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myl5520.com--自荐书】
母亲在世那时，我们有时就很好奇母亲小时候的事。比如有一次母亲说她见过打仗，我们便追问，让她回忆详细一些，我们只是从电影里见过。可她说，她也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她和她父亲在地里干活劳动，有人喊“过兵了！”，地里劳作的农人们赶紧往回跑。于是外公在前面拉着牛，母亲在后面跟着跑。母亲在后面吓哭了，还跑不快，外公便让母亲拉住牛的尾巴以便能借点力跟得上。于是母亲就是一路抓紧牛的尾巴跑回了家，在路上牛还把屎拉到母亲头上。这一点让母亲记忆很深，每次讲这事她都把牛屎拉到她头上当作重点细节，我们想听别的比如打仗的具体情景世面，她却没有更多的记忆。她说，当时人们跑都来不及谁还有心情去看打仗。想想也是，母亲生于1945年，他们那里离1949年的扶眉战役的战场不远，母亲说的当时的“过兵”，肯定就是指这场战役的事。那时候母亲也就四岁多，当然不可能记得更多的细节了。
关于母亲童年生活的一些记忆，我也曾向她了解，可就是母亲不怎么愿意多说，她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她只说过一件事，她觉得记忆很深，我却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她说的是，她小时候有一回见家里其他小姐弟几人拿着炮竹在煤油灯的火苗上绕来绕去。母亲用了“绕”这个词，我想可能就是“晃动”。母亲说她也学别人的样子拿炮竹在火苗上绕，可是炮竹在她手里炸了。母亲说她从此就再也不玩炮竹了，几乎也不看别的孩子放炮竹。反正他们当时是怎样的“游戏”，我到现在仍不太明白。
我曾见过母亲结婚前的一张照片，黑白照，一个姑娘站在一张桌子旁紧靠着桌子，桌子上是一个大花瓶，母亲大大的眼睛，胸前两条又黑又长的辫子，我不知道是否该形容母亲美丽漂亮，只感觉到这照片很有点古典气息，母亲的形象也有点村俗气，否则这照片就会有点大家闺秀的意思。母亲说她只上过两年多的“跃进班”，后来我也能想象出什么是“跃进班”。那时候我姨母已经出嫁到一大户人家，母亲不爱到姨母家去，说那家人势利看不起穷人家。但母亲与姨母很好，上学那时候母亲很饿，每天早上一大早母亲上学时路过姨母家，姨母就偷偷地把大门开个缝，出来把一个大白蒸馍塞给母亲。母亲先还是不肯要，后来就每天早上都会上演这一幕。姨母作为大户人家的媳妇，还是大儿媳妇，既要主家，让一家人吃好，还要节省，当时的粮食可算得上宝贝，她把大白蒸馍偷出来送给娘家人，这也要冒着风险的。母亲后来回忆这事时说，富人家的馍就是好吃。她还经常把没有舍得吃完的馍从学校拿回家，让外公和舅舅也分享一点。后来母亲嫁到我们家，也是大儿媳妇，也要管一大家子人的吃喝。不过，那时候早已过了那个人人言之都有感触的大饥饿时期。
母亲虽然只上过两年多的跃进班，但母亲给我的印象她很有文化，至少和农村许多人相比。在我有记忆以后，母亲似乎从来都没有离开过阅读，所以我后来说，我之所以喜欢上文学，与母亲有很大关系。在我上小学时，初次接触毛笔字，我握笔的姿势和写出来的字，有一次让母亲看见，她便给我示范，从她握笔姿势到自如漂亮的字，都让我佩服不已。还有一点，母亲画画的水平那真是十里八村人都知晓的。当然，一个农村妇女会画画，这在那个时代，也没有多少可展示的，可以说无用武之地。但何以闻名远近呢，就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农村女子出嫁前，要做有足够的陪嫁品，衣服被面枕套之类的，这些布料上要刺绣，绣上花花草草一些好看图画风景。