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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政治学论文
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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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内容提要】传统政治文化的自身特点和消极因素，严重制约了政治现代化发展进程。为顺利实现这一社会发展重要目标，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实现政治现代化必然要求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我国传统政治文化自近代以来进行的现代化转型至今尚未完成。在现时代，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培育公民社会、大力推进人伦文化向科学文化的转型、着力实现执政的政党文化的转型是实现传统政治文化转型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传统政治文化;政治文化转型;政治现代化;民主
一国的政治现代化与该国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如G·A·阿尔蒙德所言：“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根植于一套意义和目的之中。我们谈及对政治的态度、政治价值、意识形态、民族特征、文化精神，所有这些概念的困难是它们的意义过于含混和弥散”。因此，“每一个政治文化体系都根植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称为‘政治文化’”。我们需要关注政治文化，它在存在多样性差异的同时，具有着民族性。
作为民族的政治文化，就包括有人们的政治认知、态度、愿望、情绪，也即人们的政治信仰、理想、政治感情、政治价值取向等;同时，也包括人们的政治思想、政治观念，以至政治理论等”。某种程度上讲，它是潜藏着的、最深层的、最难以改变的东西。G·A·阿尔蒙德也说，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活动进程、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我们需要关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它存在于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中，渗透于人们的政治生活中。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相伴而生的，是持续至今的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而身处这一浪潮之中的任何一种政治体制和制度却都有其产生和适用的社会文化环境，因此，原封不动地照搬或模仿从来不会成功，只有立足于国情与时代，面向未来，在继承、借鉴、吸收、融合的基础上才能成功实现政治的现代化。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理念模式 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则对应有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念。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来自于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以分散的小农自然经济方式为基础形成的宗法族制社会结构，儒家学说成为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
这三者结成互为关联、稳固僵滞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架构，即自然经济模式要求宗法族制的社会构造，宗法族制的社会构造催生出伦理化的政治规范和意识形态，伦理化的政治规范与意识形态又维护和加强着自然经济方式和宗法族制的社会构造，它们三位一体，相互依存，成为孕育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土壤。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相互关联。漫长的封建社会建立了一整套系统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并在其发展巩固中日趋严密。其中形成的政治文化逐渐沉积在每个人的心中。指导着个体的政治行为，体现着特定的政治模式。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主体是：以封建社会中长期形成的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的政治文化。主要表现为以下特征：
1，国家观念上实为家国同构。
虽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实质却是家、国同一的，两者相联成为一个。共同体”，君主的统治形式也是。家天下”的。无论是家还是国， “家长”总有着独一无二的权威，尊卑有别，长幼有序，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原则。
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之间，国家显得至高无上，个人只有在国家中才显出价值，个人的命运是与国家、社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个人的弱化、国家(君主)的突出体现出家国之中的国家意识、家族认同。也体现出权力崇拜和人身依附观。在家国同构的体系中。个人、家庭、国家都被定位，都在依据一定的政治原则做出相应的政治行为。家国同构是国家观念，是伦理原则，也是价值选择。
2,政治思想上主张君主民本。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就是‘民本君主’，即把政治体看作是君王和臣民这两个部分组成的统一整体，君王和臣民作为整个政治体的组成要素，它们密不可分。”中国传统社会是尊君的，君主是国家的化身与象征，虽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重民最终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统治。
统治者认识到，人心向背是其政权稳定的基础，而君主民本也是处理君民关系的政治实践方式。对于广大“臣民”来说，在长期的“教化”之下，认识到君主有着无尚的权威，是“天子”。忠君成为最根本、最重要的政治品格。
3,统治方式上重视伦常秩序。
道德伦理、纲常秩序是人的政治行为的最高准则，三纲五常、君臣父子关系成为政治统治的必要秩序，儒家学说为其提供了政治思想上的支持。统治者力求做到。圣贤之君”，寻求“德治”，民众对君主是顺从依附的，祖宗遗下的规矩不可更改，且日渐巩固了它的生长根基，这符合其主流文化。因此，人要维护纲常。讲求。慎独”。“自律”，把自我的言行纳入统治者的轨道，而这种“自律”文化却远离了法的权威，强化了权力意识。
4,价值取向上的权力本位。
集权式的专制使臣民文化得到张扬。对皇权的崇拜，对明君、圣主、清官的期盼，都基于一种对权威的认同，国家、君主的政治权力得到无限扩大。在漫长传统社会的浸润中，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架构形成了对政治权力无上尊崇和顺从的国民性特点。即使要打倒旧权威，也必须通过树立同质的新权威来实现。
二，现时代推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转型的必要性
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潜藏着的最深层的最难以改变的东西。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长期发展中会形成一种“路径依赖”，而这种非正式的力量会在无形中对正式制度的良性运转产生深刻的影响，不打破这种“路径依赖”，实现“路径跳跃”便无法创新和持续发展。考察菲律宾的民主政治建设过程对我们不无启发，“在制度层面上已经实现现代化的菲律宾仍蹒跚与传统与现代政治文化之间，在传统的惯性与现代的冲突之间经受着折磨。”
尽管其在制度层面已实现全面民主化，但政治文化领域仍然受传统的权威主义、主从观念、世袭制、裙带关系等的影响，使传统政治文化转化为现代极端“人情化”的政治。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活动进程、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有本民族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它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渗透入人们的政治生活，因此，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政治文化作用极大。先进的政治文化是民主化进程的精神动力，落后的政治文化则会体现一种意识形态的障碍与阻力。
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不仅指物质文明，而且包括观念、政治生活等精神领域的现代化。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现代化的启动，中国已经迅速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选择，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必然要实现整体性现代转型，这是由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和传统政治文化自身特点所决定的。
1.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政治文化是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的产物，它一旦形成便表现出比较稳定的性质;但随着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的变化，政治文化也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是政治文化的时代性和历史继承性特征，中国的政治文化也不例外。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从经济上、政治上、阶级结构上逐步扫除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孕育和生长的社会基础，现代中国社会的性质、结构、环境以及相应的社会历史条件，根本不同于古代社会，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必然要进行现代转换的社会历史前提和客观根据。
