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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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子女【一】

《中国共产党简史》第七章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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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简史》

　　· 前言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 第二章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 第三章　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发展壮大
　　· 第四章　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
　　· 第五章　共和国的成立和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 第六章　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 第七章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
　　· 第八章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
　　· 第九章　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第十章　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
　　· 后记

第七章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全面内乱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导作用的原因。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是江青秘密策划的。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实际上涉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北京市被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此后，批判涉及的范围迅速扩大。

　　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试图对学术批判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这个提纲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并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后，于2月12日转发全党。

　　就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认定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种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而且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

　　与批判《海瑞罢官》大体同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遭到诬陷，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加以“篡军反党”等罪名，遭到软禁。1966年3月底，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责为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于是，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停止工作。

　　为了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判断，是把阶级斗争错误地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重要根据。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个人崇拜。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在很短的时间里，由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一些党政机关受到冲击。这场运动很快从党内推向社会，社会动乱开始出现。

　　党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主持下作出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力图使局势稳定下来。各地工作组在领导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却加剧了同造反派的对立。在如何对待运动的问题上，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分歧日趋尖锐。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

　　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全会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对于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等根本性问题作了有严重错误的规定。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动，党内之所以能够接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是有社会历史根源的。我们党是经过长期残酷的战争后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认识。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使人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矛盾时容易去沿用和照搬，因而把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占主要地位的阶级斗争，并运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战争时期在革命队伍里行之有效的近乎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经验，也容易用来作为规划理想社会的某种依据。对马列着作中某些论点的误解或教条化，使人们日益陷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之中。坚持这种迷误被认为是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神圣事业，对这种迷误持怀疑态度者则难以理直气壮地起来反对。这时，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达到高峰，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逐渐滋长。加上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没有能够顺利发展，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这就使为人民尊重的领袖所犯的错误难以得到纠正，也使林彪、江青这些野心家能够受到信用而得势横行。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红卫兵运动对社会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坏，引起各地党组织和许多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但是，这种不满和抵制当时却被认为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月初，党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造反狂潮全面扩展到工农业领域。为进一步克服运动的“阻力”，从10月上旬至下旬，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林彪、陈伯达讲话，将党内不同意见升级为路线斗争，极力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会后，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中央文革小组策动造反派把攻击的矛头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社会上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和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受到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停顿。国家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

　　1967年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大权。这场夺权斗争得到充分肯定。1月中下旬，各地掀起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一月革命”风暴。夺权狂潮一经引发便不可收拾，很快发展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在党的领导层内，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这种抵制和抗争，或表现为对批判、造反持消极态度，在各自的岗位上坚持工作和生产；或表现为对武斗、破坏持抗议立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严厉批评。1967年在老一辈革命家中爆发的二月抗争就是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在这年1月19日、20日召开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坚决反对江青、康生、陈伯达鼓吹军队应和地方一样搞运动的主张。在激烈的争执中，叶剑英、徐向前义愤填膺，奋起抨击江青等人。2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再次爆发了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的激烈斗争。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围绕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广大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等“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拍案而起，接连怒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乱党乱军的做法。这些老同志的抗争，被江青等人诬为“二月逆流”，受到严厉批判。

　　全面夺权使派性斗争激化。各造反派组织为争权夺利，拉帮结派，争斗激烈，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以至酿成残酷的武斗。1967年夏秋，谢富治、王力、江青等人乘机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文攻武卫”等口号煽动武斗，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这几个月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国家动乱最剧烈、社会灾难最严重的阶段。

　　为了对混乱状况加以约束，毛泽东号召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正确对待干部，并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还批发了多项命令、布告，以制止武斗蔓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财产。这些措施，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对制止局势恶化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经过二十个月的社会大动乱和错综复杂的夺权斗争，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为党的九大作准备召开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举行。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下，会议批准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把持下炮制的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一年后，刘少奇含冤病逝。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一起冤案。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当时，全国有党员2200万人，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以至基层党组织大都没有恢复或建立，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九大从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气氛所笼罩。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核心内容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报告极力鼓吹这个理论的“伟大贡献”和这场“革命”的丰功伟绩，而对于党应该怎样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却根本不予提及。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个理论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大会通过的党章没有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却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种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在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帮派中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许多功勋卓着的革命家被排斥在外。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因而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二、林彪集团的覆灭和纠正极左思潮的努力

　　党的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斗、批、改”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等阶段。在实际工作中还包含“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内容。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含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但是，“斗、批、改”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具体化，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引起动乱的因素更加深化。

　　九大结束后，林彪集团的权势膨胀到顶点，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矛盾急剧上升。他们担心江青集团的势力有可能超过自己，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会发生变化，因而妄图提前“接班”。1970年8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两个集团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矛盾集中地爆发出来。林彪集团的图谋及其宗派活动被揭露并受到批判后，毛泽东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林彪集团的骨干成员决心铤而走险。林彪的儿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召集他的秘密小组织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他们的阴谋。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从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中，人们清楚地看到，鼓吹个人崇拜最力的林彪竟然阴谋杀害党的主席；由党章规定的接班人竟然出国叛逃。这一具有极大尖锐性的事件促使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严肃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是什么结果?“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不是必要的?天下大乱究竟能不能导致天下大治?林彪事件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产生了怀疑。

　　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采取措施解决与这一事件有关的问题。党中央决定撤销由林彪集团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毛泽东亲自过问对一些领导干部落实政策的工作，为“二月逆流”平反。1973年3月，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同年12月，毛泽东提出要给被打倒的贺龙、罗瑞卿和1968年因受林彪、江青诬陷而被撤销领导职务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恢复名誉，承认自己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要做自我批评。这些行动为加快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在各方面进行政策调整创造了条件。

　　“批林整风”开始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进程，使一批被打倒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针对无政府主义思潮对经济工作的破坏，周恩来指示国务院提出整顿企业的措施，恢复被破坏的各种规章制度；通过大力压缩基建规模、精简职工人数等措施，解决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大大突破指标的问题，扭转国民经济下滑的趋势。他顶着江青集团大批所谓“崇洋媚外”的压力，努力开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从国外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在农村，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不能把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否定。在科学教育工作中，周恩来要求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并提议召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他还抓了落实党的文化、民族、统战等政策的工作。周恩来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纠“左”整顿。经过近两年的调整和整顿，各方面工作都有明显起色。可是，在毛泽东看来，批判极左思潮是同否定“文化大革命”联系着的。他认定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而不是批判极左。这样，周恩来领导的纠“左”努力被迫中断。

　　林彪事件后，党的一些重大的组织问题需要解决。其中最迫切的是修改载有林彪为接班人等内容的党章和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党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党的十大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举行。当时全国有2800万党员，出席大会的代表1249人。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仍然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左”倾指导方针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破坏性后果日益明显。在上海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在十大竟当上党中央副主席。但这时，也解放了一批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备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有些老干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被选举为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王稼祥等被选进中央委员会。

　　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集团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三、同“四人帮”的斗争和1975年的全面整顿

　　“文化大革命”的长期持续和几经反复，使人们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有所改善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的迫切要求。十大以后，党内围绕着动乱与反动乱、篡权与反篡权、整顿与反整顿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

　　十大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1974年1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不仅因为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而且是要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