这些十里八村的女子或亲自，或托人拿来布料让母亲给上面画上花草。多少年来这种事在我的印象里就没有断绝。当然，在母亲在生命晚期，随着社会进步，让母亲画画作陪嫁这事也逐渐少了，甚至她把画画的笔墨都放得一时找不见了，这种时候她就拿我或弟弟的钢笔在那布料上画，也会画得让旁边看着的妇女连连赞叹。后来母亲去世以后，每当人们说起母亲的“好”来时，画画也是重要一记得刚安葬母亲后那几天，一天我和姐姐坐在一起说话，姐姐说的也就是让我们三口小家好好生活，把几个月大的孩子管好，母亲不在了，我们要管好自己的生活之类的安慰话。又说到母亲时，我们不约而同地朝桌子上母亲那遗像看去。看着母亲的遗像，这时姐姐说了一句：“咱再永世也见不到那个人了。”我现在清晰地记着姐姐说这话时的语气和声调，她说的似乎很平常很平静。也许在我看来，姐姐并没有多少文化，但她说这一句话时，我对她有一种佩服的感觉，在对生死的理解上，饱读诗书的我并不比她强，见惯文学作品中死亡的我，可以说已经对真正的死亡却有某种麻木，姐姐这话在某种意义上刺醒了我的沉痛。我想，姐姐那极平凡的一句话是否也是一种极沉痛又极现实达观的心态呢？我当时只感到心猛地一痛，似乎只一句话让我对生死有了一种更深的感悟了。
作为长女，姐姐可以说在小时候给母亲帮过不少忙。姐姐上小学时学习很好，可她后来小学还没上完就辍学了，想帮家里承一份重担也是其中一个原因。记得她初次要退学时，母亲坚决不同意。后来逐渐母亲也不坚持了，家里确实负担重，父亲常年在外工作，照管不上家，她和我们姐弟四人生活，里外都是她一人也实在不行。姐姐也早已认识到照管我们兄弟几人就是她天职。我和弟弟小时候顽劣的程度，我现在如果仔细回忆，都可找到不少例子。我顽皮，性子还倔强，那时候仅六七岁的我，还经常忍母亲伤心。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我头一次忍母亲伤心时的情形。那时候我们住在一个窑洞里，有一天我忍母亲生气，母亲责骂我时，我还反抗，母亲生气地哭了，说不要我了不养活我了让我走。倔强的我也就坚决地走了，我走出窑洞，快要走出窑洞外面的院门了。记得那天下着雪，不大，可地面也下白了。当我快要走出院门时，母亲追了出来，哭着骂我，拉住我，她虽然已经心软了，但仍然表现出严厉和坚强，她不让我走出门，说要走，就把她做的一身衣服脱下再走。现在我当然知道她说这话就是想逼我服软不要出走。但当时我能知道什么呢，她说让我脱了衣服再走，我就脱衣服，我残疾的腿已经站不住了，就坐在雪地上一点一点脱衣服。窑洞上面是村上的路，本来就人来人往的，一会儿就聚积了一些人在上面看热闹，看我和母亲在表演。当我快脱完时，母亲再也不能让这伤心一幕继续下去了，她大哭着猛打了我几把后，把快的我抱进窑洞里去了。
后来母亲每当说到我性子倔强时，就举例说到了我小时候这一幕，看来我当时把她心伤透了。有时候我想到这一幕，我也追悔不已，我为什么要那么倔强呢，在母亲最艰难的时候，我还这么不懂事让她如此伤心。此后我也没有少让母亲伤心，当我回想起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我想的最多的，还是那些我和母亲的怄气之类，我忍母亲生气。现在母亲去世了，我只有独自品味那些伤心回忆，想起一点一滴，无不渗透着母爱。我也只有到这时候才理解了母爱无以回报这个简单道理。我也时常想，我为什么不能早一点理解一些事情呢？是怪我天性愚顽吗？……
