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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的官,是撒旦的奴隶

励志人物 时间:2005-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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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乐园中撒旦形象
篇一:人间的官,是撒旦的奴隶

试析《失乐园》中撒旦的形象

车家玲

(安阳师范学院 人文管理学院, 河南 安阳 455000)

摘 要:撒旦是《失乐园》中颇具有争议性的人物,他既是一位为了平等和自由敢于向最高权威进行不屈不饶抗争的反叛英雄,又是一个权欲熏心、骄矜狂妄的堕落者同时他还是祢尔顿关于自由意志与理性原则并存的思想观念的艺术载体,即人为了自由和理想而奋斗,但同时人的行为得受到真理的约束。

关键字:撒旦;双重人格;自由与理性

一、引言

约翰·弥尔顿(1608-1674)是十七世纪英国著名的诗人、思想家、政治家和政论家。他出身于伦敦一个公证人家庭,青少年时代起思想进步,厌恶封建思想,痛恨教会腐败。革命爆发后他积极投身革命,参加了革命政府的工作,并撰写政论,先后发表了《论出版自由》、《论国王和官吏的权力》等文章而轰动整个欧洲。王朝复辟后他虽然遭监禁,著作被焚烧,但仍然坚持革命立场,在双目失明,经济拮据的情况下完成了三大史诗《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1674年诗人与世长辞。

弥尔顿的长篇史诗《失乐园》( Paradise Lost, 1667)深邃、高贵、整饬、优美,一直被誉为“英语中最伟大的诗作”,是英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鸿篇巨制,在世界文学史上可与《神曲》和《浮士德》相媲美。弥尔顿的长篇史诗《失乐园》,以《圣经·旧约·创世记》第二、三章关于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在撒旦引诱下偷食禁果犯下原罪,被上帝逐出伊甸园的故事为蓝本,成功地将诗人—作为一个清教徒,所相信的人类重返上帝的乐园的回归之路极为完整、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条路发端于人类始祖的原罪,转折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救赎,作结于自由意志选择下的灵魂的忏悔和回归。诗人满怀豪情的诗意书写,所展现的是诗人的人生理想、人生信念。就全诗而论,从太初谈起,开天辟地,创造世界,创造人类;借《圣经》故事,虽涉及全人类原罪赎罪的悲剧,但实质上说的是人类求知求生,追求自由人权,反对盲目迷信,反对封建专制,建立人类社会理想的大同世界。全书共十三卷,描述了撒旦反叛上帝,战败后设计复仇,偷入伊甸园,引诱夏娃偷食禁果导致人类始祖被逐出伊甸园,开始沉沦的故事。作者大量运用圣经人物形象意象,将撒旦、亚当和夏娃刻画的栩栩如生,进而也将主题表现的淋漓尽致。撒旦是该作品中最令人关注的角色,与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相比,他显的更生动,更让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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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撒旦的反叛英雄形象

弥尔顿笔下的撒旦首先是位英雄,代表着弥尔顿的革命思想,这是毋庸置疑的。其英雄气魄在于他具有敢于向最高权威抗争的精神:为争取平等和自由,推翻上帝的独裁统治,他领导反叛天使与上帝进行斗争。在诗中是撒旦敢于首先怀疑毫无道理却非让人盲目服从不可的绝对命令,率部反抗,大闹天宫。第一个回合失败了,他不服气,不认输,不气馁,似有远见预谋地创造出排炮来,险些儿搞得天兵天将对阵中措手不及,万分狼狈,连上帝在天国也预言有可能丢掉山头。被打落地狱后,撒旦心里明白,不能力敌,但装腔作势,放不下架子,不愿意失去领导地位,只求破坏上帝的计划,求间接报复。但是他崇尚自由,他让反对者押比叠争辩而去,地狱议会上他也征求大家的意见。历经千辛万苦在新创造的居伊甸乐园中找到人类先祖双亲的是他,利用时机促成全诗主题的展现的也是他。撒旦认为:上帝和天使在智慧上是平等的,只是力量上略胜一筹而已。上帝创造万物并不是出于善良和慈爱,而是为了其自私的目的,是向他所创造的万物索取对他永久的诚意和屈服。撒旦还认为:上帝是天上的暴君,“不应该一对大众握有无穷的权柄!”上帝所颁布的禁令是让宇宙的生灵对他绝对的服从,他痛恨那种永远也还不清的奴隶状态。

“......知识遭禁锢?

很可疑,没道理?何以他们的上帝

这也妒忌?难道是求知有罪

难道这就是死?难道他们

只盲目遵从?难道那就是幸福

竟是他们顺从信仰的明证?”