　　“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他们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批干部，还指使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发表大量所谓“批孔”文章，影射周恩来是“现在的儒”，对周恩来前一阶段恢复“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正确的政策措施和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进行攻击。他们的帮派分子在各地揪斗老干部和知名人士，乘机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社会秩序再度混乱，刚刚有所好转的国民经济再遭严重破坏。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搞乱社会的图谋有所察觉，对“批林批孔”运动作出限制性规定，并在中央领导层提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的问题。这年下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四人帮”再次搞乱全国的图谋受到抑制。同年10月，中央发出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通知。“四人帮”认为这是他们篡夺更多权力的机会，加紧阴谋活动，企图由他们出面“组阁”。这时，毛泽东提议由已在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并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邓小平，出任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四人帮”极为不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借风庆轮事件对邓小平发动突然袭击，遭到邓小平坚决抵制。事后，又由王洪文出面向毛泽东作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的汇报。毛泽东当即批评了王洪文。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批评“四人帮”，重申“总理还是总理”，并进一步提出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这对江青的“组阁”企图落空起了重要作用。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发展经济、振兴国家的事业上来。这是饱受“文化大革命”内乱之苦的中华民族最强烈的愿望。四届全国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员，为邓小平随后主持国务院工作奠定了基础。但这次大会通过的报告、决议和宪法，未能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

　　四届人大闭幕后，已患重病的周恩来病情更加严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整顿。他强调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大局，提出要全面整顿，部署以铁路整顿为突破口，使堵塞严重的铁路全部疏通，运输状况开始好转。接着，开始整顿钢铁工业。邓小平强调:把钢铁生产搞上去，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认真落实政策，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技工作也开始整顿。文艺进行了政策调整。教育战线的整顿同时在积极着手。军队整顿是各方面整顿中重要的一环，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这对抵制“四人帮”夺取军队领导权的企图起了重要作用。邓小平还提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主要整顿各级领导班子，要在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的同时，对强行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造反派区别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处理。邓小平还在六十年代初党制定的工业等方面若干条例的基础上，领导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等文件，提出加快工业、科技发展的一系列措施和“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等重要观点。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是“文化大革命”中党的正确领导与“四人帮”的一场重大斗争，整顿虽然还不可能直接触及“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但力图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把“文化大革命”中被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政策是非加以澄清，从而开始了有限度的拨乱反正。整顿中，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转向回升，工农业产品产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1975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国民经济发展较好的一年。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但他仍然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为了进一步阐明发动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毛泽东曾在1974年10月至12月的几次谈话中，提出若干有关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他希望邓小平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然而，整顿工作的深入展开，势必触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逐渐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这种发展趋势，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1975年11月下旬，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翌年初改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个运动既违背事理，又大失人心，再度造成社会混乱。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对长期持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感到困惑，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更加不满，要求社会安定和发展经济的愿望愈加强烈。

　　四、粉碎江青集团的胜利

　　在“文化大革命”进入第十个年头时，广大干部群众长期郁积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四人帮”的愤恨，终于在1976年清明节前后爆发出来。

　　这种不满像火山熔岩一样不可压抑的迅速喷发，是由“四人帮”压制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而引起的。1976年1月8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四人帮”不仅发出种种禁令压制悼念活动，而且加紧展开了对邓小平的“大批判”。“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迅速转化成愤怒的情绪，并进而转变为强烈的反抗行动。自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等城市的群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自发举行悼念活动。首都人民也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聚集了200多万京内外群众的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达到高潮。人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在共和国历史上罕见的“花山诗海”中慷慨陈词，深切怀念周恩来，怒斥“四人帮”迫害周恩来、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出现了一人振臂，万人应和，震天动地的感人场面。当时在广场上争相传抄、凝聚着爱和恨的那些诗词、传单，庄严地表达了人民群众要求把中国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心声。当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李先念未参加)，天安门广场的事态被定为反革命事件。4月5日，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数万群众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部队战士发生了严重冲突。一场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所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强大抗议运动，就这样被压了下去。尽管如此，这场全国性的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天安门事件后，中央政治局通过两个决议:一是决定在周恩来逝世后担任国务院代总理同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随着邓小平的被撤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以更大的规模和声势在全国强行推开。

　　1976年7月6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及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的朱德逝世。7月28日，河北唐山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9月9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去世后，党和国家的前途成为人们忧虑的问题。

　　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暗地布置其在上海的亲信突击发放武器；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企图由他们指挥全国；还在报上公开诬蔑和威胁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活动，使叶剑英、李先念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也认识到必须割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的这个痈疽。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党中央还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势，使江青集团骨干分子妄图武装叛乱的阴谋未能得逞。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前提。

　　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场所谓的“大革命”中，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诬陷和迫害。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在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比例关系长期失调，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这十年间，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国民收入损失达五千亿元。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自七十年代起，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开始持续发展的时期。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从而失去了一次发展机遇。

　　这场由文化领域发端的“大革命”，对教育、科学、文化的破坏尤其严重，影响极为深远。很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学校停课，文化园地荒芜，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达二亿三千多万，占全国总人口数的近四分之一，严重影响到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和打砸抢分子乘机混到党内并窃取一部分权力，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个人崇拜以及各种愚昧落后的思想行为泛滥开来，致使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受到严重削弱。

　　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抗争，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抵制、抗争和斗争是十分艰难曲折的。“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没有动摇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为了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林彪、江青等人进行斗争，共产党员张志新等惨遭杀害。

　　正是由于各级干部、党员和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的抵制、抗争和斗争，“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作用受到一定限制。也由于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克服频繁的政治运动的重重干扰而顽强努力，经济建设仍取得一定进展。科学技术取得若干重要成就，包括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郭永怀、邓稼先等许多科学家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农业科学家袁隆平在1972年育成一代籼型杂交水稻，为我国的粮食生产作出重大贡献。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国家的安全。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恰恰相反，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而取得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事业会取得比这大得多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它留下了永远不应当重犯这类错误的深刻教训，从反面为党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提供了历史借鉴。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的责任。但是，这些错误终究是在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毛泽东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但在晚年对许多问题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毛泽东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着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重用过林彪等人，也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他重用过江青等人，也对他们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对后来党顺利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起了重要作用。他在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国家的安全，顶住国际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特别是七十年代初，他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审时度势，及时对外交工作作出富有远见卓识的重大战略调整，使我国的外交工作打开了新局面。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到恢复，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陆续同一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亚非拉国家建交，为后来的对外开放打下了基础。在“文化大革命”中，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统一，这些都是同毛泽东的作用分不开的。

　　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后半生，领导党和人民抵御来自国外的威胁和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探索。这些重要的历史功绩和探索的首创精神，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他在探索过程中发生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了大的弯路，这是应该引为沉痛教训的。全面评价毛泽东的一生，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是不可磨灭的。

张春桥子女【二】

周恩来作文900字

　　周恩来同志的卓著功勋、崇高品德、光辉人格，深深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下面请大家来看看小编辛苦为大家准备的《周恩来作文900字》多篇，如果想要更多相关讯息，请继续关注我们的作文栏目。

　　篇一：周恩来作文900字

　　周恩来从小志高，12岁就发出了立志读书，报效祖国的誓言。

　　1911年年底，周恩来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上学。一天，魏校长亲自为学生上修身课，题目是“立命”。正当魏校长讲到精彩处突然停顿下来，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请问为什么读书？”

　　教室里鸦雀无声，没有一个学生回答。

　　“如果没有人回答，我就一个个问了！”

　　魏校长走下讲台，指着前排一同学说：“你为什么而读书？”这个学生站起来挺着胸脯说：“为光耀门楣而读书！”。魏校长点点头，又问第二个学生，回答是：为了明礼而读书。第三个被问的学生是一个靴铺掌柜的儿子，他很认真地回答说：“我是为我爸而读书的。”同学们听了哄堂大笑。校长对这些回答都不满意，摇了摇头又到周恩来面前，问道：“你是为什么而读书？”

　　周恩来在学生中威信挺高，在以前不久，辛亥革命刚刚成功，他在同学们中第一个剪掉了长长的辫子，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因为满清政府规定，所有汉人男子都必须像满族人一样留长辫子，以表示忠于清朝朝廷，不留辫子就要杀头。因此，同学们都非常敬佩他。

　　周恩来站起身来，教室里静悄悄的，大家都在等待他的回答。周恩来非常郑重地回答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回答的多好啊！一句话，表达了周恩来从小立志振兴中华的伟大志向。