记得母亲曾非常喜欢看一部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那时候村上总共也没有几台电视机，母亲有时就到村上别的家里看，而更多是到邻村大队部去看。说是邻村，其实也不远，也就三里路的样子。他们村大队部很早就买了一台大彩电，说大，也就十八英寸，但那在我们当时十里八村，算是最大的电视机了。我们小孩子在各自家里买电视机之前看的那些好电视，基本上都是从这台电视机上看的。比如我还记得一些电视《敌营十八年》，《武松》，《加里森敢死队》等等。还看了一部外国名著片《大卫·考波菲尔》，是在一部我们看的电视剧之前播放，我们有点不爱看，也看不太懂，当然看得多了也看出意思来。
母亲看《血疑》，在时间上要稍后一点，那是在一九八四年的事。我之所以记得这么准确，是因为那一年的奥运会，播音员宋世雄那一年从广播里传出来的一些声音，和母亲对电视剧《血疑》的痴迷，同时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比如我记得，天还没黑，母亲在院门外和左邻右舍一些妇女相约，晚上去看电视。有的妇女兴趣不大，母亲还尽力说服她，说那电视如何如何好。连我当时都觉得母亲有点煞有介事，你认为好不一定非要人家也认为好。不过，母亲的号召力还是有的，她为去邻村看电视而进行的呼朋引类总是很成功。她们平时坐在一起聊天时，也说这部电视剧。而我当时对这部电视也看了一点，不是太喜欢，不过它能让母亲如此喜欢，肯定也很好。
后来不久，我们家也有了电视机，是那种十二英寸海燕牌电视。而那让母亲非常爱看的《血疑》还在陕西电视台播放。我不知道这是重播还是因为这电视太长，原先就没有过播完。当然，我们这电视机当时也就只能收到陕西两三个频道的节目。自从我们家有了电视机后，经常每到晚上，许多左邻右舍和乡亲大人孩子都来我们家看电视。这种现象在此前我们在别的家里已经见惯了，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惯例。记得一到星期四，晚上电视节目以秦腔戏为主，那就成了大人们的专场，我们孩子就很失望。一到冬天，母亲还让许多长辈坐在炕上看。当然，我们家有电视机时，村里有电视机已经逐渐普遍了，这种围在一家一户看电视的现象也很快就比较少了。
记得当时看电视时常有这么一种现象，母亲特别爱看有的电视剧，但她晚上很早就瞌睡了，她常等不到她爱的电视开始，她就睡着了。她在临睡前还叮嘱我说，等那个电视开始了就叫醒她。可到时我去叫她时，她已经太困倦而根本无精力去看电视了，有时勉强睁开眼睛看，可很快又睡着了。等第二天，她还责怪我没有叫醒她，让她耽搁了好电视。她晚上很少有精力看电视，白天几乎不停的操劳，一到晚上就困，往往是中央新闻与陕西新闻看上一会儿就瞌睡了，这几乎成了规律。现在我之所以把这么小的事还记忆犹新，可能就是因为这么小的事却蕴藏着一些我难以说清的对母亲的怀念。比如我们一起看某个电视时，经常还有讨论，特别是在我越来越大的那些日子，她常赞叹电视剧的编剧们构思的巧妙，常对我说“你看人家写得多好”之类的话。那时候我已经有了以后从事文学当作家的志向，知子莫过母，母亲对此当然知道，她偶尔还正看电视时说我，“你以后什么时候能编这么一部电视剧呢？让我也这么看一回就好了”。当然，我当时就知道她是在激励我，是半玩笑的性质的。不过，当时我内心的所谓雄心壮志，远不是编一部电视剧就足够了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内心是很复杂的惭愧与悲凉。母亲去世时，而立之年的我仅正式发表过两篇文章，连个作家都算不上。名利之心我在此之前就很淡了，但是，能在母亲去世前让她看到我成为一名作家，这曾是我对自己的最低要求。可是，那点愿望也没有实现。在母亲去世后的这近十年来，由于各种因素我几乎放弃了文学写作，甚至我还觉得，这种与文学保持一定距离的感觉很好。只是偶尔一想起母亲，我才觉得惭愧，可以说就是这种对母亲的惭愧，成了我写作动力其中之一。