2.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因素制约和限制了现代化的发展和实现。 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时期，随着整个社会的深刻变革，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发展呈现较为明显的非同步性，尤其是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作用凸现出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和专制主义的基础上。
臣属心理、权力本位、贱民思想、人治观念等等，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等思想则相当地匮乏。可以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这些消极负面因素已经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发展的“绊脚石”，使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一直是步履蹒跚、一波三折。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如果要从现代化的阻滞力变为现代化的内在趋助力，则必须要经历深刻的根本性变革和创造性转型。
3.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自身缺乏自我超越的内在动力。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一种以自然主义精神为主导，以感性经验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类型，这种类型的政治文化是极其缺乏自我超越的内在动力的。有几千年连绵不断血脉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体系带有极强的自在性、重复性、稳定性、保守性和惰性，而缺少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进步性特征，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所代表的理性精神，非但没有形成对感性经验主义的超越。
反而表现出对感性经验主义政治文化结构的高度认同、肯定和强化，进而在根本上扼制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内在动力机制的形成，这是传统政治文化必然要进行根本性变革的主要内因所在。
因此，回应世界政治民主化浪潮的冲击，根据中国经济政治的发展实际，满足政治文化变革的根本要求，推动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的转型，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转型的艰难历程
以传统社会相适应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近代面临转型的阵痛，专制集权与人治的传统伴随着社会整体转型向政治民主化曲折前行，传统政治文化的转型则更为艰难而又更为重要。
中国政治民主化与近代社会的转型相伴而来，鸦片战争的失败让国人首先在器物层面进行反思，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运动的肇始。接着，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证明国人开始从政治制度层面进行探求，开始了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可视为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开端。
辛亥革命的社会力量和思想准备都很不充分，辛亥革命党人向北洋军阀势力的妥协，使人民仍然面临“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的形势，这让有识之士深刻反思。陈独秀说：“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他进而认为民主共和“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理论上保守纲常阶级制……此绝对不可能之事”，因而继“政治的觉悟”之后，“理论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文化的转型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深入到思想价值观念层面。在当时的五四先哲看来，所谓“伦理的觉悟”就是要以适应民主共和制的“自由平等独立”之说取代儒家的纲常民教。有鉴于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薄弱,他们除主张政治的民主外，更注重“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并且主张“经济的民主”、“社会的民主”，后者使民主观念发生了从资本主义民主向社会主义民主的转变。
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一场现代政治文化的启蒙运动，打破了中国千年来的文化封闭状态，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启迪了一大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使中国从多种异质文明中选择了最合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最终建立了真正新型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历史过程，正体现了政治文化变革对政治民主化得极端重要性。
另一方面必须看到，五四启蒙造成的影响主要是在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中产生的，并未对社会大众真正产生深刻影响;建国以后，由于长期收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传统集权型的社会主义政治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并未真正形成与市场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公民社会相适应的现代政治文化，至今，五四时期的政治文化的启蒙目标并未完全实现。邓小平曾指出：“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
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政治文化的转型对中国民主化进程和社会全面发展也因此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反封建型文化仍然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转型所亟须解决的一大难题。
四，实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途径
一般来说，政治文化转型的动力有两个：其一，是自上而下的推动，是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灌输及教化。其二，是由外而内的冲击，特别是蓬勃兴起的商品经济的渗入。01hn.com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政治体制的顺利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入进行和社会全面发展的一个关键，政治文化的转型自然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决定了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总体方向，同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培育公民意识，强化公共权力观念，树立公民的政治主体意识，激发公民的政治热情，使之积极参与政治，使全体人民具有平等协商和按法律、制度办事的政治态度。当前，应从我国现实国情出发寻求推动传统政治文化转型的现实路径。
(一)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公民社会
市场经济的发展内在蕴涵着对民主、平等、公平、公开、信用、法治的诉求，“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着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市场经济的发展将以最为彻底的方式打破传统社会集权模式下“全能政治”的权利观念，促使政治观念从集权转为民主，集权向民主的转变意味着分权、对个体的认同与思想的解放。
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信用经济，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将大大增强公民的自我意识与主体意识，与政治体制变革对政治文化的直接性影响相比，市场经济的发展将更为根本性地改造公民的经济人格进而影响到现代政治人格的形成，使人们从传统政治文化下的人身依附型政治人格向独立自主型政治人格，使民主精神更加深入人心。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需要一整套“游戏规则”，与此相应社会主义建设也要一系列制度保障，“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而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实质是“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们贤良，也未免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时引起偏向。法律恰恰是免除一起情欲影响的神的合理性的体现”。