　　魏校长没有想到，竟然有这样出众的学生，非常高兴。他示意让周恩来坐下，然后对大家说：“有志者，当效周生啊！”意思是说，有志气的青年，都要向周恩来学习！

　　是呀，我们应该向周恩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从小就立下远大的人生目标，然后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坚持不懈，勤奋学习，为人民，为国家做出贡献，这样才有真正的人生意义！

　　篇二：周恩来作文900字

　　周恩来是我国在新中国成立担任政府总理达26年，为世界上在这样的岗位上连续任职最久的领导人。

　　周恩来小时侯，鸣叫三遍过后。周家花园里传出了阵阵琅琅的读书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读着。读着，周恩来很快就把这首诗背得滚瓜烂熟了，但总觉得没有透彻领会诗的意境：每一粒到底有多辛苦呢？

　　第二天，周恩来来到蒋妈妈家玩。吃饭的时候，他望着白花花的大米饭迫不及待地问道：“蒋妈妈，这大米是怎么来的呢？”

　　蒋妈妈很喜欢周恩来好问的精神，就笑着告诉他：“大米是稻子舂成的。稻子浑身有一层硬硬的黄壳。”“啊，吃上这碗大米饭，可真不容易啊！”周恩来大吃一惊地说。“是呀，这十道关，也不知道要累坏多少种田人呢，这香喷喷的大米饭是种田人用血汗灌出耒的。”蒋妈妈深感触地说。周恩来对诗意的理解，更激励他勤奋学习。还坚持每天练一百个大字，有一天，周恩来随陈妈妈到一个路途较远的亲威家，回来时已是深夜了。年幼的周恩来已经精疲力尽，但他仍要坚持练字。

　　周恩来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让我得到了启示：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要请教别人。而且要坚持每天的精神。

　　篇三：周恩来作文900字

　　开国总理周恩来深受人民的崇敬和爱戴。他在世时，每当提起他，人们习惯称“总理”。我心中想，这两个字一是表示人民对他的敬爱；二是国家总理这个职位非他莫属。想当年总理身患癌症还为国操劳，筹备四届人大。“四人帮”想趁机夺权，请示毛主席。主席批示：“总理还是总理”，他们妄图让狗头军师张春桥取而代之的美梦就此破灭。这是党心民心所向，是谁也动摇不了的。

　　总理出生入死，艰苦卓绝地战斗几十年，以他的历史功勋和全面的才能，当之无愧的成为开国总理。他一生的实践表明，他是真正的人民公仆。三年困难时期，总理告诫全党：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如果不这样，那是会引起群众公愤的。他带头廉洁自律，夜以继日地工作，有“全天候总理”的美誉，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人民拥戴的终身总理。他曾佩戴有毛主席头像写着为人民服务字样的胸章，那正是他拥护毛主席为领袖，实践毛主席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人民热爱他、怀念他。当总理逝世后，尽管有“四人帮”的极力压制，但是，全国下半旗志哀，人民自发地悼念，并在“十里长街送总理”。那些感人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总理有巨大的国际影响，获得许多国家的政治家和人民的尊敬。因此，联合国破例为他下半旗七天(1976年1月9日至15日)，时至今日记忆犹新。

　　总理的业绩可谓辉煌，但居功至伟却虚怀若谷常做自我批评，他曾说：“要让我写自己的历史，我就写自己的错误。”他是我们党内高级领导人中做自我批评最多的人，甚至忍辱负重代人受过。他虚心学习与时俱进“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生活简朴、爱情专一。他是公认的美男子又身居高位，却终生只有一个妻子。他与邓颖超“终其一生你是我的唯一，我是你的唯一。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助、互让、互谅、互慰。”是一对相濡以沫的恩爱夫妻。

　　总理的人格魅力，总理的人民公仆形象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这是最宝贵的财富，是巨大的精神力量。

　　总理啊总理！我最崇敬的人民公仆，我们永远爱戴您！怀念您！人民盼望您的精神在中华大地发扬！

张春桥子女【三】

1992年以来“红卫兵”研究述评

　　以下是论文频道编辑为您整理的1992年以来“红卫兵”研究述评，供您参考，更多详细内容请点击(

　　1992年以来“红卫兵”研究述评

　　研究中国现代史不可能回避“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红卫兵”曾一度主宰过社会。如今或是由于资料原因，或是由于政治高压，学术界对这方面甚少涉及。那一段历史的神秘始终有一种解不开的情结。看了诸多学者有关“文革”的文章之后，对那段喧嚣的历史以及“红卫兵”这个辉煌一时的群体有了一些了解，谨作本文，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终结

　　对“红卫兵”的界定，官方与学术界意见比较一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红卫兵”是指“文革”时期由青少年组成的学生组织;广义的“红卫兵”则指“文革”中包括学生在内的各类群众组织。在研究中学者们往往会指明自己研究的对象是狭义还是广义的“红卫兵”组织。

　　从1965年开始，在当时的政治气氛烘托下，大学和中学校园里弥漫着一股火药味，学生们普遍热衷于政治讨论。1966年5月，清华附中预科651班的一些学生就剧本《海瑞罢官》该不该“突出政治”这个话题，与校方发生争执，并引发了全校大讨论。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在北大贴出一张大字报，标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宋硕、陆平、彭佩云当时是派驻北大的工作组负责人。

　　在这张大字报的刺激下，5月29日，清华附中十余名高年级学生聚集在圆明园旧址，讨论当时形势和自己的选择，大家决定今后使用与会者之一张承志曾用过的笔名“红卫兵”来集体署名写大字报，取其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宣称“一个势如破竹的文化大革命将在中国兴起”。清华附中的这群学生立即响应《人民日报》的鼓动，贴出了有100多人签名的大字报，表示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北京许多中学的学生来看大字报，然后在本校也以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声援。

　　紧接着，各种各样的“红卫兵”组织相继出现。6月初，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北京矿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大学附中以及北京市第25中学的学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红旗”、“东风”等学生组织。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主席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

　　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此时，由于北京市委派驻大学、中学的工作组仍然对学生的激进行动采取压制态度，所以“红卫兵”组织被工作组看成是“搞地下，非法煽动群众，是非法的革命活动”，“红卫兵”组织与工作组发生了摩擦。

　　1966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宣布推迟高校入学考试(后来实际上停止高校招生)，以便让学生参加“文革”运动。这实际上鼓励了大、中学校学生的行动。“红卫兵”组织成员坚信自己会得到党中央的支持，于是一些人在7月28号写信给毛泽东，请江青转交，结果出人意料地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于8月1日写信给这些“红卫兵”，在信中用了4个“热烈的支持”这样难得的表态。

　　此信还被作为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在当天开幕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毛的这一政治姿态实质上是在向全党全国宣布，对“红卫兵”组织及其行动只能支持不能打击。毛泽东运用个人崇拜营造起来的无上权威把“红卫兵”从“潘朵拉之瓶”中请了出来，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声称，青少年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样的说法使许多“红卫兵”更加头脑发热，以为天下“唯我正确”，目空一切，“老子天下第一”。此后，“红卫兵”组织立刻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的学校中大量涌现，“红卫兵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100多万群众和“红卫兵”代表，北京市一个“红卫兵”组织的代表、中共高干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把一个标有“红卫兵”字样的袖章戴到毛泽东的手臂上，毛泽东欣然接受并对宋加以鼓励。毛泽东的这一表示通过报纸和广播立即传遍全国。

　　《人民日报》宣称：“革命的学生们组织‘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等革命组织，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合法的组织。他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是合法的行动。谁要反对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就直接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违背了党中央的决定。”“‘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将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永葆革命的青春。‘红卫兵’的革命行为，是任何顽固的旧势力也阻挡不了的洪流。‘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1]