在撒旦看来,上帝禁止人和天使获得知识,就是让人类永远处于无知之中,使他们对他无限崇拜。而且,撒旦引诱夏娃偷食禁果的动听言词就是一篇反对蒙昧的宣言书。撒旦纵情的称颂那棵能使人分辨善恶的智慧树!

“啊!神圣、聪明、给予智慧的树,知识之母啊!

我觉得你的力量......不仅仅能

认识万物的本源,也能跟踪圣贤

至高的行动”。

撒旦的英雄气概还表现在:在危机关头,他总是能够不畏艰险,挺身而出。例如:当叛军头领决定要派人冲出地狱,穿过混沌界,探测新世界的虚实时,所有的反叛天使都因为这任务要冒极大的风险而面面相觑时,撒旦在这时豪不犹豫出战,他响亮地说:

“啊!战士们!

如果我也逡巡不敢前去

承担这个大家决定的,有关公益的

艰难使命,那我就不配这个王者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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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旦是超人,具有勇气、领袖才能和政治家风度。当撒旦向他受惊的同伴强有力的呼喊道:“觉醒吧,奋起吧,不然就永远沉沦”时,他显现出豪迈的领袖风采。

我们说撒旦是英雄,不仅仅在于他敢于反抗,勇于追求自由,还在于他所表现出的不屈精神和乐观态度。在诗的开头,撒旦躺在地狱的火湖中,忍受这烈火的煎熬和沉沦的磨难,但他毫不灰心,不屈不饶的意志不可摧。在著名的一段诗中,撒旦这样表达了他的心声:

“打败了又有什么?

并不是一切都玩了!不屈的意志,

复仇的决心,永恒的仇恨,

绝不低头认输的骨气,

都没有被压倒,此外还有什么?

他发火也好,用武也罢,都难以从我身上夺得

胜利的光荣”

从上述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撒旦的那种乐观精神和执着的态度。撒旦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在精神上他确实是实实在在的胜利者。

在对《失乐园》主旨和撒旦形象的解读思路上, 恩格斯和别林斯基认为弥尔顿是第一个为弑君辩护的人,这尤其体现在《失乐园》中撒旦反抗上帝的举动上,于是,撒旦就成了弥尔顿的自画像,所以,弥尔顿即使不是在有意写撒旦的伟大,也不知不觉间在撒旦身上寄托了17世纪英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精神,而撒旦失败后的愁绪,“正流露出英国人民和诗人自己的苦闷和郁勃情绪” 。这类观点一再出现在国内高校欧美文学史课程的教材中,可见其流布之广。近来在中国大受欢迎的一本书—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也持这种观点。追根溯源,此观点始作俑者乃英国诗人德莱顿( John Dryden,1631 - 1700) ,是他第一个认为《失乐园》的主要人物是撒旦,撒旦虽是反面人物却是一位真正英雄。到了诗人布莱克,干脆就认定弥尔顿在作品中所写的弥赛亚就是人类的理智,而恶魔就是指人的情欲,耶稣死后变成耶和华,弥尔顿自己就属恶魔派,是撒旦党人 。

《失乐园》无疑是因为成功地塑造出撒旦这个寄托着弥尔顿革命思想感情的角色而传之永久的。可以说,没有撒旦,便没有《失乐园》在世界文学 史上迄今空前辉煌的地位。撒旦是为人间窃来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式的人物,他理所当然是史诗《失乐园》的主角。他一出场就引起人们的兴趣。贬抑之词并不能冲销他的英雄气概。上帝的预言和惊恐丝毫不令人觉得奇怪。上帝没有让撒但懂得多少神学,我们就不能不站在人的立场上同情撒但,为他的英雄气概所俘,也就是为弥尔顿的诗艺匠心所俘。我们不能从表面看以成败论英 雄。鲁迅先生在《坟·摩罗诗力说》中说得好:

“撒但为状,复至狞厉,是诗《失乐园》后,人之恶撒但遂益深。然使震旦人士异其信仰者观之,则亚当之居伊甸,盖不殊于笼禽,不识不知,惟帝是悦,使无天魔之诱,人类将无由生。故世间人,当蔑弗秉有魔血,惠之及人世者,撒但其首矣。然为基 督宗徒,则身被此名,正如中国所谓叛道,人群共弃,艰于置身,非强怒善战豁达能思之士,不任受也。”