而市场经济的发展正是要求从人治走向法治。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第三部门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培育与全球化时代相适应的公民意识。国家权力向民众权利的回归是不可扭转的发展趋势，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成为必然要求。市场经济促使个体意识的萌发，平等、自由、权利观念使民众再次得到启蒙，公民对合法利益的主动追求使其产生影响政治决策、参与政策制定、参与公共管理的政治要求。“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参与的扩大，造就参与基础的多样化，并导致自动参与代替动员参与”，从而使政治文化形成公民文化的特征，而非传统依附型、地域型政治文化。
当前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自然而生的政治文化转型已经体现出从一元化思维方式向多元化思维方式的转变，从狭隘封闭到开放宽容的政治心态的转变，从经验化、实用性、伦理化、情绪化到科学性、理性化的政治认知的转变的特征。
(二)弃西方政治文化，建构中国现代政治文化
西方政治文化一般是指从文艺复兴开始由启蒙运动发展而来的，以个体主义为指导，以正义、法治、分权、自由为内容的个体主义的政治文化。这一政治文化的基础是以产业革命为标志的商品经济发展。就历史发展来说，它是伴随现代化运动而产生的政治文化。它尽管带有资产阶级的色彩，但是它必定会有某些人类进步所共有的东西。如自由、平等、法制、制衡等观点，就值得我们借鉴。
然而，这种吸收又不可能是“全盘西化”。因为即使是信奉个体主义政治文化的西方，在各国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何况中国这样历史、经济、政治文化迥异的东方大国呢?孙中山说过， “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俗习惯和欧美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
“不能完全仿效欧美”。因此，这种吸收必须是中国化了的吸收。否则，一味地追求“西化”，讲个性自由，在传统政治文化尚未清除而新的政治文化的基础尚未奠定之时，就会变成极端的个人主义，造成社会的混乱与动荡，无益而有损于实现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
(三)推进人伦文化向科学文化的转型
科学理性和科学精神的发展与民主发展密切相关，科学精神包括和蕴涵着怀疑、求真、验证、宽容、公正无私等方面，而这些本就是民主精神的应有之义。科学文化是现代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培育的有力促进因素。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天与人合而为一”，并且主张以“人”为本，因而有了遮蔽科学精神的以人伦为主的人文精神。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在文化体系、价值取向、功能发挥与思维模式等方面都导致了国人科学精神和科学理性的不足。封建统治者不但以愚民的教育政策和科举体制排斥科学技术内容，还对重要的科学领域实行垄断。学术政治化渗透到了包括科学在内的一切领域，科学技术依附于政治则严重背离了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扭曲了科技发展的方向，更无从谈起科学精神的形成。
从文化的核心哲学来看，中国哲学是政治哲学、人伦哲学，注意研究认识与文化，缺乏本体论的宇宙整体观，忽视形式逻辑，不追求建立严密的公理演绎系统，是一种典型的经验论的思维模式，人们排斥实践验证，往往以经验替代试验，尤其缺乏的是进行特定的试验。
概念的模糊、逻辑演绎的薄弱导致人们往往诉诸直觉、顿悟等神秘主义的非逻辑的认识方式和思想方式，既不依靠逻辑推理，也不依靠思想空间、时间的连续，而是靠思维之中的突然领悟和全体把握，甚至直接与神或天意联系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认识事物虽然具有一定的启导作用，但由于往往缺乏实践验证，常常出现与事实脱节的迷信和盲从。这种思维方式和人伦文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恰恰有助于人治型的专制文化的形成。
迈入新世纪的中国正义坚定的步伐行进在现代化正道上。21世纪的中国将要建成经济发达、社会法治、科学昌明、政治民主的现代化国家。与之相应，需要建构一种会通中西古今优秀思想资源的、全新的多元文化体系。21世纪全球化与民族化多元共生的特征决定了新型中国文化的建构也必须以全球化与民族化为基点。因此，具有全球化、民族化特征的中国文化无疑就是以科学理性为主导的新型科学文化。
当前，中国文化从根本上来说仍未摆脱传统文化以人伦为中心的文化范式，其儒家人伦中心意识、工具实用取向、科学的政治依附性乃至经验论的思维模式尚未得到根本性改观，为了真正实现近代以来起步的当前我们仍未完成的现代化目标，我们必须实现中国文化转型，弘扬科学精神，建构中国新型科学文化。 (四)着力实现执政的政党文化的转型
自上而下的推动是政治文化转型的强大动力，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灌输及教化能够产生强大持久的影响。统治者依靠国家权威、社会舆论导向，可以将公民的政治意识纳入特定的轨道。在此，执政党的政党文化转型显得尤为重要。
执政的政党文化转型就是实现从革命到执政的政党文化转型。包括党的指导思想、属性色彩、政治观念和权威模式等方面，具体包括从高潮的意识形态转型为低调的实用理性、从“最能关心工人利益”转型为“代表国内各方面的利益”、从“破坏”的“决定一切”的政治观转型为“建设”的服务从经济的政治观以及从超凡魅力权威转型为法理权威等方面。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蕴涵的深刻的哲学基础与执政理念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转型最为突出和集中的表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蕴涵的与时俱进的时代观、与时俱进的真理观、与时俱进的发展观、与时俱进的规律观，体现和发展了支撑当代中国真正崛起的活的哲学，如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论、与时俱进的认识论、全面发展的辩证法、尊重人民利益的价值论、先进生产力决定的历史观、“四个尊重”的动力论、先进文化
引导的智力支撑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论、以人为本的目的论等，都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与时俱进基础上对政治文化自觉性的转型和发展。科学理解它的科学内涵和逻辑体系，灵活运用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深刻领会我们现时代的思想精华和历久弥坚、经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将有助于推动政党文化的转型。进一步贯彻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制度上、体制上、运行机制上、组织上等实现政党文化的彻底转型是实现政治文化转型的迫切要求。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在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同时建设政治文明的目标。我们要建设的政治文明是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行为三者的有机统一。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的思想基础。彻底改变根深蒂固的以封建人治为核心的文化，形成符合现代政治文明要求的政治文化是异常艰难而又必须完成的任务，这也是由世界进入民主政治时代和我国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发展实际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
传统政治文化作为一种存在，是从过去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文化。它产生、发展、嬗变的历史就是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在它传递、延续的过程中，随着历史的推移，一部分消失了，一部分保留下来，保留下来的是那些不变的或相对稳定的政治文化基因。它们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发生着潜在的作用。我们对待传统政治文化应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对其进行全面而具体地科学分析，正确认识和选择其现代变革方式，进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总之，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政治文化现代转型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吸收已有的西方的民主宪政实践中的有益的经验，建设一种社会主义的现代民主政治文化。在现代化民主浪潮的冲击下。坚持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同时，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变革必须双轨并进，缺一不可，而两者又归根到底取决于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的变革。
因此。只有加快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改变我们落后的状况，才能增强人 们的政治认同感，并在实践过程中提升对民主、法治的理解，克服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人治陋习，树立权利意识、平等意识、法律意识等法治观念。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民主法治国家提供稳固的、持久的、良性的政治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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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政治学论文
行政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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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文化研究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论述了行政文化构成并依次叙述了它们的含义能使人们大概了解一下行政文化的组成。重点论述了古代行政思想对现代中国的现实意义能够使现社会出现的一些腐败官僚主义的官员们深刻反省和修正自身的错误，严于律己，勇于承当道德责任，做先进文化的示范者，真正做到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这才能为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创造极其重要的带头作用并通过本文叙述采取些什么措施来完善行政文化。