　　“红卫兵”们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支持鼓励下，政治狂热进一步上升。北京的大专院校“红卫兵”们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充当毛泽东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批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活动。同时，北京的中学“红卫兵”们制造了“红色八月恐怖”，组织了一系列抄家、揪斗“黑五类”、揪斗教师等活动，一些“红卫兵”不仅虐待殴打被揪斗对象，甚至无端打人致死。

　　9月5日中共中央为了组织全国各地的学生和“红卫兵”到北京交流学习“文革”经验，下达了“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和运输部门免费组织上千万人到北京。毛泽东从9月开始先后7次接见了上千万外地学生和“红卫兵”，给他们以巨大的精神鼓励。这样，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们走出校门，迈向社会，掀起了风起云涌的“红卫兵”“造反”运动。

　　1966年底至1967年初，毛泽东通过“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全国范围内支持“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在各地“夺权”活动的早期阶段，工人“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并肩战斗”。当他们从“走资派”手中“夺权”之后，“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之间争夺地位的利益冲突就全面展开。

　　在毛泽东“斗争哲学”的影响下，“红卫兵”们本来就习惯于把所有持不同观点的人和组织统统置于对立面，这种做法受到官方文件的鼓励[2]，再加上毛泽东直接指挥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运用没有具体标准和政策依据的政治“帽子”，按照毛及“中央文革”的需要，支持一部分群众组织，打击压制另一部分群众组织。

　　并且让地方驻军介入支持某些群众组织，结果造成了各地群众组织之间严重的分裂和对立，“红卫兵”组织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分裂对立之中。随着各地“造反派”因为“夺权”当中的分歧而对立、分裂，“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系”冲突愈演愈烈，甚至发展成武装冲突。不同“红卫兵”组织之间也出现了尖锐的摩擦冲突。

　　自从“红卫兵”组织逐渐发生分裂或变成“派性”组织，就有一些“红卫兵”成员开始反思。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摩擦冲突的发展，他们逐渐了解到这场运动的残酷性和盲目性之后，日益清醒过来，对“文革”产生怀疑，不少人因此受到打击和迫害。

　　总体上来看，“红卫兵运动”自兴起之时就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工具，青年学生之所以戴上“红卫兵”的“桂冠”后就所向披靡，其权威和力量并非来自青年人自身，而是源自当时的社会政治大环境。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史无前例的顶峰状态下，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把毛个人的无上权威转化成了无数“红卫兵”个人行动的权威性。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的政治需要也决定了“红卫兵”的命运，“文革”期间“红卫兵运动”几次出现分裂，不同派别力量的兴衰，都与毛泽东操纵的政治气候变化息息相关。当毛泽东借“红卫兵运动”之手实现了在全国范围内“夺权”的目的之后，“红卫兵组织”开始被冷落。

　　1967年3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要求“外出串连的师生一律在3月20日前返校参加本校文化大革命，整顿思想、作风、组织，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应该在运动中整顿、巩固和发展。”但不少“红卫兵”不愿意返回校园，而是继续在各地参与派系斗争。在一些地方，“红卫兵”们参与了抢夺武器的行动并与其他群众组织发生武装冲突。

　　1967年10月，毛泽东表达了他对“红卫兵”的不满。10月14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要求大、中、小学校复课的通知。此后，中学“红卫兵”基本上回到学校，但在一些大学里“红卫兵”组织之间的冲突仍然继续发展。其中最典型的是北京清华大学两派“红卫兵”组织在校园里的武装对垒，最后毛泽东只好派“工人宣传队”去控制局势。

　　但遭到“清华井冈山兵团”的抵制，清华大学的这一派“红卫兵”甚至开枪射击，打死工宣队员5人。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集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谈话要点以“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为题向全国发布。自此，“红卫兵运动”逐渐沉寂。

　　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工人和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全国大、中学校，所有学校开始了“军宣队”管理下的“军训”，“红卫兵运动”基本结束。自1968年秋天起，绝大多数大学生被送到工厂或农场劳动，各地城市里应届毕业的中学生则多数被强制迁往贫穷的乡村或艰苦的边疆定居，号称是“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文革”中一度如“天之骄子”的“红卫兵”至此落入了社会的最底层，“红卫兵”在中国彻底消亡了，这一代曾经非常活跃的城市青少年沦为终日艰难劳作也难以自养的农民。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与1965年以前历年被强制迁徙至农村的城市青年统称为“知识青年”。

　　官方文件对“红卫兵运动”的性质作了如下界定：“红卫兵运动是发生在60年代后期中国大地上的一场在错误路线指导下适应发动和进行‘文化大革命’需要的千百万学生、青年的造反活动。”这个说法比较客观，但不一定能准确反映整个“红卫兵”运动的种种具体特征，并且用对群体活动的概括性表述掩盖了这场运动中某些人的个人责任。但研究“红卫兵”的学者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则往往带浓厚的感情色彩和更深层次的理解，也因此往往更接近事实。

　　如印红标对红卫兵运动的解释是：“整整一代学生青年在真诚地投入红卫兵运动的同时，也带进了他们之间在政治、社会以及思想意识方面形形色色的差异和分歧，从而使运动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3]”范明强和魏纹则把“红卫兵”看作是毛泽东错误发动的、被“中央文革小组”利用的青年运动，是对中国青年运动优良传统的扭曲和反动，是无政府主义思潮驱动下的青年运动，是灾难性的破坏运动[4]。

　　笔者认为，“红卫兵运动”是一场发生在60年代中期中国大地上的一场由错误路线指导并发动、服务于推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需要，有千百万学生、青年参加的造反性活动，具有鲜明的反现代性色彩，是青年学生在政府指导下从事的一场破坏社会秩序和自我摧残的行动，从各方面来讲它都不是一种理性的进步文明行为，而是邪恶的倒退和社会灾难。但是，要了解“红卫兵运动”的起源和演变，还是得结合其所处政治社会环境，考虑到包括从国家领导人到“红卫兵”本身各方面因素，并参考其产生的社会影响来认识。

　　二、“红卫兵运动”产生原因解析

　　徐友渔对“红卫兵运动”的研究成果相当多。他在“文革”中有亲身经历，为了研究“红卫兵运动”访问过不少当年的“红卫兵”，大量系统地阅读了“文革”期间的官方文件和“红卫兵”小报。他在一篇文章中追溯了“文革”前的教育和社会文化环境，那时学校里的教育与社会风气都是“革命至上”的革命理想教育，“争当革命事业接班人”成为青少年的价值观。

　　当时全国流行“学雷锋”运动，他认为，正是“学雷锋运动”所倡导的“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业，甘当革命螺丝钉”和“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等观念，导致了青年学生在“文革”中的一系列以“革命”的名义所从事的暴力行动。而当时党和政府发动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则产生了对毛泽东的高度个人崇拜。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把一个人是否革命的标准，从以往强调的忠于事业、忠于人民乃至忠于党，最终变成了忠于最高领袖个人。徐友渔还分析了当时中国的自我封闭的社会氛围，认为那时人们生活在一种政治神话中，以为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在受苦受难，而中国不但是个生活幸福的国家，而且也是世界革命的中心。

　　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在等待着“革命”的中国去“解放”，由此青年一代产生了狂妄自大、反理智和反文化的心理，藐视人类文明与人性。整个社会受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影响，形成一种“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的社会氛围[5]。再加上当时盛行的“阶级路线”的影响，直接导致了“文革”初期“血统论”的盛行[6]。

　　徐友渔认为，以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造反”的动机虽不排除个人利益，但总体来说比较单纯，其中青春期激情占了很大的比重。他引用依斯瑞尔“从历史角度看红卫兵：中国青年运动的连续性和变化”中的语句：“想当红卫兵的诱惑有多种因素，因人而异：