鲁迅先生真是弥尔顿的知音。

作者对具有悲剧色彩的撒旦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和赞扬,从撒旦的形象中可以看到时代和作者的影子。时代的背景和诗人自己的经历不能不对他的创作产生影响。诗人满腔热情的参加了轰轰烈烈的革命,为共和国的理想奋斗,为民主自由流血牺牲。王朝复辟对革命者来说是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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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内心无处宣泄的痛苦和愤慨只能流诸与笔端。由此可见,在塑造撒旦的形象时,诗人显然是触动了内心深藏的渴望和冲动。正如布莱克所说,“弥尔顿写到天使和上帝的时候,感到缩手缩脚,但写到恶魔和地狱时却发挥的淋漓尽致,这是因为弥尔顿是一个诗人,自己站在恶魔一边却不知。”由此可见,撒旦不可征服的傲气和不屈的精神正是长期以来支撑诗人度过风风雨雨的革命生涯以及忍受凄凉晚年的强大精神动力,同时也是处于革命低潮的革命家应具有的精神品质,因而能使诗人充分发挥抒情的诗才,把撒旦刻画的淋漓尽致。

三、撒旦的堕落者形象

对撒旦的堕落过程,英国作家和评论家刘易斯(C. S. Lewis, 1898 - 1963)对此评论的很妙:

从英雄到将领,从将领到政客,从政客到密探,从密探到一个无赖,从卧室或浴室的窗口向室内窥视,又到蟾蜍,最后到蛇———这就是撒旦的发展过程。

撒旦虽然是一位天使,但却被赋予人一般的复杂感情和欲望,使他具有强烈的人性色彩。他能够忍受失败,但看到同伴像被天火烧毁的橡树一般时,他竟泪如泉涌。他虽豪迈,但也有内心悔恨和绝望之时。他恨太阳,因为阳光让他想起了昔日的辉煌。在绝望之时,他也曾喊道:“......最后屈服吧!难道没有留下余地来忏悔,来宽恕。”这一切都反映撒旦具有人性情感的一面。但与此同时,他也利欲熏心,妄图取代上帝,建立自己作威作福的权势。他还骄傲的认为自己是“衡量万量的标准”,是宇宙的中心,从而认为对于他“一切都可容许”。在地狱,他为自己建立了金碧辉煌的万魔殿。当他看到人类始祖仪容俊秀、生活幸福时便心生妒忌,处心积虑的引诱他们犯罪,以此来报复上帝,毁掉他所创造的福境—人类始祖居住的伊甸园,使人类受到上帝的惩罚,从而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撒旦在极端个人主义的驱使下,一步步走向堕落,以致到了暴虐和放荡的地步。尤其是当他引诱人类始祖的计谋得逞时,便向新世界传播“罪恶”和“死亡”,违抗“自然法规”,致人于死地。他更是妄图做新世界的主宰和人类的统治者。邪恶的情欲致使他良知沦丧,为非作歹。显然,撒旦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而是具有双重人格的矛盾人物。

从宗教的角度看,他似乎真是恶魔元凶、黑暗之君,是人类堕落的罪魁祸首。可是如上文所分析说明的,弥尔顿全诗字里行间从 人性的角度着力描写刻画的结果,却把这一切说成是自然而然,合情合理的。有人也许会觉得这不免近乎离经叛道了。不!诗人的外甥回忆跟着舅父学习的生活时说明:“星期日的功课多半是每天念一章希腊文《圣经》,并听他对同一章作博学广识的解释(而这听来他身上有多大的无神论气息,我只好听任彬彬有礼背后骂人的人去饶舌了)。”这也不足为怪。

弥尔顿尽管在撒旦头上堆砌了大量的贬词,让他有许多缺点、毛病,可是具体生动的描绘仍令人读来觉得他虎虎有生气,不失英雄本色,其反抗精神与弥尔顿自己和克伦威尔如出一辙, 克伦威尔将查理一世押上了断头台,弥尔顿不是作为义勇军马上公开为弑君辩护的吗?连恩格斯后来在1847年12月18日《北极星》上也夸赞说:让我们别忘了弥尔顿,他是第一个为弑君辩护的人。其实他也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最后一个为保卫革命崇高的目的而奋斗的重要人物。弥尔顿的作品不论散文、诗作都有弥尔顿激情奔放的性格。克伦威尔是当时革命当之无 愧的领袖。弥尔顿甚至崇拜过他。他的撒但就有克伦威尔的影子。革命失败,弥尔顿认为他应该负总责,跟他算总帐,但是思想感情还与他相通,爱之深,责之严。所以诗中的撒旦具有双重矛盾。