关键词： 行政文化 行政精神 民为邦本 仁政
一、行政文化的含义
要研究行政文化，首先要弄清楚行政文化的含义 。行政文化是指在行政实践活动基础上所形成的，直接反映行政活动与行政关系的各种心理现象、道德现象和精神活动状态，其核心为行政价值取向。行政文化的形成、变化和发展，受到哲学世界观、政治思想体系、法律意识、价值观念以及一般的社会道德伦理和心理的影响、制约，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些文化现象。行政文化与其他文化现象不仅相互联系，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二、行政文化的构成
(一)行政思想
行政思想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现实可想性的一种奋斗目标，是行政主体的政治立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体现。根据内容，行政理想可分为政治思想、行政道德理想、行政职业理想和行政生活理想。
(二)行政价值
行政价值是指人们对行政价值观，行政价值关系、行政价值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反映，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较为稳定的心理取向、评价标准和行为定势。行政价值由行政主体的思想观点、情感态度、价值取向、行为定势等构成，其实际就是行政主体需要和利益的内化。形态的价值在一个团体或机构中占主要地位时，这种价值观就成为该团体或组织的价值观念，在团体或行政机构的价值观下，个体所具有的价值观依然存在，只是表现在明处，而不是隐而不露。
(三)行政道德
行政道德是职业道德的一种，是指政府行政工作人员，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处理自身与工作对象之间，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以及公私，得失等关系时，所应当遵循的原则和规范，曾记得刚步入大学时经常听到过这么一句话：大学里学不到多少知识的，大学关键是学怎么做人，学会了怎么做人才能更好的做事，但我本人不太赞成这个观点，做人不光是在大学里学的是从小到大每天都要学习，光在大学里短短几年是没法锻炼好的，效果也不会立竿见影，所以毕竟还是学校以学习为主。
(四)行政精神
行政精神：翻开中国的历史，反映古代政府管理实践的行政精神是丰富多彩的，是值得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发扬光大的，毛主席说过：“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他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在忠诚于国家无私奉献精神上呈现了许多让人无比敬佩的英雄，例如：岳飞，文天祥，观天培。还有许许多多的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记忆最深刻的是从飞。所以行政精神也在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忠于职守勤勤恳恳的敬业精神，积极开拓创新的精神。
三、古代行政思想对现代中国的现实意义
(一)“民为邦本”和“仁政”的行政价值观
如今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它内在地包括了民主和效率两个相互依存的价值取向，这与传统行政文化的某些民主性思想有相通之处，而这些在现代社会仍具价值的思想对政府机构改革目标的制定和实现有着促进的作用。
反观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以人为本、民本治国的思想源远流长。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最先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概念。他在《管子〃霸业》中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尚书》中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孔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思想;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
古代“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既包括“君为民立”“吏为民役”“得其心，斯得其民矣”的民本价值观，也包括爱民、利民、保民、富民等实现民本思想的措施和手段，还包括察民情、顺民意、安定民生、体恤民疾和取信于民的方式和目的。古代“民本”思想与共产党的宗旨有相通之处：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实现此目的，必须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既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的需要。当前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归根结底是要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本”思想有助于政府机构改革目标的制定和实现。
在《礼记〃哀公问》中，孟子要求为政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古代“仁政”思想同霸政思想相对立，是一种“以德行仁者王”的王道行政学说，它以“德治”为基础，是一种将行政问题道德化的学说。其主要内容包括治民以“恒产”、薄税赋、轻刑罚、救济穷人、保护工商等，这种思想至今仍有超时代、超阶级的价值。对政府机构改革而言，要实现民主和效率的改革目标，就必须精简机构，裁撤冗员，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同时又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惠顾在社会竞争中的最不利者”。所以，古代“仁政”思想对促进政府机构改革仍具有积极意义。01hn.com
(二)“和而不同”的行政协调观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是提倡“和”的。但这个“和”不是牺牲掉多样性，而是在包容多样性的前提下实现的统一。西周末年，郑国的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到了春秋末期，齐国思想家晏婴更进一步指出和与同的差异，认为从日常生活到国家大事，都是靠不同的事物不同的意见“相成”“相济”，形成和的局面，方能生存发展。如果拒斥不同，追求一律，只能一事无成。与晏婴同时代的孔子在《论语〃子路》中更把“和”“同”思想提炼为道德箴言，叫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而不同的要旨可归结为三个层次：社会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人和认识互相补充，共同促进;在统一的前提下使整个局面达到和谐。从微观说，这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从中观说，这是为政之道;从宏观说，这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所谓“和而不同”，即和睦相处但不盲目苟同之意。这对于今天我们通过政府机构改革，提高我们的执政能力和善政水平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或执行，如能运用“和而不同”的思想，经过专家论证、人大常委会审议等法定程序，或让广大社会成员参与决策，就能集思广益，从而保证决策的科学性、现实性和可行性，防止决策的重大失误，降低决策成本和社会成本。其次，在改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调整地方政府内部利益关系的过程中，“和而不同”思想仍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是要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间职能配置的基本原则以及“和而不同”的思想，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加以合理安排、明确规范，避免职能配置趋于“同构化”以及中央高度集权。同时，在规范各级政府事权的基础上，加强政府间的协调和统一。
二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遵循“趋向综合、宜粗不宜细”的总体原则以及“和而不同”的思想，重新调整政府部门间的职能结构，做到职责明确、分工科学，同时注意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三)以德治国的行政伦理观
当前政府机构改革，建设高素质的公务员离不开行政伦理建设。我国传统行政思想中有丰富的可资借鉴的行政伦理思想。如孔子在《论语》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即认为道德教化在政治中的作用，决非刑罚所能达到的。孔子要求统治者必须有表率的作用，“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能不正?”孟子也说：“行仁政、正君心、修德性。”
“以德治国”思想是在继承传统治国之策基础上的升华，将其提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所谓以德治国，一是治国者要有德，二是治国者要以德教化天下。普天之下，从上到下，从官到民，皆为有德之士，这是以德治国的最终目的。“官德”是以德治国的首要问题。
因此，具有德治思想传统的中国历来重视行政伦理即官德的建设。历史上规范官员行为的官箴要求官员要贯穿“自律”精神，坚持“公”字为重。官箴属于行政法的范畴，但又有浓厚的习惯法色彩。官箴、官箴的重要表现形式——戒石铭，作为行政伦理的载体将世世代代的行政主体连接起来，成为规范行政行为的道德准则。
官箴、戒石铭的价值原则，是把朝廷所代表的“公家”(国家利益)置于无可动摇的最高地位，要求各级官吏正确处理“国”与“家”的关系，公正行事，即所谓“公生明，偏生暗”。但当官员发生“角色冲突”时，各级官吏的“组织人格”，在官箴、戒石铭的警示之下，变道德义务为行政责任，避免出现“公、私”倒置，“权利与义务”错位，这就是传统行政伦理的现代意义之所在。
四、面对当今行政文化研究提出的拙见
(1)突出行政文化建设的伦理性
