他的领袖风范;磨难，使他百炼成钢;磨难，使他在党和人民中赢得了崇高的威望。
“为中华之崛起”
从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遭到敌人的残酷镇压，到提出“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建议直接被党组织忽略，再到提出挽救革命的计划——发动湖南农民武装暴动遭受反对。青年时期的周恩来像当时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不断为探索中华民族的未来而努力着，也许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在不顺与惆怅中，周总理变得更加坚强，终于随着“八一”的一声枪响，起义军很快占领南昌城，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的斗争开始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期!
还记得周总理的那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曾激起过多少仁人志士投身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也正如他所言：“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在长征时期，周恩来苦撑危局，实际组织和指挥红军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他支持和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对挽救红军，排除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起了关键的作用，在遵义会议上，又力荐毛泽东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他以犀利的眼光和敏锐的智慧，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找到了正确的路。
“立党为公，相忍为党”
无论在建国初的外交还是处理党内问题上，他总是顾全大局，任劳任怨，正如李先念先生所讲：“他是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苦战”。
在赴万隆会议前，尽管他身处专机被炸，国民党特务组织暗杀敢死队的险恶环境下，但他依然坦然地说：“苏加诺总统自己都保证不了自己的安全，我们在人家国家就得听人家的，安全问题就交给人家了……做外交工作就是有危险的嘛……”会上，面对一些国家代表发出的不和谐声音，他边听边思考，最终决定作个补充发言，成功提出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使会议最终朝向了正确的方向。就像当时美国记者鲍大可评价说：“他善于等待时机的外交才能简直是登峰造极。”
同样“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历史之长，形态之特殊，情况之复杂，斗争之惨烈，都堪称空前绝后。处在最高领导层的周恩来，作为十亿人的当家总理，在风云变幻之中，在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上，他千方百计，随机应变，保护了大批优秀干部，为维持十亿人民的最基本的经济生活和需要作出了最大努力。他断然反驳江青的诬陷，承受毛主席几次的错误批评;他为粮食危机问题而深深自责：“我总理没当好，让百姓挨了饿”;他全力阻止“左倾”错误的发展，以极大的政治勇气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立党为公，相忍为党”，这是他毕生所恪守的信念。他总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宁肯牺牲自己，忍辱负重，也要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马来西亚槟榔屿华人大会堂主席庄汉良，称赞周恩来“由学生时代就己献身为国家，为人民做事，担任了二十六年的共和国总理，公而忘私，日理万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比于西蜀函相诸葛武侯”。这其实一点也不为过。
周恩来自传读后感(五)
在没有读完《周恩来传》之前，我对周恩来总理的伟大形象的认可是从课本上和人们口中了解的，现在看完《周恩来传》之后，我更加崇拜周总结了，下面来跟大家分享下我的读后感吧!
周恩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名解放军和中华人名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名解放军和中华人名共和国主要缔造者之一，第一任中华人名共和国总理。
他的生平事迹，一时半会儿还是讲不清楚的。在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更加明确地指出：新中国中央人名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名主人士商量，但“周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这就说明周恩来在新中国的地位了。怪不得美国前外交大臣艾登要说：“你们早晚会知道，周恩来可不是平凡的人。”
对于外来的观察者而言，周恩来的两种角色给予了他们深刻的印象。他首先是一名伟大的外交家，他的迷人风度与机智谈吐在第一印象时就令人难以忘怀。在1943年对蒋介石政府失望透顶的费正清很容易对重庆的“周公馆”兴趣昂然，他的观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这样描述45岁的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周恩来作为领袖人物的非凡才能，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这是一位英俊潇洒、有着一双黑色的大眼睛的伟人。”他的学生白修德也得出了类似的判断，他乐于在周公馆做客。多年后，都已老去的他们在北京再次见到了周，但除了模糊的记忆，一切都已改变。
费正清在欢迎招待会上发现周恩来喜悦的面孔下“透出久经磨炼的刚毅与顽强”，在《自传》中，费这样比较周与毛的一生：“他是一位具有古典风格的总理大臣，相比之下，毛泽东更像一位真龙天子，他可以在风云变幻的云雾中恣意纵横，时隐时现，而周恩来则不同，他仿佛一直在权衡时势，修补残局。”周或许是其中最不像革命者的伟大革命者。至今人们仍津津乐道于他在南开中学饰演女性角色的轶事。也是在这所以开放著称的学校中，他阅读过《新青年》，熟悉孟德斯鸠，接触了亚当·斯密，中国传统的历史书籍也让他兴奋。1919年，他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与其他一些社会主义著作，并为此激动，但他的组织才能比他的理论造诣更高一筹，在天津的学生运动中，他脱颖而出。可以想见，在一个动荡时期，这种天赋比独创性更受欢迎。他在26岁成为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28岁时领导了上海60万工人的罢工，当时的人们或许没有耐心倾听毛泽东用湖南口音讲述的农民革命，但一定容易接受英俊的年轻人条理清晰、务实的分析。事实上，一直到1936年，周恩来始终拥有比毛更高的职位，而他在遵义会议上提供的强有力的支持，更是帮助后者重获权力。与毛泽东与蒋介石不同，周恩来小心翼翼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前二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了畅销书作家，他们的版税都超过了他们的元首职务津贴。尽管周是世界上最有性格的政治家之一，他的自传却缺乏个性。如果你缺乏洞察力，很可能会将之仅仅视作毛的各项政策的推行者，就像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那样，在1972年会见毛泽东时，他将周描述成毛周围的“一位笨拙的小学生”。但周与毛的关系比任何人想像的都要更复杂，更相互依存。《亚洲周刊》在回顾20世纪的亚洲伟大领袖时，称周恩来是始终的第三号人物。尽管他是毛最有力的助手，比毛年轻5岁，在毛掌权后，却从未成为第二号。但是，在中共历史上，他在最高领导层的时间却无人匹敌。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1976年逝世，他目睹着曾经的同志一个个死亡，或者被打倒，自身却保持了下来，成了中国政治历史上最著名的“幸存者”之一。
身兼总理与外交部长的51岁的周恩来是新中国名义上的首席执行官，但其作为更像是首席运营官。一位威严的董事长通过一个庞大的董事会，有着绝对权威来做判断，而周只能做更多的权衡与协调工作，只有在其他人最陌生的外交领域，他才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周恩来传》作者迪克·威尔逊所说“取得了在外交上的最伟大胜利”，他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形象赢得了人们的尊重。这次会议准确印证了亨利·基辛格对外交的判断，“它仍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那些对共产主义政权保持怀疑的人在面对周恩来的个人魅力时，也努力收敛了这种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