诗人正是借助撒旦这一特殊艺术形象的塑造,既歌颂了资产阶级的叛逆精神和革命热情,又批判了革命队伍中出现的一些堕落现象。与此同时,他对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态度也是辩证的,一分为二的。他一方面肯定人生追求和世俗幸福,但又否定无限制的享乐;一方面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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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进取心和自豪感,但又否定由此演变的野心和骄傲;一方面肯定并歌颂克伦威尔的成就,但又否定个人独裁等。弥尔顿在塑造撒旦这一形象时既赞扬又批评,既肯定又否定,充分体现了他上述的理性立场和辩证态度。

四、 撒旦是弥尔顿关于自由意志和理性原则并重的艺术载体

弥尔顿笔下的撒旦虽然是一位个性鲜明的反叛人物,但他也是一位悲剧人物。他的反叛失败以及所遭受的迫害都充分体现这一点。他虽然没有着力表现撒旦的悲剧命运,但他悲惨的结局仍令人十分同情,然而在这中同情之中,人们也会憎恶他由于丧失理性与约束所表现出的狂妄、暴虐和放荡,而且从他的可悲下场中可以认识到缺乏理性的约束、放纵自私欲望所带来的危害。对于诗人着力塑造这一形象的意图,在于撒旦的堕落和人的堕落有着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同样是因为上帝所赋予的自由意志使他们有超越神所赋予的自由范围的选择权;同样是在自由意志下的“自我意识”的作祟,使撒旦和夏娃不能经受住超越自身限制的骄傲的诱惑而违抗神意;同样是自我私欲高过对神的敬畏顺从,撒旦和亚当顺从私欲背弃真神,落入罪恶;同样是在罪恶的诱惑下,撒旦和人一步步地堕落,一步步地经受罪恶带来的更大的痛苦和煎熬,不同之处只是撒旦的诱惑出于自己,而人的诱惑出于撒旦,这也就是人又获得拯救的机会的原因。

诗人借着撒旦堕落的全过程和对撒旦内心和行为的刻画,昭示了什么是真实的“恶”,恶之所以为恶,不在于它追求丑恶,而在于它用变相畸形或残忍邪恶的手段去追求美善,甚至因得不到而破坏美善。撒旦也昭示了罪的后果:撒旦的堕落不仅使他的内心忍受着痛苦的折磨,并且他的罪无可拯救。

对比撒旦的言行思想,人很容易意识到,这样的罪恶在人类身上体现得是多么淋漓尽致,人被罪捆绑,就是撒旦的奴仆,是死亡的奴仆。这是弥尔顿塑造撒旦这一形象所要揭示和阐发的,他借撒旦写尽了人类陷罪之后的罪恶和苦难。

其次,也正是因为人与撒旦的这种相似性,使得作者有能力把撒旦这一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有血有肉。撒旦的心理在洞察世事的诗人的意识中,了如指掌、信手拈来。相比之下,上帝的形象就有一定的距离感,从而所塑造出的上帝的形象,正如一些评论者所指出的一样,不及撒旦的形象那般活灵活现,更似一种意识的符号

其实,弥尔顿也认为人天生有错误的倾向,撒旦只是借以描绘人性的工具而已。而且吃禁果堕落何尝一定是坏事,死亡的惩罚远远推迟了,亚当是活了九百三十岁才死去的,《圣经》记述父系,夏娃寿命无可考证。如《失乐园》末尾所演示的,夏娃自己后来也明白过来,她“将生神许诺的后裔来挽回一切”,人应该最后拥有一座内心的乐园。天人合一,宗教的终极理想应该与人合乎情理的追求是一致的、统一的。弥尔顿对他的爱憎是一重矛盾;弥尔顿让他扮演的角色,在宗教构架上的作用与在人性上具体描绘的作用这两者之间又是一重矛盾。按理说,亚当与夏娃应该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最后斗争胜利,出神入化,与上帝同在,轻松愉快地乐于离开伊甸园这人间天堂的。悲剧的结局是怎样产生的呢?

原来在诗人心中,伊甸这地上乐园、人间天堂代表弥尔顿的理想世界或人类社会。当革命失败、理想破灭时弥尔顿认为英国人失去了建立理想社会的机会。他痛心 疾首,终于被迫坐下来痛定思痛,总结一生。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说得好:“弥尔顿出于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只是,这是诗人艺术性的总结,是文人学士舞文弄墨传输主观理想主义的总结。诗人何尝真正认识特定时代的局限性。理想社会的实现推迟到遥 遥无期的时代去了。现实给他带来的是痛苦与失望,幻灭与哀伤。伊甸园太美好了,如今被赶走逐出,他如何能不悲戚!类似的情绪还表现在《复乐园》和《斗士参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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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问题[1][1].3doc
篇二:人间的官,是撒旦的奴隶