伦理是道德建设的灵魂所在，突出行政文化建设的伦理性也就是要突出行政主体对道德观念的感知的自觉性，使其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正义感、羞耻感，能够自发按照道德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使其言行在生活中能够“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严于律己、秉公行事、惩恶扬善、不搞小团体主义，不徇私枉法以行政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2)加强行政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
《党章》规定，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因此要加强行政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使其不断充实完善，内容更加丰富，以充分发挥其对行政主体以及广大民众的言行指导作用，避免不好甚至违法乱纪的言行出现，以促进我国行政文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和谐发展。
(3)树立典型的践行者
事实证明，生活中良好的典型模范具有很好的带头作用，能够激励其成为像典型模范人物，因此在生活、学习中发现践行者并大力宣传其先进事迹，带动更多的践行者。特别要发现行政主体、共产党员中践行者以树立其行政主体、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使其成为行政文化中靓丽的风景线。
五、结语
我们要积极的继承古代传统行政思想中科学的有益的成分，并发展成现代行政思想，促进当前进行的行政改革乃至整个政治文明建设健康顺利发展。如何采取建设措施归纳有如下几点：
发挥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当今的时代是信息、知识爆炸的时代、人民大众可通过多种媒途径获取相关所需信息、国家相关媒体应借此良机，利用其广泛的受中心，充分发挥其舆论导向作用，积极宣传健康，和谐的道德思想，与不断使行政主体受到良好的道德思想熏陶，培养其高尚的思想情操。有了古人的好作风和典型的践行者引以为参照可以使当今社会的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不良作风能更好的改正、完善。
参考文献
[1]李金龙 公共行政学.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
[2]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卷，2版.
[3]迟小华 我国社会转型期行政文化的塑造。
[4]吴月 以人为本. 我国行政文化发展
[5]洪威雷、芦文龙 行政文化学概论.上海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
[7]陈浩注、万久富 《礼记集说》.凤凰出版社
[8]陈生玺 尚书.上海出版社
[9]论语，子路篇第一十三篇.中华书局2006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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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政治学论文
经济论文：中国建构新政治经济学的实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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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处在世界经济结构大转型和国内经济格局大洗牌的历史转折期，迫切需要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引导，掌控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动态，这是直接关系中国梦的实现、中国人民的福社以及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的重大事件。综观中国政治经济学讨论的热潮，笔者认为明确建构新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是重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确立坐标系，实现理论的准确社会历史定位的意义。对此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深刻的理解。
一、建构新政治经济学即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张雄教授强调，一种历史观念或认识历史理论的问世，取决于该观念或理论赖以生成的历史实践的成熟度。中国新政治经济学的提出并成为热门话题是中国改革开放35年经济发展处于重大的历史转折期的实践状况的召唤。同样，中国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的程度受到了中国现在的实践状况的制约。中国建构新政治经济学，一方面，在客观实践层面上，中国虽发生巨大变化，但在生产关系层面上却是质的延续，中国经济实践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作为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主导经济学传统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在主体层面上，则是中国人民对当今社会流行的两大主要经济理论范式—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一种选择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以其深刻性、科学性以及理论特质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的契合度，成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必然的现实的理性的最优选择。
(一)倍受推崇的西方经济学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及其在当代的尴尬境遇，不是理性的最优选择
改革开放35年来，倍受国人推崇的西方经济学以自利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为出发点，在其发展中变成了实现人与物质资源有效配置的经济算术。但是，现代的金融危机、环境危机、科技危机和诸多人的危机，说明西方经济学指导卜的西方世界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虽然有新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希望借助强有力的政治之手矫正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偏颇，却只是修补缓解而无法终比西方经济学的没落。作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其科学性也越来越受到怀疑，无非是理性的幻想。凡勃仑对理性经济人辛辣讽刺道，他像一个闪电般计算快乐与痛苦的计算器，他像一个追求快乐的小球一样摇摆着，外界的刺激使他摆动，但他本身完好无损。他即没有前因也没有后果，他是一个孤立的、确定的人类已知数，除了冲击力使其向某一个或另一个方向摆动外，他始终处于均衡状态。马克思批判说这是孤立的原子式的抽象的人。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西方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发展的卓越贡献，但是其打造的危机重重、两极分化的世界，不是中国人民理想的世界，而是要批判的世界，因此，这几年我们一直推崇的西方经济学并不是我们理性的最优选择。
(二)建构新政治经济学:深度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继承，更为深刻科学。首先，它借助历史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坐标，既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繁荣，又看到其危机矛盾和两个必然的暂时性命运;其次，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批判中，它不仅揭示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更看到了资本增殖逻辑上人的异化生存处境，提出了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人类幸福的经济学，以其阶级立场的彻底性而成就了其理论内容和方法的科学性和深刻性。西方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也指出对历史的经济学解释是马克思对西方学术界的不朽贡献之一。中国革命的胜利，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人民的正确的历史选择，中国改革开放35年辉煌则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它是中国人民历史的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解释力掀起的全球马克思主义理论热潮，则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强大的生命力。当然，社会主义在经济的发展中也有失误和问题，这需要深刻理解黑格尔所强调的矛盾是世界的本质这句话的科学内涵，这些矛盾和问题本身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素、必要质料和动力之源，有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并不意味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失败。国内对GDP的过分强调而造成的众多中国问题，不是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偏颇，恰恰证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误读和偏离的可怕性，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任何教条化的理解的可怕性。中国要建构新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框架，在对其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法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重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三)建构新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内核剩余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继承与创新 建构新政治经济学不是摈弃和另起炉灶，而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和内核的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创新。