其实换一种眼光看，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多的苦难。所谓的一些苦难往往是激励坚强者的一种动力。如佛说的予汝哀愁亦为汝解之。坚强者也往往能从苦难中汲取生活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母亲琐忆文字也不必那么悲苦，我觉得更坦然达观，才应该是我叙述的基调，否则就不真实。不是事实上的不真实，而是一种生活本真意义上的不真实。
如母亲自己事后回忆那一段在破窑洞里，带着我们姐弟几人生活的艰难状况时，她总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无所畏惧和乐观。有一次她还说了一个她的所谓的“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例子，让我们觉得很是特别。她说，有一次她去上工，都快到了，突然想解大便，她又走了近二里路返回来，把大便解到自家的猪圈里，让猪吃了。她是说给我和姐姐的，我当时就不怀疑此事的真实性，在我的记忆里仔细搜寻，确实还能找到母亲这话的证据，那样的事还不止一两次。我觉得母亲这个特殊的例子，确实能代表当时的艰苦生活的某种真实面貌。后来，也就是前几年，我在一篇写母亲的文章中，把母亲的这个例子写了出来，我的一位文学前辈看了后，说这一段不雅，应该删去。我当时照办了，也可能是我的文字表达还不是很准确，得体，但心里并不以为然，我信奉真实，我觉得真实有强大的生命力，艺术之高雅与生活的真实，二者是不矛盾的。我也觉得，母亲说的那件事，还有一点喜剧的色彩和乐观精神蕴含其中。
要举例说明母亲的勤劳，那真是不胜枚举。那大约是八十年代中前期的事了，在母亲的带动下，村里的人，主要是妇女，都兴起一种“编地毯”的手工富业劳动。那是用刚从地里搬回来的玉米棒子的外皮，经过选择，再经过漂白作用后，用它来编织地毯。玉米皮这种原料在我们这里很多，人们一般用它烧火或给牲畜打饲料，当然也用不完，就在村里村外乱堆放。兴起这种“编地毯”的手工业后，玉米皮就突然变得很有用了，我们剥刚从地里运回来的玉米棒子的外皮时，就把质量好的挑出来。在母亲的带动下，这种手工劳动很快就在我们村子，甚至邻村，发展起来。我那时常见到的情景是，村子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不同年龄段的妇女，围坐在我们家的院子里编织地毯。不时还有人来向母亲询问请教她们编的对不对，好不好，合不合格之类的问题，反正她们之间要不时地交流一下，因为地毯的质量很重要，收购站对质量分了不同的等级，等级高的自然收购价格也高，验不合格的地毯还要拿回来返工或作废，等于白劳动了。地毯的式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还经常变化，这就给编织地毯提出难题，不是所有的妇女都对新式样能很快掌握。所以指导的任务就大多由母亲来承担了。去收购站交地毯也多是由母亲和另外一两个妇女来承担，到交地毯的那一天时，村上的妇女把她们的地毯都作上记号后集合拿到我们家，由母亲和另个一两个妇女拿到杨凌收购站去交，一般情况下当天就把钱拿回来了。当然也有极个别地毯验不上的，只好拿回来，有些妇女见自己的地毯被退回来，就不高兴，也有极个别妇女还归咎于母亲。也有这样的事，这一次没合格的地毯，下一次原样拿去，却合格了。