　　参与建设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的愿望，在受教育和就业的无情竞争中得到好处的前景，享受同志情谊，共同冒险和集团权利感，以及串联历险的机会”。其次，徐友渔认为，阶级斗争教育是诱发红卫兵运动的一大原因。在“文革”以前学生中就产生了潜在的分裂。再次，他认为人们起来“造反”的主要原因还不是家庭出身，而是因为毛泽东的号召。其四，“文革”发动者使用了策略手段。其五，基于当时体制下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

　　范明强在“‘红卫兵’政治思潮的成因及其特点”中分析了“红卫兵”思潮形成的原因。他认为，“红卫兵”思潮之形成有其历史条件、思想条件、组织条件。历史条件是指政治社会化;思想条件是指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如“反修防修”、“大民主”与“治乱观”等，同时还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封闭性。

　　组织条件是指“红卫兵”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组织。高皋和严家其认为：“对毛泽东的个人神化，成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起特殊作用的红卫兵组织诞生的政治前提。[7]”徐友渔在自己的一本书中曾列举了大量西方学者的观点[8]。唐少杰还归纳出“红卫兵”的8大情结：“造反”情结、准救世主情结、革命实用情结、泛敌意识、迷信领袖、暴力崇尚、血统出身、英雄主义情结[9]。

　　笔者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三个角度分析，认为“红卫兵运动”是在60年代中国社会高度政治化、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和封闭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青年学生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与社会交互作用的必然产物。

　　1. 封闭的社会文化环境──“红卫兵”诞生的历史大环境

　　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是生活在一个小小的区域内，那他就不可能知道在他这个小世界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大世界，在他的观念中只存在关于这个小小世界的认识。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选择了对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与西方国家关系恶化，除了与苏联东欧集团国家的交往外，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没有外交往来，陷于孤立状态。同时在国内大搞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要求肃清“亲美、恐美、崇美”思想，树立“仇视、蔑视、鄙视美帝国主义”思想。

　　从此，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除了官方意识形态灌输以外，接触不到外部世界的信息，也基本上不了解国际社会的真实变化。从1962年开始，中苏关系逐步恶化，中国又切断了与苏联东欧国家的文化交流，原来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改成单一的毛泽东思想教条的灌输。

　　人性、母爱、温情等被说成是腐蚀革命的毒药，人道主义被批判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到了1966年，毛泽东语录铺天盖地般出现在人们的视听中，全国各大中小报纸、广播电台言必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语录被印成“红宝书”，上至副统帅林彪、总理周恩来，下至小学生，都“手不离语录”、“口不离语录”，对待毛泽东语录的态度被看成检验人们是否忠于革命、忠于领袖的试金石。

　　1966年“文革”高潮时期，书店里只剩下毛主席著作、林副主席著作和鲁迅的书。在民众自发的互相监视下，很少有人敢交换传看被称为“封资修”的国内外经典作品。从该年秋天开始，正常出版的只有中央、省级和一些地区级的党委机关报，与此同时，各种“群众组织”自行编印发行的小报却满天飞。广播电台只播送政治宣传材料和“革命歌曲”。

　　在这种高度封闭的文化环境里，报刊广播以结构单一、内容单调的政治符号高频率地反复冲击着人们的头脑，同时充斥着“阶级斗争”的社会控制系统又阻止了信息在民间的自由传播，人们只能接受被灌输的信息，结果导致中国人、特别是正处在社会化过程中的青年一代的蒙昧无知。那时的青少年绝大多数没有自己的思考和主体人格，人云亦云。

　　缺乏对社会的独立看法，对官方灌输的一切说教又深信不疑，即便极少数人有探索精神，也苦于找不到多少可以启蒙的资料，何况当时的社会环境也不允许人们保留独立于当局的想法。在接受了大量的毛泽东思想和革命理想、革命传统教育之后，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激情必然会引诱他们把心中的所想变为现实，这是“红卫兵”产生的主要原因。

　　2. 畸型的政治氛围──“红卫兵”诞生的政治前提

　　当时中国在封闭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实行了近20年的政治高压，这导致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畸型的政治氛围。“文革”前多次搞政治运动，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到1963年开始的农村“四清”运动，几乎接连不断。其中单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把55万人打成“右派”，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11%。纷至沓来的政治运动不但打击了所有敢于独立思考、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而且毒化了整个社会，完全颠倒了是非标准。

　　如果说封闭的社会文化环境使下层民众变得蒙昧无知的话，那么毛时代的政治高压则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再也不敢发表不同于官方声音的言论。公共生活的“泛政治化”进一步导致个人行为的“泛政治化”和犬儒主义盛行。许多人变得在政治上对“领导”无条件地盲从，争相向“领导”显示自己“表现积极”;与此同时，以“靠拢组织”的名义打击同事、同学，向“组织上”告密出卖同事、同学乃至亲属以换取“组织上”的信任，也成为一种受到“领导”鼓励的“正当”行为。

　　在这种政治氛围中，对“组织上”的信任又进一步演变成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和效忠。毛泽东利用从40年代以来积累的权威，在中国推动了“现代造神”运动，形成了中外历史上罕见的极度个人崇拜。中国长期的封建文化传统是这种“现代造神”运动的“根”，这场“造神”运动只不过多了一层现代“泛政治化”的色彩。

　　当时“誓死捍卫毛主席，海枯石烂不变心”之类的口号流行全国，人们不以为怪，反而认为这就是人类最进步的观念。正是在“忠于毛主席”、“紧跟毛主席”的名义下，“红卫兵”把种种“打砸抢”行动都“正义”化了。青少年处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极易形成“政治化人格”，人们的行为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化倾向，其言行举止都带有鲜明的政治性，这在当时的青少年中尤其明显。

　　3. 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异化──“红卫兵”一代的社会化过程

　　在青少年成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中，他们主要受3方面的影响，即社会、学校和家庭。上文分析了社会政治环境对“红卫兵”一代的影响，接下来分析当时学校和家庭对他们的影响。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观念成为全国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学校政治思想工作的中心任务也转入“革命传统”和“阶级斗争”教育，尤其是通过设置政治课向学生灌输意识形态，“端正”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情感。

　　从而强化他们对现存政治体系的认同、信任、忠诚与支持，使之成为绝对服从党的驯服工具。学校在发展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的过程中也努力培养“政治积极分子”，鼓励青少年学习“革命先辈”的“大无畏的造反精神”和“英雄主义”行为。

　　青少年本来就非常看重同学之间的互相评价，在学校的支持保护下，学生“积极分子”行为的“泛政治化”无疑对其他同学起了“示范”作用，也构成了同伴压力。青少年原本就激进，而当时学校内的“泛政治化”气氛又进一步加速了青少年中激进倾向的蔓延。毛泽东在“文革”开始时选择“红卫兵”作先锋，可能就是因为当时的学校教育影响下的青少年具有容易冲动与无条件盲从的特质。

　　在60年代前半期紧张的社会政治气氛中，不少家庭的内部关系也出现了“泛政治化”倾向。“阶级感情”被放到了维系正常家庭伦理关系的血缘亲情之上，一些政治上“表现积极”的人在家庭内部也用“阶级路线”划分家庭关系，导致夫妻、父子等亲情被异化。很多青少年为了表示自己“要求进步”、“表现积极”，不再接受父母的家庭教育，甚至要与有“历史问题”的父母“划清界限”。这样的家庭气氛无法缓冲社会和学校教育“泛政治化”的影响，相反还强化了青少年的激进情绪，为后来的“红卫兵”造反埋下了种子。

　　青春期是一个特殊的阶段，随着生理上的发育，青少年的自我意识趋于成熟，希望独立地探索人生和社会，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渴望，也充满了理想和激情。他们一旦形成了某种想法和意念，就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可是他们单纯，社会经验少，需要而且崇拜偶像，却未必能对社会现实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太容易被人利用而茫然不知。可惜，当时的学校教育所施加的影响恰恰把他们推往政治上激进冒险的方向，而家庭教育又被“泛政治化”的社会气氛压缩得无法起到必要的矫正作用。