首先，必须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核的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坚守政治经济学的目标为了人民幸福的价值纬度。工人的活劳动是剩余价值的源泉的观点，是资本增殖逻辑的秘诀，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深刻之处，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观点在经济领域的展现。在此意义上，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进行颠覆、攻击和篡改，则是所有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必然做的功课。劳动者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是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持有的阶级立场，这是社会主义规避资本主义过剩危机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正义的核心价值原则。因此，在人民物质富裕基础上的全面发展和幸福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的价值尺度。坚持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作为基本原则和理论底线，是防止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化尤其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保证，更是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物性逻辑和走出现代性困境的重要理论武器。
其次，我们必须根据现实状况和时代发展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特别强调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保持的重要性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须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所以，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鲁品越教授也强调马克思本质抽象的研究方法，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特殊意义。‘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关系的地方(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问的关系。’这就是说马克思把表面系统(商品系统)看作是深层系统(生产关系)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一生都对自己的理论持开放的态度，坚持这一传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内在本质，当然也包括对其核心理论基于方法意义上进行内容的创新和发展。
我们可以尝试从以卜几个层面来理解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的创新:一是，作为理论视角的转换。马克思说，资本只是一种购买更多的劳动力的权力，随着社会发生作用条件的转化，其将会成为发挥正能量的积极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我们要充分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是一种积极的建构而不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否定批判的破除，这需要视角的转换，从他对资本主义的剥削秘诀的揭露中找到适合一切生产方式的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但是，对资本作肯定层面的理解，绝对不是对少数人掌握人类大多数人的命运的畸形制度的维护，否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立场的背叛。二是，对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价值内容的拓展。如，就劳动价值论而言，虚拟经济的出现，使得智力劳动必须成为劳动价值论的重要内容。一方面，管理使得工人劳动的整体劳动超过了个体劳动之和，在技术更新的现代社会，越来越成为对资本的剩余价值增殖贡献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大大改变了传统的商品流通，金融市场的出现使投资更加复杂。这使得剩余价值的实现和分配必须呈现新特点并日趋复杂化。此外，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创意大师的智力成果及其价值评价将是劳动价值论必须关注和涵盖的新问题。三是，结合时代现实对经典理论的某些具体表达进行修正。如，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鲍德里亚其符号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卖方市场为特征的生产社会，而我们现在处于买方市场的消费社会。这一历史的转变，我们对剩余价值论的关注重点必须由原来的创造转到对其实现和价值分割的关注上，因此，对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不能局限在教科书所讲的方程式的决定与被决定意义上，进行简单理解和描述。总之，理论只有适应时代而发展才有魅力，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坚持和发展，必须继承和发展作为其理论核心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
二、建构新政治经济学即重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真理的权威在于其对现实的关照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权威的保持也在于以其科学的方法对发展的现实准确的洞察和本质的概括。重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地蕴含着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问题。这需要我们根据时代和实践发展的内在需求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重构，创造性地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并在内容上积极地汲取西方经济学和科技发展等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一)重构:紧扣世情国情的与时俱进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从活生生的不断生成的实践出发是科学理论构建的前提。
首先，深刻洞察世情巨变。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中揭示到，消费社会通过时尚逻辑和传媒等，人的需求甚至人的存在都符码操控和建构，人成了符号的奴隶。马克思所在的工业生产为主导、生产驱动的社会，越来越被虚拟经济主导的社会取代，通过信息技术的推广，景观成为现代城市的特征，短暂和流变以及否定性生产文化创意等越来越成为现代生活和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与此同时，在马克思那里可以预见的全球化，现在越来越成为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这种崭新的生产力的形式和生产关系的新变化，人类的新的生存境遇，需要创造性地通过重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使其有涵盖时代新发展内容的全新的系统诊释。
其次，深刻理解中国国情与经典理论的差异性。改革开放35年，中国初步建立全面的市场经济，资本在中国广泛地存在并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在瓦解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的同时使得中国社会阶层出现复杂化。与此同时，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环境污染严重、资源危机、市场失范、信仰危机、阶层固化、官僚主义、权力寻租等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深层矛盾的现象显现，使得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国面临的时代课题。这并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可以完全解释的，在现实中这一矛盾运动也不是最有效的和能囊括一切的解决范式。正确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和其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特征;全面思考社会主义中国应如何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应怎样实现更大范围的开放，在分享全球化的最新成果而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潜力下尽力规避全球化的风险?如何在建构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的基础上，理顺政府、市场和人民的权责和相应的分配比例?针对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和中国的金融自由化的实验，又需要创新怎样的模式?这些都需要重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且不仅仅是体系方法上的宏观创新，也是具体层面上的深度和广度的拓展。不容置疑，世界经济的发展集聚了众多文明要素，中国改革开放35年的实践也积累了很多具体经验，这些作为时代精华的沉淀物需要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时吸收，成为其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重构: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遗产的新掘采