那时候我常见她们妇女围坐一堆编织地毯的情形，似乎很快活，她们也明争暗斗，总想比别人编织得多一点。当然这叫劳动竞赛更合理，母亲常常是劳动成果最多的，母亲常常晚上干到很晚，后来姐姐也加入其中。现在回想起来，母亲带领大家编织地毯劳动致富，也就短短三四年的时间吧，之间还有断断续续的情况，之后就结束了，因为没有人来收购了。在母亲去世后有一年，我到老同学家去，这老同学家离我家也就十里路的样子。这老同学他母亲见到我，还想起母亲当年带领她们编织地毯挣钱的事，用她的话说就是：“你妈当年算是个能人呢”。但我总觉得母亲就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在我的头脑里没有母亲是个能人这个概念，我只是觉得，她是一个真实的人，她自然也有着天下所有母亲都有的那些品质。
母亲对我的那些教育我当然不会忘记。说教育这个词有些不贴切，但也确实如此。母亲做人实在，正直而不虚假，她那时候似乎也要求我们如此。有一次我记住了她对我们的要求：说真话。但小小的我，就从此记住了“说真话”三个字，以为这就是做人的真理。可以说此后，我为说真话三个字而说吃了不少苦头。小时候我把这倔强也多用于母亲，我把她教我们的话用于对付她，比如她又骂我不活泛，在一些和外人的交往中少心眼儿，记得有一次就为如此的事她打骂我，我当时还死咬一句顶撞她说“我说的是真话么！”这更让她生气。而我呢，在挨打的时候还想起电影里的不屈的地下共产党。
现在想起这事很好笑，都想补上当时应该有的惭愧，也有点羞于对人言。当然过分指责我当时的迂腐，也不恰当，毕竟是在很小的时候的事了，人非生而知之者。不过，那也可以说是我倔强的性子的一个来源。有一件小事对我印象很深，这也可以算是我因说真话而对母亲的一个遗憾吧。那是我上高中那段时期的事，高中学校离我家有十里路，不算远，但对于腿有残疾的我来说，就够远的了，上学要住校是当然的事。我每星期回家一趟，和那些更远甚至离家有二三十里路的学生一样，回家的主要目的就是拿干粮。顺便的一个目的还有就是各自吃一顿母亲做的饭，因为学校的饭菜质量之差，有时候可以到让人难以下咽的程度。后来学校的食堂也逐渐市场化了，有钱就可以给自己改善伙食。只是我们没有充分赶上，只能怪余生也早。
如果没吃过山珍海味的话，相比学校的饭菜来，母亲做的饭仅就感觉而言，那就是山珍海味了。记得每到星期六下午，母亲知道我要从学校回来，就把我爱吃的饭做好等我，或提前把做凉皮儿的淀粉做好，等我回来再做。经常我一回到家，母亲便问我想吃啥好饭她给我做去，而我的回答呢，经常是“随便都可以”。我当时这样说是心里话，因为我觉得母亲随便做的饭都很好吃，至少比学校那大食堂的饭强许多。再说了，我已经长大了，应该尽量减少母亲的负担，不能在吃什么饭这种小事上还计较，不能让母亲太费心。
可是，我说“随便什么饭都行”这样的话说多了，似乎让母亲产生了误会，以为我不在乎她做的饭。这样小的误会的产生，让我感觉到伤心。之所以让我能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后来与母亲为别的事怄气时，母亲骂我时把这点误会说明了。她说的是，两个弟弟想吃啥饭时就缠着母亲给他们做，而我从外面回来却从不这样，还要让她“揣心”。我记住了母亲说的“揣心”这个词，我当时大惑不解也委屈至极，为这点小事也值得指责我？我懂事知道母亲的辛劳不想给她添麻烦却成了我的不是，而弟弟们的缠着她要做好吃她却喜欢？是我要母亲“揣心”的吗？我不是太明白农村民间“揣心”这个词，这难道又是一个我“说真话”的过错？
母亲去世后，有时我想的最多的，并不是那些幸福的时光，而是我与母亲怄气或我们之间的矛盾与心理疙瘩。这其中就有我与母亲关于吃她做的饭这点小误会。对于人世间来说，这种心理疙瘩，也只有母子之间才会有，它留给现在我的，不仅仅是儿子对母亲的那种常有的愧疚，也包括更多难言的感慨与意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