“恶的问题”的解答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广州 510631)

陈世放

摘 要: “恶的问题”是指上帝为人间作恶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奥古斯丁认为人的自由意志是“恶”的真正原因。《圣经》的上帝是以色列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他们坎坷人生、历史愿望的诉求。迈蒙尼德主张用否定受造物一切属性的排除法去推断上帝的特性。莱布尼茨认为上帝创造的世界是最完美的,恶是人的意志的选择。康德将上帝视为先验观念性的理念。赵紫宸认为上帝是人格神,恶的问题无损上帝的存在。本文认为我们敬畏上帝,向上帝忏悔、祈祷,不是对上帝的迷信,而是追求心灵的净化和一个充满爱的、道德的世界,其意是我们要有作恶会导致惩罚的担心和畏惧。

关 键 词:恶的问题 上帝 自由意志 否定法

“恶的问题”是指:恶存在;假如上帝对恶无知,那么它就不是全知的;假如上帝知道恶,但不能阻止它,那么它就不是全能的;假如上帝知道恶,也能阻止它,但却没有这么做,那么它就不是全善的。总之,恶的存在证明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不存在。恶的问题之所以出现与《圣经》对西方人历史及生活的影响分不开。早在奥古斯丁所在的罗马帝国时期,“恶的问题”已经成为教会神职人员、基督教思想家宣教的最大困惑。如何解答自然成为教界、学界的重大问题。

奥古斯丁的意志论:摩尼教、新柏拉图主义的相关思想影响了奥古斯丁。摩尼教认为世界是个战场,上帝和撒旦是交战的双方,上帝为善而战,撒旦为恶而战,人类在此战场时而被上帝控制,时而被撒旦控制。新柏拉图主义延续柏拉图的哲学,柏拉图的物理世界与理念世界的二分在柏罗丁那里被诠释成肉体与灵魂的二分,物理世界变化、有死、丑陋,而理念世界不变、永恒、完善。与此相对,肉体处于生死变化之中,而灵魂则永恒不死。灵魂被囚禁身体里,与物理世界一起,成为罪恶的源泉。

在奥古斯丁的时代,对恶的问题有“自由回应”和“诺斯替回应”两种回答。前者认为,上帝的杰作是创造了人,而人的最大特点就是自由,他可以自由思想、自由言说、自由选择,这与恶无关,相反是莫大的善。但是人类要选择恶的行为,这是人类自由选择的代价,人类的自由应为此承担责任,上帝没理由为恶负责;后者认为,恶的行为、自然灾害,都是物理世界、人世间的现象,人以为恶,而理念世界、先验世界的上帝并不这样认为,上帝创造的整个受造物构成一个和谐、秩序、美好的世界。如果人类被太阳晒死、冰雪冻死、夜色吓死、海水淹死、雷电击死、石头打死、鳄鱼咬死,能怪上帝吗?人类岂可与全能之神争论,所以约伯以手捂口,保持沉默,因为上帝所造的世界是人类无法理解的。

奥古斯丁综合上述两种回答,提出了自己的意志论。所谓意志是显示与其它受造物不一样的人的品质的一种毅力,是抵抗、超越本性的力量,是人类愿意做或不做某事的决定者,是在两种或多种彼此冲突的目标之间做出的断然选择,意志的特点就是自由。奥古斯丁在讨论好人如何变坏的问题时,提供了“美德心灵论证”:一个美德的心灵失去其美德,要么是外因,要么是内因。外因中,要么是优于或等于心灵,要么劣于心灵。一个拥有美德的心灵不能够被同等于它或优异于它的东西变成过度欲望的奴隶,因为同等于它或优异于它的东西会是正义的,正义的东西不会使心灵变坏;一个拥有美德的心灵也不能够被劣于它的东西变坏,因为劣于它的东西根本不能影响它。这样,就只有一种可能:惟有人类自己的意志和自由选择才能使心灵变成为贪欲之伴侣。这一论证与新柏拉图主义的因果原理相关。新柏拉图主义的因果原理是:X对Y有因果能力,X必须大于或等于Y。一物的存在程度愈复杂、完美,此物的因果能力就愈大。上帝的复杂程度是永恒、无罪、理性、活泼、美,天使的复杂程度是无罪、理性、活泼、美,人类的复杂程度是理性、活泼、美,动物的复杂程度是活

泼、美,光的复杂程度是美。无罪的上帝、天使与有罪的人类无关。而“恶”作为心灵的一种属性,它不能单独存在,就像疾病、伤痛是健康的缺乏一样,灵魂里的恶乃是自然之美的缺乏。上帝所创造的人是心灵与肉体的完美结合,所以作为内因的自由意志才是“恶”的真正原因,我们别无选择,只得自己为自己的恶行负责,不要将罪恶推给上帝。

