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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们在镇上的十字路口旁租了房子。院子很大，右边有厨房，旁有灶台。对面杨树下宽敞处可存放煤泥和引火物。离学校很近，女儿念书便捷，妻子满意便租下来。
那年，我很忙，生意很火。不时有电话打来。每次接到电话，我对妻子言语一声，在女儿的额头和脸上亲吻一下，背了包便出门。
每当我掀起门帘一脚跨出去，就会有一条黑狗坐卧在我的脚下，两眼盯着我并不出声。它转到我的身后，像个警卫。我走它便走，我停它也停。走过院墙的拐角处，我突然加快步伐企图甩开它的纠缠。
它明白我要去的方向，远远地跑在我前面，不时地跑回来，咬住我的裤脚。我抬腿踢它时，它闪电一样窜了出去，然后继续在前面小跑着，一直到桥头。
天不亮，我在桥头等车。风呼呼的卷起黑黑的煤粉。煤粉中夹带着细沙，打在面颊上，生疼。我打电话和车队联系，回话说车队早已出发。此时还没到桥头，一定是前面堵车。
那年，修路。堵车是常有的事情。车队上不来，心情变得很焦急，一是厂里等煤用，二是煤矿的煤如果不能在太阳出来之前拉走，那是很危险的。私开滥挖很严重，天天有稽查队的人查煤窑，被逮着了可不是闹着玩的。
桥下是汾河，河水哗哗响，它窜到栏杆前向下看“汪汪”地叫几声，立着不动，又扭过头来看着我。我心里很清楚这是在提醒我，担心在黑不隆冬的怕我掉下去。撵它不走，忍不住从包里掏出来妻子为我预备的干粮，留给它。我叫它“黑仔”。
黑仔吃过我扔下的干粮还不走，一直看着我上了车。车门啪的一声，我顾不得再去理它。先要和司机了解路上的情况，不由得扭头看它一眼：桥头，黑仔直立在黑黑的栏杆下。
我从银行离职后做煤炭生意，几乎每天都要带着车队，在山里打转转。几乎每家煤矿上都养狗。矿上的狗都很凶，见到生人绝不会有一点的友好姿态，瞪着眼珠子盯着人“汪汪”地吼叫。我担心它用力过猛，挣脱链子猛地冲过来。每到一家煤矿，我都不敢下车。只要听到有狗的叫声，便在车里躲着。
夏天，晚霞红红的一片，绿油油的杨树叶子，风吹着扑啦啦的响。家家利超市门前，油炸臭豆腐的生意很红火，几乎到了排队的地步。摊位的座椅上，一个胖子摇着蒲扇，扇着他又圆又大油腻腻亮光光的脑袋，一股特别臭的味道飘过来，很呛人。
司机送我回家，车子在臭豆腐摊位前停下。我屏住呼吸和司机摆摆手，再和摇扇子的大脑袋摆摆手，只几步，便是那院子的拐角处。
黑儿在这里等着我。“汪汪”叫两声，尾巴摇晃着，跳起来咬我的胳臂，左转一圈，右绕半圈，前后拥着，一溜儿地奔跑到院子里，“汪汪”的报信去了。
接着是女儿从门里小跑着出来，甜甜的声音叫爸爸。拉住我的包，小手在里面掏东西，笑嘻嘻的脸蛋红扑扑的。妻子脸色深沉，笤帚疙瘩胳臂上扫着，拍打几下身上的烟灰，怨声怨气唠叨：“你拉回来这都什么煤？！不着，吃饭呢，吃吧你。”转身进屋不再言语。
租赁的房子没有卫生间。晚上我出去方便，黑仔紧跟着。房东的屋子里有吵闹声。我常常在夜里听到房东家里的吵闹声，多是女人的声音，偶有哭声，再就是怒骂声。后来就有盘子碗儿的破碎声。我带着黑仔从厕所回到院子里，房东女主人挑起帘子出来，端一碗面条怒声怨气说：“往后吃饭自己做，老娘不伺候。”一碗面条倒在院子中央的破碗里，喊黑仔来吃。
房东是黑仔的主人。黑仔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可以吃到主人的喂食。黑仔只看了看，没吃，围着我转。女房东骂声不绝：“畜牲东西，一样的都是畜牲”。
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劝解房东家的战争，想想自己家里也在冷战中，算了吧，还是算了吧。又想，唯有与女儿，与黑仔才可以保持平和相处。此时，女儿和妻子已经熟睡，黑仔是我唯一的伴儿。常常，长长的夜里，杨树下面的石板上，我喝水纳凉，只有黑仔卧在我身边。
夜半时分，我与黑仔在院子里的石板前纳凉，忽听得房东屋里杯子落地，一阵嘈闹声，接着男人出来，走近我，晃一下大脑袋感叹到：“老弟！老夫子说的好啊，天下，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说着狠狠地踢了黑仔一脚，背着手在院墙的拐角处站了半天，仰天叹一声，唉！大脑袋消失在夜幕中。这天晚上，房东娘子哭了一夜。
好一阵子过后，起风了，要下雨了。我回到床上躺着，想着心事，彻夜未眠。黑仔躲在院墙的拐角处。天不亮，我打了伞出门，黑仔的身上尽被雨水打湿。和往日一样，一直陪伴着我到桥头，看着我上了车，才悻悻地回去……
那年的冬天，格外冷。
大雪封山，交通堵塞，这是我休息的好时机。超市里买了两份吃食。一份给女儿，一份是给黑仔准备的。大地白茫茫一片，院墙的拐角处一个黑点很醒目。今天，它表现很特别，直立着不动。它安静地卧在我身后，我转身看它时，才发现，它的后腿站不起来。
女儿断断续续地向我描述了几天来院子里发生的事情：房东家天天吵闹，黑仔的后胯骨被大脑袋叔叔打折了，前肢拖着沉重的身体，每天，只在院墙的拐角处，哪儿也去不了。
在家休息的那段时间里，我天天往超市跑，买来熟肉听着妻子的怒骂声喂它。夜里更冷，北风呼啸着，我把黑仔抱回屋子里来，放在火炉旁取暖。夜半，被妻子一脚踢了出去……
我要走了，黑儿拖着身子送我到院墙的拐角处。
从我的家门口到院子的拐角处，有十几步的距离。我走，它就爬，我停，它就立着不动。故意放慢速度，怕它跟不上来。黑仔一点一点匍匐过来，爬到院子的拐角处时，它张开了嘴，气喘吁吁的样子，眼睛里折射的光线暗淡了许多，只盯着我看，不再多爬一步。
以后的日子里，竟，天天如此。
我不能看它的眼睛。走出去，返回来，把它抱回到院子里。再走时它仍旧爬着跟上来，一直到院墙的拐角处，前腿立起来，气喘吁吁着看着我，眼角有亮亮水珠。再抱回去，走出来……
我不能再看它的眼睛。伸手将挎包里红红的装满麻花和牛肉干的塑料袋掏出来，摆放在它两腿中间。它没有去吃，那双黯淡眼睛一直注视着我。电话不断地催促，车队在桥头等我……
那年的冬天，妻子带着女儿离开了我。
二十三天后，我的父亲带着重重的遗憾和无限的牵挂，走了。大雪纷飞的雪夜，我们将戎马一生的父亲送回故土，埋葬在冰冷的洞穴里。
寒风刺骨的夜里，我回到院子里，见不到黑仔的身影，也听不到女儿欢快的笑声，当然，也没有听到妻子的声音。空荡的院子里，雪花幽幽地飘落着。院子的拐角处，那只曾装着牛肉干和麻花的红红的塑料袋，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