　　三、“红卫兵”的派别分类、行为特征及异端思潮

　　以上的讨论为了大致说明“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消亡，基本上是用“红卫兵”这个词称谓所有的“红卫兵”组织。曾先后投入“红卫兵运动”的青年大约在1，000万至2，000万之间，其中不仅有所谓的“老三届”(指本应在1966、1967、1968年毕业的初中和高中学生)，也包括所谓的“老五届”(其范围大于“老三届”，还包括应在1969、1070年毕业的初中生)。不同年龄层的学生因经历和“文革”前所受教育的多少不同，价值观有差别，在“文革”中的表现也有很大差异[10]。

　　在“红卫兵”当中始终因参与程度的不同存在着领导者型、主力骨干型和一般群众型(也可称为依附者型)等不同角色。而如果从“红卫兵”本人的思想认识层次来划分，则可以发现附从型和独立型两种类型。其实，“红卫兵”在“文革”中从来就不是一个行动统一、观念一致的群体，“红卫兵”们从一开始就分成许多派别，代表了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青少年，也有颇为不同的立场和观念。在“文革”的各个阶段，不同派别的“红卫兵”组织此起彼落，你兴我衰，构成了一幅复杂的图景。一些学者就此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徐友渔将“红卫兵”的发展概括为：“1966年8、9月间，搞血统论的老红卫兵一枝独秀、风光万分不可一世;而从10月起，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把他们的支持和恩宠转移到造反派红卫兵身上，到年底，保守的老红卫兵或者彻底瓦解，或者被打得七零八落，稍后，造反派红卫兵内部分裂为具有激进和温和倾向的派别。

　　1967年的‘一月造反’一度使造反派失势，保守派死灰复燃，但随着‘反击二月逆流’，造反派在5月前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从7月开始，内部两派开始大武斗;在中央的干预下，各地造反派在1968年陆续放下武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从这年8月起，随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红卫兵逐渐退下政治舞台[11]。”他按照“红卫兵运动”的过程把“红卫兵”分成“保守的老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以及“激进造反派红卫兵”。

　　针对社会上对“红卫兵”的不少误解，陈益南认为，不能将“文革”初期大破“四旧”的举动与整肃、批斗、迫害老师及其他人的暴行，都归罪于整个“红卫兵”队伍;也不应该将“红卫兵”全都视为“造反派”，以为“红卫兵”等同于“造反派”。他指出，“文革”中的“红卫兵”，其产生、发展、蓬勃直到消亡的过程中并不始终是同一批人、同一种观念与身份;在“文革”的不同阶段，“红卫兵”的含义是大不相同的。

　　他的看法是，在“文革”中“红卫兵运动”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老红卫兵时期(1966年底到1967年元月之前退出历史舞台)”、“造反派红卫兵时期”、“反军与拥军两派红卫兵时期(1967年“二月逆流”以来造反派红卫兵发生分裂，分裂为所谓的“拥军派”与“反军派”)”、“红卫兵下乡退出文革时期”[12]。陈益南也是从“红卫兵运动”的过程来划分的，只不过他的划分与徐友渔有所不同。

　　史晓平和史晓久则从政治倾向上对“红卫兵运动”过程分期解析。他们认为，“红卫兵”在“文革”时期大约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即“红卫兵”初期(1966年6月到9月)、“红卫兵”泛期(1966年9月到12月)、“造反派”时期(1966年冬到1968年夏)[13]。他们对1966年“红卫兵”活动的划分与徐友渔的观点相似，只不过不如徐友渔划分得那样详细。范明强则从政治思潮的角度来分析红卫兵。

　　他认为，“红卫兵”在其运动过程中经历了诸如个人崇拜、无政府主义、“血统论”与反“血统论”、派性论争、觉醒与反思这一系列阶段[14]。而印红标则专门从“红卫兵”的流派这一角度来分析“红卫兵运动”。他指出，在“红卫兵运动”的派别分析中，具有政治和社会意义的主要流派有4个：“老红卫兵”、“保守派”、“造反派”和“极左派”。他对各个流派的特点和彼此之间的区别作了一番论述[15]。

　　在分析上述观点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红卫兵”从政治倾向上可以分为“老红卫兵”、“保守派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激进派红卫兵”(“极左派红卫兵”)。在此有必要解释，“老红卫兵”的活动时间是从1966年5月其诞生之日到1966年底，此后未再发挥作用。

　　而“保守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则兴起于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并一直持续到1968年夏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之时;“造反派红卫兵”彼此之间又相互标榜自己是“左派”，把对方叫做“保守派”，其中也出现了激进的“造反派红卫兵”;而“极左派红卫兵”(“激进派红卫兵”，不同于激进的“造反派红卫兵”)则出现于1967年至1968年间。

　　关于“老红卫兵”、“保守派红卫兵”、“极左派红卫兵”之间的异同，我基本同意印红标的观点[16]，在此只稍作补充。不少学者把“极左派红卫兵”和激进的“造反派红卫兵”混为一谈，例如徐友渔就把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理解成是“激进造反派”的杰作，实际上杨属于“极左派红卫兵”。激进的“造反派红卫兵”和“极左派红卫兵”两者的相同之处是，斗争的锋芒都对准党内的“当权派”，这也是他们与“老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不同之处。01hn.com

　　其差异主要是，激进的“造反派红卫兵”虽然要彻底打倒“当权派”，但在意识形态上仍然追随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观点;而“极左派红卫兵”则在思想观念上极端左倾，侧重于对整个社会制度的批判，是“形左实右”，实质上是否定整个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也因此遭到政府的镇压。

　　“极左派红卫兵”虽然也是“造”社会的“反”，可是与“红卫兵”早期的“造反”在性质上是很不相同的。“红卫兵”早期“造”的是“走资派”的反，初衷是维护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下的政治制度;而“极左派红卫兵”“造”的是现存政治制度的“反”，所以周恩来曾严厉批判其代表作“中国向何处去”的主要观点，把它比作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说它“反动到了极点”。

　　“文革”前“阶级路线”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什么事都要用“阶级路线”来衡量。政府根据政治意义上的“出身”把人们划分为三类：好出身包括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文革”中简称“红五类”)。

　　中等出身为职员、自由职业者(如教师、医生、工程技术人员)、中农;坏出身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文革”中简称“黑五类”)。年轻人的前途基本上与他们的出身相对应，在诸如入团、入党、提干、参军、升学、就业等人生的重大关口，首先要通过“政治审查”，而“政审”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察看家庭“出身”，按照“出身”决定是否批准。

　　首先创立“红卫兵”组织的是出身属“红五类”、特别是出身于干部家庭的“老红卫兵”。他们当中流行的说法是：“老子英雄儿好汉，革命精神代代传，我们不但自来红，而且要现在红，将来红，永远红，红到底，闹他个全球红，都红遍”。1966年5月到9月是“老红卫兵”耀武扬威的时期，那时“血统论”在社会上广泛公开地流行。这些“老红卫兵”对党内高层的分歧和复杂局势不甚了解，成立“红卫兵”之初提出的口号是“保卫红色政权”。

　　他们以为，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就意味着对干部子女及其干部父母的支持;这些干部子女没有意识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目的是要打倒大部分中高级干部。随着“文革”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老红卫兵”的父母被打倒，于是这些“老红卫兵”对毛泽东的忠诚度不断下降，而对“文革”的反感抵触却越来越大。

　　晚于“老红卫兵”出现的“保守派红卫兵”基本上也以“红五类”出身为主，他们之所以被视为“保守”，“原因是他们维护‘文化大革命’最初一两个月的基层和地方领导。在党委或者工作组领导运动的时候，他们是受信任器重的左派，不曾组织红卫兵……后来只是因为毛泽东支持了红卫兵，他们才组织了以自己为核心的红卫兵，这既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也是为了保住学生领袖的地位[17]。”