《圣经·旧约·约伯记》的回答:《旧约》是希伯来人、以色列人历史的痛苦表达方式,它包含着《圣经》作者及希伯来人、以色列人的理想追求,上帝实际上是以色列人在漫长、痛苦的历史挣扎中所需要的民族英雄、精神寄托,挫折、失败的拯救者,成功、胜利的指引者,它被旧约时期的《圣经》作者描述成无所不在、无处不有、全知、全能、全善、爱憎分明的至上神。但是人们会难免质疑:其一,《创世纪》中记载耶和华为了惩罚人类的罪恶,让几乎灭种之洪水持续150天,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出埃及记》中讲到埃及遭血灾、蛙灾、虱灾、蝇灾、畜疫之灾、疮灾、雹灾、蝗灾、黑暗之灾,在这些接二连三的灾害中大批埃及人被杀。《撒母耳记》中讲 “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耶和华总是与大卫同在、使他得胜。上帝怎么保护一个杀人如麻的人?其二,“十戒”中讲:不可奸淫,不可贪恋他人妻子,但是耶和华所钟爱的大卫王除了明媒正娶的结发之妻米甲之外,大卫在希伯伦的妻子有:亚希暖、亚比该、玛迦、哈及、亚比他、以格拉,其中的亚比该就是可怜拿八的妻子;大卫到耶路撒冷之后更是妻妾成群,大卫为了达到与美人拔示巴通奸的目的,用阴谋诡计使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战死沙场,虽然“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但最终耶和华还是原谅了大卫。其三,《约伯记》讲约伯是个义人、善人,“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耶和华借撒旦之手摧毁约伯,致使家破人亡,约伯“撕裂外袍,剃了头”,何等痛苦!耶和华明知撒旦激动他无故攻击约伯,也明知约伯持守纯正,怎么又允许撒旦去对约伯进行更加罪恶的试探即“你且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呢?诸如此类,如上帝使人的心肠刚硬、上帝差遣谎言之灵使人相信谎言、上帝欺骗先知、上帝向智者隐瞒真理、上帝安排罗波安不听人民的话等等,总之上帝纵容恶的发生。按照常人的理解,其一,上帝并非全善,他那大能的手经常做罪大恶极的事;其二,允许自己爱的人作恶,有“父为子隐”之嫌;其三,知道恶,驾驭恶,但以可恶的旁观者姿态纵容恶的发生。

《约伯记》实际上反驳了上述理解。“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海水冲出,谁将它关闭?”光明、黑暗的本位在于何处?“谁为雨水开道,谁为雷电开路?”母狮、母鹿、乌鸦、野驴、野牛、马各得其所,谁使其如此?所以“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人类“岂可定我有罪”?上帝以雷电作答,上帝的作为是约伯、人类不可理解的。约伯对上帝只能信赖、敬仰,从而感受到上帝的爱和和眷顾,使破碎的心得以痊愈,说明对上帝的信、望、爱是解决世事沧桑的惟一办法。前述奥古斯丁的诺斯替回应也是此意。

迈蒙尼德、阿奎那的否定法: 迈蒙尼德认为我们平时使用的语言,来源于日常生活的体验,将任何讨论的对象总是置于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标准之下,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法解释受造物的特性非常准确,问题是上帝并非这样的受造物,它不像任何受造物具有先前存在的原因,对上帝进行肯定的论断必然导致混乱。其实,在人们的言谈中,两者相应特性的纯洁、完善程度不一样,用人间的善良、存在去说明上帝的善良、存在,有神论与无神论各执一端,陷入“公婆”之争就成为必然了。“恶的问题”出现的困惑,其症结就在于用人间的、经验的、形而下的心理、感情、价值观、道德观去衡量非人的、先验的、形而上的上帝的特性。为了防止破坏上帝的完美,迈蒙尼德认为,上帝只能是没有存在而无处无时不存在,没有生命而有生活,没有力量而强大无比,没有知识而无所不知,对上帝的理解不能用描述受造物的肯定方法,只能用否定受造物一切属性的排除法去推断上帝的特性。