实践的对象及其价值在不同的时代由于客观条件之迥异而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瑰宝也会因为所在的时代透镜以及时代所拥有的挖掘的条件的不同而不同。对《资本论》历史遗产中的劳动价值理论、地租理论、拜物教批判理论、资本主义发展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进行新的挖掘和发现，是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捷径。如对马克思的工资理论进行时代开掘。马克思和亚当斯密都强调工人的工资是由维持工人的基本生活资料的价值组成的，也包括其维持家庭及种族繁衍的需要的生活资料。马克思还强调了教育培训的费用。当然，不同的时代维持工人的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是不同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丰裕，高级点的生活用品用具甚至基本的文化生活都会成为必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就是说，比着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工人阶级的生活，现代工人阶级的生活确实得到了巨大的改善，而且借助于国际贸易，发达国家的工人分享了一部分资本超额剩余价值的红利，因此，发达国家的一大部分工人甚至过上了发展落后国家的特权阶级所享有的特权生活。生产关系永远是相对于特定的生产力而言的，工人在当代的富裕其实与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巨额财富相比，他还是无法掩饰自己物质生活的贫乏和对现代物质条件无力掌控的尴尬。理论只有满足实践需要才彻底和科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将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链接，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心理学、政治学等特殊学科进行融合，都为我们全面深度开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遗产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模式，但是我们在推进的过程中，还必须慎重地甄别并恪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根本方法、阶级立场，避免将其进行庸俗化和自由主义化的理解。
(三)重构:语言表达范式的准确转换
语言符号具有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中介和媒介的特殊作用，现代哲学纷纷走向了语言学和符号学。任何理论只有被人民群众所掌握才会具有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和领航作用，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彻底性，更依赖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人民群众中的传播程度。局限于学院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神龛中的众神一样，只能是一部分有特殊才能的个体的心灵的些许安慰，并不能产生巨大的改天换地的力量。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的伟大胜利，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伟大功勋，中国改革开放35年的巨大成绩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有着密切的联系。
每一时代的人都有适应独特的实践生活产生独特的心理特征、思维习惯、认识范式，每个民族都有其文化传承中的民族特性，文化基因深入每个人的骨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成为武装全国人民的理论武器和精神力量，必须以契合时代的语言表达、理论系统出现，也必须以有浓厚的中国特色的民族个性出现，这意味着必然要完成适合中国人民受众心理和认识范式的当代语言表达范式的准确转换。一方面，这需要深入时代，深入中国广大人民的现实生活，按照中国人民现有的平均化的文化教育程度探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通俗化的活泼的崭新的语言表达范式和合适的理论的内在组织逻辑;另一方面，既要融合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更要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在实现准确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地融合和巧妙地准确转换。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在中国传播，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其理论存在着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的理论特质。然而，作为一种舶来的理论，带着异国的独特风情要在遥远国度里扎根开花，必然是与该地的原有文化传统不断碰撞、不断融合的漫长的历史过程。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传承、发掘很重要，但是对其进行恰当地转换更为重要，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第二次飞跃的重要条件。在此，笔者对山东大学何中华教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思想用通俗的语言灵活表达的平民化理论特质表示由衷的钦佩。不容置疑，这种转换也需要积极吸纳现代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为了意识形态的东西，对大家耳熟能详的西方经济学或其他领域内的优秀成果进行拒斥，如同现有的灯泡不用，自己选择从头研究发明，是很愚蠢和荒谬的做法。中国作为落后国家获得高速发展的现实前提就是更发达的文明的存在，这为我们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借鉴吸纳创新后超越的现实可能性。但是，使这种现实的可能性转化为客观的现实性，需要主导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范式，需要有人类历史发展的宏大时空坐标的开阔视野和大无畏的革新精神。
三、建构是哲学、经济学、政治学联动下写就《中国国富论》
亚当斯密在英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期写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创立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新传统，并通过市场制度的经典理论设计开创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国处于由传统习俗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时期，却同时处在西方工业社会在现代性问题的困扰下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在现代转型中同时遭遇现代性问题的困境，并承受着后工业社会不断冲击的热浪。在欧洲债务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充分暴露西方制度模式发展弊端的世界运行中，我们面临着在历史转折点上新发展模式的探索和进行新制度设计的特殊时刻。中国改革开放35年在照搬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取得成就的同时付出了高昂代价，已经到了痛下决心改弦易辙的关键时刻，我们不能通过继续照搬《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更不能单单依靠一种学科，通过专业化的知识来解决现实世界中的很多综合性的问题，我们需要以全局的眼光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坐标中通过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大联合卜创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即写就《中国国富论》。当然，这里所说的哲学主要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俞吾金在《资本诊释学》强调资本即是经济权力又是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事实上，根本没有纯粹的经济学，只有政治经济学。
(一)理论前提上:变理性经济人假设为现实经济人