　　据研究者对某省一所重点中学1966年8月份发起成立的一个“保守派红卫兵”组织的调查，其总指挥均为当地党政军首脑(省军级干部)的子女，“支队”一级“中层负责人”多为当地党政军机关的部门负责人(厅局级、师级干部)之子女，而父母为县、团级以及此级别以下的干部之子女就只能成为该“红卫兵”组织的一般成员[18]。

　　1966年10月16日“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发表了批判“血统论”的讲话，强调既要重视人们的阶级成分、阶级出身，也要反对“唯成分论”。以这个讲话为转折点，“中央文革”和毛泽东开始重点支持“造反派红卫兵”，以便让这个“红卫兵”群体为“打倒走资派”冲锋陷阵。

　　“造反派红卫兵”在其成员构成上虽然不再那么注重“血统”，可是其领袖却仍然是讲究“出身”背景的，还是以“红五类”子女为当然领袖。在“红五类”当中，“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具有政治优势，革命烈士有名誉优势和政治保险性，却不存在政治优势;工人、贫下中农具有数量优势，却不存在政治优势，因而在红卫兵组织中，处于核心地位掌握领导权者，基本上都来自于前两类出身的人[19]。”

　　从表面上看，“红卫兵”似乎在组织上极端分散，有严重的“山头主义”和“小团体主义”，并不存在统一整合的统属关系，但各种“红卫兵”组织都服从“中央文革小组”的指挥。从这层意义上讲，“文革”时期山头林立的“红卫兵”时代并非“无政府”状态。根据“中央文革小组”重视程度的不同，全国各地众多的“红卫兵”组织当中形成了一些“核心”组织和“领袖”人物。

　　北京的“红卫兵”组织得政治风气之先，甚至能“上达天听”，因此在全国最有影响。1966年8月27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成立;9月5日，又有一些“红卫兵”组织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这两个校际组织由高等院校中的多数派“红卫兵”组成，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保老干部。

　　9月6日，另外一些“红卫兵”组织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作为“一司”、“二司”的对立面，“三司”是由北京市高等院校中的少数派“红卫兵”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造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反。1966年11月27日，北京地区又出现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三司”曾因获“中央文革”的支持而在全国红极一时，它派到全国各地策动“造反”“夺权”的“红卫兵”常被当地“造反派”称为“毛主席身边来的红卫兵”。

　　“文革”前期北京地区形成了一些受“中央文革”垂青的“红卫兵领袖”，例如号称5大学生“领袖”的北京大学“文革委员会”主任聂元梓，北京师范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谭厚兰，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政委兼司令王大宾。

　　“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兼政法组副组长、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即总司令的代名词)韩爱晶，清华大学“井冈山战斗兵团”的头目蒯大富(人称“蒯司令”)。其他地区出现的“红卫兵领袖”有上海市“红三司”的总司令安文江、西安的李世英、长春的姚美玲、江苏的曾邦元、文风来、郑州的党延川、四川的江海云、武陵江等。

　　“文革”中“红卫兵”表现出极端的盲目狂热性、残忍性、反社会性和反现代性，这并不是少数个人的过失，而是当时的政治教育和社会化的必然结果。“红卫兵”大多是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其认识、情感、意志发展往往不平衡，情绪波动很大;他们反应敏锐，容易接受新事物、新思想，但却缺乏起码的是非判断力;他们富有牺牲精神，但易于冲动。

　　一旦他们接受了一种信仰，表现在行动中便具有狂热性。以当时的“大串联”为例，一些“红卫兵”不满足在国内各地“串连”，还想出国“串联”，为此曾经强行搭乘国际列车试图出国“宣传毛泽东思想”。当时在“红卫兵”中流传过一首“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歌，其内容虽然荒谬，却充份体现出一些“红卫兵”的政治狂热：“还记得吗?我们曾饮马顿河岸，跨过乌克兰的草原，翻过乌拉尔的高峰，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再次点燃。我们曾沿着公社的足迹，穿过巴黎公社的街垒，踏着《国际歌》的鼓点，驰骋在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20]。”

　　被煽动起来参与“文革”的青少年本来还处在成长期，需要正常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来帮助他们规范行为，但在“文革”时期正常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被彻底毁坏了，幼稚无知的青少年被赋予了“神圣”的“造反”使命，结果他们基于成长期反叛心理而自发产生的“革命”行为充满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社会性。这种反社会性可以从当时流行的“红卫兵”话语中看出来：“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100%的修正主义![21]”“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22]。”同时，当时愚昧的反现代性和“阶级斗争”政治教育也造就了一大批既盲目仇视现代进步、又行事残忍的青少年。

　　在他们的“革命造反”活动中，代表历史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古董、艺术品、音乐、服装、书籍等，统统被销毁破坏，在“红卫兵”眼里，这些都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产物”，都应当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样的反文明行为当时居然得到了官方的赞扬，《人民日报》曾用完全正面的语调报导“红卫兵”打砸抢的情景[23]。

　　当时“红卫兵”的残忍性还表现在语言和行动上，特别是一些中学“红卫兵”刻意制造出“红色恐怖”，百般羞辱批斗对象，如剃掉其半边头发(号称“阴阳头”)，往其身上吐口水，逼其在碎玻璃上爬行，还对被批斗者施以非人的酷刑，直到把人折磨死。

　　不仅北京市不少中学的“红卫兵”犯下这样的罪恶，其他城市的中学生也有这样的作为。有的“红卫兵”曾经强迫北京幼儿师范的一位音乐教员在“牛棚”中写出一首自我羞辱的“牛鬼蛇神嚎歌”，然后每天清晨强行让被批斗的“牛鬼蛇神”列队唱这首歌，同时“红卫兵”们对这些“牛鬼蛇神”不断辱骂、呵斥，还用皮带抽打。

　　“红卫兵运动”中也出现过一些异端(独立)思潮。王绍光写过《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一书，列举了10大思潮：“血统论”、“出身论”、“怀疑一切：从怀疑反革命到怀疑最革命”、“四·三思潮：政治平等论争的变异”、“五·一六思潮：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湖南省无联：巴黎公社式民主的憧憬”、“武汉北、决、扬：马克思主义不同政见的深化”、“清华四·一四思潮”、“上海新思潮：在炮打张春桥的背后”、“李一哲：迈向民主最沉实的一步”。

　　四、“红卫兵”研究及其展望

　　“红卫兵”运动作为6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场规模广泛的群众性运动，它不仅是决定当时政治社会演变的重要力量，也为今天中国的发展留下了许多不可忽略的影响。当年的“红卫兵”既是历史的参与者，自己也深受这场运动之害，许多人荒废了青春和学业，甚至丢弃了生命。更为严重的是，有不少“红卫兵”背上了沉重的心债，十分忌讳谈起那一段往事，尤其是不愿面对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

　　因此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对这段历史保持沉默，只有极少数人如徐友渔、咏康、梁晓声、安文江、肖文等站出来发表相关文字。尤其是那些当年叱咤风云或曾在揪斗“黑五类”时打死过人的“红卫兵”，则几乎看不到他们的回忆录。现有的“红卫兵”回忆录多半是“老红卫兵”或追随者的，而且在他们的文章中我总是觉得他们似乎隐藏了一些事。

　　如今在各行各业有影响的人物中，很多人都是“红卫兵”和“知青”出身。究竟当年的“红卫兵”经历对他们后来的成长和成功具有什么样的影响，作为一代人，他们当年的足迹对今天中国的发展又有什么影响，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总的来讲，1992年以来对“红卫兵运动”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尽管出版了很多研究“红卫兵”的书著，但以回忆录性质加上文学色彩的居多，如徐友渔编的《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等，而深入调查、做理论分析和综合处理的文章比较少，1992年以来发表的不到60篇。