与迈蒙尼德不同的是,阿奎那认为对上帝可以进行肯定的命名,只是我们不能以看待世

界上物理事物的感觉方式来看待上帝,只要在我们的心目中明确,当我们说上帝是什么时,它不是受造物的所是。或者说,当我们无法理解上帝是什么时,我们可以理解上帝不是什么。肯定上帝的纯洁,就否定了受造物的构成;肯定上帝的完美,就否定了受造物的丑陋;肯定上帝的无限,等于否定受造物的有限;肯定上帝的永恒,等于否定受造物的变化;肯定上帝的持久,等于否定受造物的连续;肯定上帝的普遍,等于否定受造物的特殊。上帝的纯洁、完美、强大、善良、无限、永恒、持久、普遍、大能、存在等是至高无上的,它是受造物相应特性的源泉,受造之所以具有这些特性,是因为分有上帝完美特性的结果。只要区分其中的奥妙,肯定、否定的计较就无所谓了。

莱布尼茨的“神义论”:《神义论》就是要对世界上存在着的邪恶和苦难去证明上帝之正义,从而对恶之来源、理由等问题寻求有利于信仰上帝的解答。莱布尼茨把“恶”分为形而上的恶、形体的恶和道德的恶三种。世界上之有“恶”并非作为现实,而是作为缺失、缺陷而存在于创造物、尤其存在于人的本质上的有限性之中,受造物与上帝相比的不完善即有限性正好体现了大千世界的现有秩序,虽说不完美,但很和谐,即所谓“上帝创造的世界是好的”,“一个有恶存在的世界可能比一个没有恶存在的世界更好”,“部分的不完美可能是为达到整体之更大的完美”,“上帝容许恶,以便从中得到更大的善”(《神义论》第436页)。正像路德所言:“如果你乐于看到,上帝为无赖加冕,那么,你也不要不乐于看到,他惩罚无辜。”(《神义论》第73页)形体的恶与道德的恶,即苦难与犯罪之存在理由和解释理由在于形而上的恶,即一切存在物以及人的有限性所固有的不完美。事物中所存在着的不完美的东西来自创造物本质上固有的和原初的局限。上帝容许人犯罪,这是始祖亚当在伊甸园就早已开始的现实命运,因为人作为受造物之灵长是灵与肉的统一,这是上帝的杰作,是上帝大能的表现,就像自然界有高山必有深谷一样。恶的存在与上帝的关系就像船只与河流的关系,速度来自河流,快慢因为负重,人间如河流,肉体如负重,意志如船只行在河流上,犯罪与否如船只速度之快慢。船只走得慢,不能责怪河流,人要犯罪,不能责怪上帝。所以人间存在苦难与犯罪,这是人的意志自由选择的结果,不能将人间的苦难和罪恶的过错推给先验的上帝,进而怀疑上帝的存在。莱布尼茨不同于奥古斯丁的是将意志划分为先行性的和后续性的、创造性的和容许性的两种。先行性意志属于上帝的创造,体现了上帝的大能,后续性意志属于人的选择,它最终决定人的行为,体现了人的自由;创造性意志关涉自己的行动,容许性意志关涉他人的行动。即是说某些不道德的事可以被容许。莱布尼茨像奥古斯丁一样认为意志的本性是自由,这个自由的意志体现了上帝的全能。为《神义论》提供理论框架的《单子论》中那个神秘的“单子”,正如亚里士多德的“隐德莱希”,它预定受造物未来的一切复杂性,“每一部分自然都可以被看成是一个遍地长满植物的花园和水中游鱼攒动的池塘。而植物的每个枝杈、动物的每个肢体、它的每一滴汁液都又是这样一个花园和池塘。”(《神义论》第495页)花园和池塘中生命的运程正是单子的伟大,受造物中人类的善恶正是上帝的全能。

康德的上帝观:康德将上帝、自由、灵魂视为先验观念性的理念,理念的实质就是把知性追求的统一性尽可能扩张到不受条件限制的东西上去:由直言推理最后追溯到一个自身不再是宾词的主词——灵魂,它推论一个主观思维的绝对统一;由假言推理最后追溯到一个自身不再以其他事物作为条件的前提——自由,它推论一个客观对象的绝对统一;由选言推理最后追溯到一个自身不再是部分的总体——上帝,它推论一个主客观所有条件的绝对统一。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主体人把对知性有益的概念联系的主观必然性当成理性追求才有可能的“物自体”规定中的客观必然性,把主观思维中通过概念的无限推移所追求的东西当成客观存在的东西,因此灵魂、自由、上帝这些“先验幻相”虽然客观上不存在,但作为追求形而上学之人的自然要求则不可避免。康德认为其中的“上帝”是一切存在着的东西得以确定的基础,是一切具体存在者的根据,是对一切对象进行回溯的终点,是一切经验世界的原型,