西方经济学在原子论的哲学范式影响下，将经济学建立在抽象人性论基础上，假设了自私自利为本性的，善于计算并总是能有效采取经济行为获得最大化利益的理性经济人。这种无声的同质化的抽象的人与现实中的人的实际存在相差甚远，从而使得西方经济学面对现代金融危机事件缺乏预测力和解释力。马克思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人学命题有着丰富的内涵:一是，人作为人是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张雄在《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世界》指出，现实的人不是单纯抽象的人，不是亚当斯密的‘渔夫和猎人’，也不是费尔巴哈的抽象自然的人，而是从事现实感性的实践活动的人。人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综合体。现实的人是感性的理性存在者，是意识和潜意识支配下的存在者。《情绪情感与市场》一文中特别强调在市场上，我们很难区分出两类人:一类似乎是‘理性人’，是能运用逻辑推理，具有完备的信息，而且善于准确计算，能够推演出纯粹客观结论的人。另一类是‘情绪人’，是缺少理智，感情用事，而且具有高度偏见的人。事实上，任何一个市场行为者都不可能绝对地把自身划分为‘理性人’或‘情绪人。德峰《社会权力的性质与起源》则深刻指出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这一重要发现，意味着一种新的哲学原则的诞生: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中，即不是两者之问的单纯的对立，也不是前者规范后者，亦即不是形式加诸质料的关系。整个关系的实质是:前者从后者中产生。现实的人是利己和利他的混合体。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说其是人性利己的教条的创立者，不如说他是人们通过交换而必然导致社会普遍利他状况的空想者。乔布斯和比尔盖茨，作为成功的经济人，与其说他们的行为是出于发财致富强烈的自利欲望不如说是基于改变人类社会强烈的利他动机。在习俗、道德等社会规则中穿行的人，在流变的社会关系中，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图式中，受到了各种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影响，即被动又主动地思想着、抉择着和行动着，他既不是天生善的或天生是恶的服从于某种伦理的预设，他此刻的行为或许利己或许利他，他只是作为自由的人在抉择着。
(二)目的论上:财富增长物性逻辑—增益人民幸福的人性逻辑
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从根本上是在财富欲望动力论的基础上财富增殖术和资本增殖术，是物性发展逻辑。财富作为使用价值在特定时代以特定方式的凝聚物，在本质上是为人的存在，在其内在主体本质上是人的劳动对自然物的占有的能力的凝固化，是他人的让渡的权力的集结。这种财富为谁占有和为谁服务，从根本上决定了经济学理论的阶级本质。亚当斯密的致富术是通过抽象否定现实的生产资料占有情况的差异性使得财富在贵族尤其是资产阶级手里的集中，而让广大人民处于仅仅维持生存的境地，虽然他也认为下层人民生活的状况是评价一个国家好与坏的重要标准。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财富只有出于对人民幸福的增益的筹划才有其意义。因此，中国建构新的政治经济学是以人民为本的并为了人民幸福的人民富裕的致富术和致力于更好地保证人民幸福的国富论。当然，同样作为致富术必然有一定共同的内涵。因此，《中国国富论》需要借鉴，充分发挥开放市场中自由交换的积极价值，为创造统一的国内和国际市场付出努力。对斯密致富术内核的经济理性，《中国国富论》虽然不像西方那样主张神化它，但是在习俗社会在日常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中国，我们必须积极培育中国人的经济理性，增加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中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当然，为了规避西方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恶果，我们必须对中国国民所应该具有的经济理性持谨慎的态度。
(三)核心议题: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构
我们必须对制度的层次性有深刻理解。一方面是指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特征的基本经济制度，迄今只有公有制和私有制两种。这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差异之所在。另一方面，从资源有效配置方式上，有计划和市场两种方式，而市场经济作为适合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的有效资源配置方式，成为现代社会中各个国家的普遍选择。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在比较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后的理性选择，是中国现阶段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强调的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是对这种现实和历史趋势的理论肯定和公开表达。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必然具有其他市场经济制度的一般属性。首先，社会关系的市场化，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市场经济意味着交换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交换价值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原则。这要求我们必须健全产权制度，完善交易规则和法规，为整个国家的交换的频繁提供条件。其次，市场经济的重要机制就是市场机制，这是以价格机制为基础、供求机制为组成部分、竞争机制为重要内容的整体的运作体系。市场机制作为以竞争为总体特征的机制，使得企业等各种行为主体在市场中实现优胜劣汰。竞争机制既是自然进化的普遍规律又是资源有限的必然选择，但是如何创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和自由统一的市场发展空问，还需要系列的努力。再次，市场经济本身意味着法制经济。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使得多样性和差异化成为必然，市场失范以及各种矛盾冲突常规化，需要系列的法律和市场规则的制定与执行，并成为良好市场秩序的有效保障。蒜你狠地沟油等市场失范行为的层出不穷，充分说明中国法制化的道路还很漫长。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必须有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契合的特殊属性。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民化。市场经济必须要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根本的制度相融合，并具有社会主义特色。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制度框架卜，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作为衡量经济运行的重要尺度，人民性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物质和文化的联合体。西方市场经济的最大弊端就是市场逻辑对精神等公共领域的侵袭，造成了人们精神世界的萎缩，使现代的人们处于无根的虚无主义的状态。人的物质欲望的有限性和精神欲望的无限性直接决定了人们的自由的实现度，我们必须看到人有超越生存需求的精神需求，因此必须充分发展资本为代表的物质市场和文化为代表的精神市场这两种市场。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使资本市场和文化市场的联动，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李岚清2000年曾在北京举行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包括物质产品市场和精神产品市场这两个市场，其建设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的运行和制度的安排必然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的价值原则。市场的发展离不开个人的活跃和创造，但是坚持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优先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纬度。当然，我们必须借鉴西方个人主义传统对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和人的发展进行思考的积极成果，并反思我们以前提倡的集体主义的不足之处，对集体主义有全面和深刻的理解。
(四)重要内容: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积极探索
首先，西方的经济发展，在个人主义原则下，政府变成了守夜人，虽然凯恩斯在一定意义上提升了守夜人的地位，但是放任的自由主义传统一直是西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重要特征，这显然是不适合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本身是一种人为的设计，因此，中国政府必然在经济运行中有着有别于西方的独特地位，而且在制度创新等很多方面必须充分发挥并借助政府的权威。其次，政府作为主要是政治行为的主体和企业作为经济行为的主体，必须在差异性的身份认同中，对彼此的职权和范围划界。政府和市场都必须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再次，始终存在着市场和政府的彼此博弈和制衡，而人民主人翁意识的觉醒和公民意识的增强将对二者的制衡起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我们必须警惕市场过大的倾向。亚里士多德强调人是理性的存在物，这句话特别强调人的精神性的存在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基本特征，我们不能通过市场的泛化而造成精神世界的萎缩，使人沦为物质世界的物性化的商品拜物教等的奴隶，把人等同物。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警惕大政府尤其是官僚主义的泛滥。政府作为一种实体的存在和作为一定阶层的利益的代表，必然有其自身的特殊利益，它在公理和私利中徘徊。因此，在社会主义中国，尤其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中国，必须通过现代性个人的充分发育，通过个人自主意识和公民意识的培养，使人民主人翁意识觉醒和公民意识的增强，进而以人民的力量实现对政府行为和市场运作的有效监督和制衡，以有效地减少政府失灵和市场失范。
总之，在中国发育现代性并同时兼顾后现代性发育的历史转折期，在面对西方对自己发展的道路进行反思的时刻，我们必须脱离西方文化沙文主义的案臼，通过中国新政治经济学的建构，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