是原始的、最高的、一切存在的存在者,是惟一的、单纯的、毫无欠缺的、无与伦比的、永恒的存在者。它是纯粹先验的对象,它的魅力就在于在经验世界、现象界中永远不能被给予。经验的现象界是知识、科学的对象,先验的本体界是信仰、宗教的地盘。经验的现象界受制于先验的上帝,自然界的秩序、本原只有通过上帝才能得到最终的解释,但是千万不要在现象界、自然界中去寻找、证明上帝。在实践理性领域,在人世间,上帝就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就像可见世界的太阳、满天的繁星高高在上,高到人类永远也达不到的高度。至于人间作恶、义人受难、以怨报德都是现象界、人世间的经验现象,与本体界的先验上帝没有关系。相反现象界的丰富多彩,自然界的因果、秩序,人类社会的政治、道德,正说明了上帝的大能。经验通过先验才能得到最终的解释,而先验并不是从经验而来,或由经验构成,先验束缚、牵引着经验,经验再怎么“挣扎”也不能达到先验,但无限趋向于先验。经验界中人从哪里来?人为什么是这么个样子?进化论、科学无能为力,怎么解释还是有疑问,所以说上帝造人、造世界。至于造人之后,人要做什么,上帝就管不着了!造人是先验的,人的作为是经验的。所以人类作恶的原因与上帝无关。

赵紫宸的上帝论:赵紫宸以对话的方式讨论神学、哲学的问题,结果是先验、抽象、复杂、高深的神学、哲学得到经验、具体、简明、生动的表述,给人清新的感觉。他认为上帝是无量、绝对、完全、永生、全能、全知、全在、超越、贯注;上帝是永存的现在,大千世界,化工神妙,意义可寻,天空星罗、陆地秩序,高山巍峨、江河奔流,花草叶芳、鸟兽逐食,莫非上帝而总其成;上帝是爱,上帝是真理、生命、道路、人格。但是上帝如何面对如此罪恶的人间呢?问天灾,则毒蛇猛兽、洪水焦旱、山崩海啸、地裂陆沉;问人祸,则斗狠凶杀、奸盗邪淫、尔虞我诈、假冒伪劣。

赵紫宸认为,伏尔泰、卢梭、詹姆斯等人为了恶的问题难以解答,便说上帝不是全能的;莱布尼茨以为上帝无量,造成的乃是最好的世界,“恶”不过是有限制的人因无完全性而生,这是空洞玄虚、轻描淡写的乐天观;黑格尔与新黑格尔哲学的“苦厄论”,以为恶是善的对敌,这种恶是善之始,善是恶之成的论调,把恶的实在性铲除了,究竟亦必须将善的实在性铲除了;至于实验主义者,认为意识是水流,世界是断片,断片的世界不可能有整个的上帝,上帝对于恶不承担责任,人借着一个爱人的上帝努力去改造环境、把恶减少就是了。

而中国哲学思想家对于恶的问题,提供了两种解决的办法,其一是道家的消极解决法,老子认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所以人只要任其自然,无为、无知、无欲,则无善恶、无苦乐、无美丑。庄子则要“坐忘”、“齐万物”、“一天地”、“等彭殇”,自然也就无所谓善恶了。后来,陶渊明的“世外桃源”,郑板桥的“难得糊涂”,都是这一办法的表现。其二是儒家的积极解决法。孔子用人为的善去消化天灾人祸,主张“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知其可为要为,知其不可为也要为,努力做人,明德新民,持忠恕,行仁义,则可以无恶矣!董仲舒则认为,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正四方,四方正,则远近莫敢不一于正,邪气无存。“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物殖,五谷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来臣。”宋明时期,致知、格物、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存天理,克己欲,内圣,自然外王。

这两种解决的办法都使“恶”的问题得到解释,并不需要一个上帝的存在来说明。但对于赵紫宸而言,问题并没解决。天人一贯论、阴阳论、自然论、实验人生论、人性善、人性恶等议论,万不能使有识之士心满意足。人生正是在恶中奋斗、冒险、试验、进取、创新,善恶不能分而论之,恶给人痛苦,所以要驱除,善给人快乐,所以要增进。“文化上的一切陈迹,莫不由痛苦,莫不由人生的不满意而造成。”恶逼着人去打破、去奋斗,文化因此而生成、生活因此而丰美。“人格愈高,则心境愈精细,价值愈繁复,因此痛苦愈甚,则超绝痛苦而创新其生命的能力亦愈大。”天然的恶,要用人力去限制、避免、铲除,人为的恶,则要自律,必要时也要他律。“人生意义,端在于人醒,不在于心醉。人能清醒,荷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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