　　参与“红卫兵运动”研究的以早期“红卫兵”居多，他们一般或因反对“文革”而后来得到平反，或在“文革”中转而成为“逍遥派”人物;而曾在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造反派红卫兵”出身的研究者却为数寥寥。在“红卫兵运动”的研究中，以年龄群体或活动群体为对象的研究尚不多见，对某一群体“文革”后期直至现在的生活、思想状况等方面的追踪调查研究就更是凤毛鳞角。对“文革”中的“异端”思想和“反思”思潮也应该有进一步的挖掘。

　　“红卫兵运动”的历史是现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领域，这方面的研究应当继续深入下去。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让每一个爱国和担忧中国命运的青年都了解这段历史，立足现实，“以史为鉴”。

　　【注释】

　　[1] 《人民日报》，1966年8月23日。

　　[2]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文革”的《十六条》就把群众划分为“左派”、“中间派”和“右派”。

　　[3] 印红标，“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青年研究》，1997年第4期。

　　[4] 范明强、魏纹，“对红卫兵运动性质的几点认识”，《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6期。

　　[5] 徐友渔，“‘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行为动因的调查和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夏季号。

　　[6] 见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40、41页，天津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

　　[7] 出处同上。

　　[8] 徐友渔，《直面历史──老三届反思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2月出版。

　　[9] 唐少杰，“历史的反思──红卫兵情结”，《中国青年研究》，1999年第5期，第47页。

　　[10] 参见李辉编著的《残缺的窗栏板──历史中的红卫兵》，第117页，1998年7月第1版。

　　[11] 徐友渔，“‘文革’中红卫兵的派别斗争”，《中国研究》，1996年秋季号。

　　[12] 陈益南，“全面认识文革中的‘红卫兵’”

　　[13] 史晓平、史晓久，“论红卫兵”，《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8期。

　　[14] 范明强，“‘红卫兵’政治思潮的成因及其特点”，《中国青年研究》，2000年第11期，第9页。

　　[15] 出处同注[2]。

　　[16] 出处同上。

　　[17] 出处同上。

　　[18] 出处同注[10]。

　　[19] 出处同注[9]。

　　[20] 出处同注[7]，第85页。

　　[21]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

　　[22] 出处同上。

　　[23]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人民日报》，1966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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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无前例的红卫兵‘大串连’”，《党史博览》，1994年第5期。

　　“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沉浮录”，《党史博览》，1994年第3期。

　　“红卫兵擅自封存新华书店图书”，《北京党史》，1995年第1期。

　　“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戏剧”，《戏剧》，1995年第3期。

　　“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话剧”，《中国青年研究》，1995年第1期、第2期。

　　“从终极关怀回到现实关怀──‘人文精神’讨论与红卫兵理想主义反思”，《中国青年研究》，1995年第6期。

　　“‘红卫兵’社会化道路探析”，《青年研究》，1995年第9期。

　　“从红卫兵到知青的民间转化──张承志创作的民间化趋向研究”，《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1期。

　　“‘红卫兵’这顶帽子”，《东方艺术》，1996年第3期。

　　“对红卫兵运动性质的几点认识”，《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6期。

　　“红卫兵集团向知青集团的历史性过渡(1968年秋-1971年秋)”，《中国青年研究》，1996年第2期、第3期、第4期。

　　“‘红卫兵运动’评析”，《党史天地》，1996年第5期。

　　“关于红卫兵研究的对话”，《东方艺术》，1997年第1期。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卫兵音乐”，《中国青年研究》，1997年第2期。

　　“‘红卫兵’名称的由来”，《党史天地》，1997年第2期。

　　“关于‘红卫兵’组织兴起过程中几则史实的补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

　　“红卫兵诗歌概说”，《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我任红卫兵接待总站站长的日子”，《炎黄春秋》，1998年第12期。

　　“‘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的历史公案”，《中国青年研究》，1998年第1期。

　　“红卫兵运动始末”，《文史精华》，1998年第7期。

　　“红卫兵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邢台师范高专学报》，1999年第4期。

　　“红卫兵诗歌时空意象的神话原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张春桥子女。

　　“红卫兵绑架李井泉”，《炎黄春秋》，1999年第5期。

　　“历史的反思论：‘红卫兵情结’”，《中国青年研究》，1999年第5期。

　　“‘红卫兵-知青’视角的‘文革记忆’”，《文艺争鸣》，1999年第6页。

　　“‘红卫兵运动’中的周恩来”，《党史博览》，1999年第8期。

　　“从清华大学‘文革’个案谈红卫兵运动的失败、情结及评价问题”，《社会科学论坛》，1999年第3期、第4期。

　　“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国红卫兵”，《社会科学论坛》，1999年第3期。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纵横》，1999年第1期。

　　“红卫兵组织的特征评析”，《北京党史》，2000年第3期。

　　“红卫兵运动的历史反思”，《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0年第3期。

　　“历史之谜和青春之误──从近年文艺作品中的红卫兵谈开去”，《社会科学论坛》，2000年第1期。

　　“与红卫兵打交道的日日夜夜──1966年首都接待红卫兵总站忆事”，《党史纵横》，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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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子女【四】

毛泽东逝世时异象

　　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是一件举国悲痛的事情，在伟人逝去的那一刻究竟发生了什么，有什么人陪伴在主席身边，主席的遗言又有什么?毛主席逝去时的异象有什么呢?以下是留学网为您整理的相关资料，供您参考!

　　【毛泽东逝世时异象】

　　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与其他7个人在毛泽东遗体旁手牵手合了影，这张照片真实记载了当时的场景。

　　华国锋身穿一身深蓝毛式服装的他，站在最中间，以显示实际掌舵地位。

　　华国锋的右边，是身着一身黑色服饰的毛泽东夫人江青。江青的右边，是王洪文。最右侧站着的，是张春桥。

　　华国锋左边站着的第一人，是毛泽东侄子毛远新。毛远新的左边是姚文元，再往左，是陈锡联、汪东兴。

　　这张照片，香港的某家媒体，出天价要购买此照片，但摄影师说死也没卖。那么，为什么香港记者偏偏要对这张照片出天价呢?因为这八个人有个重要的身体语言：他们正手挽着手。

　　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身边所发生的许多事在民间流传很多。在他即将去世的1976年初，东北地区出现罕见的陨石雨。当时毛泽东在他中南海住处的窗前伫立良久，低声说道：“要死人了!”对于看过十几遍《资治通鉴》的毛泽东来说，他十分清楚这里的含义。接着唐山大地震，毛主席已经感到自己时日不多了。

　　1976年是中国发生剧变的一年。这不仅从社会的动态中看出了征兆，大自然也露出了征兆。古人所谓“天象示警”，在这一年似乎被验证了。

　　1976年3月8日，在中国吉林省吉林市降落了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15时1分59秒，一颗陨星在吉林市金珠乡上空发生爆炸。

　　陨星爆炸后，以辐射状向四面散落，大量碎小的陨石散落在吉林市郊区大屯乡李家村和永吉县江密峰乡一带;而最大的三块陨石沿着原来飞行的方向继续向偏南方向飞行，先后落在吉林市郊区九站乡三台子村、孤店子乡大荒地村和永吉县桦皮厂乡靠山村，最后一块陨石在15时2分36秒坠地时，穿破1.7米厚的冻土层，陷入地下6.5米深处，在地面造成一个深3米、直径2米多的大坑，坠地时震起的土浪高达数十米，土块飞溅到百米以外。

　　陨石雨降落的过程中，可观察到火球，并伴随爆裂的巨响。至4月22日，收集到陨石一百多块，总重量为2600公斤。其中最小的重量在0.5公斤以下，有三块重量分别超过100公斤的陨石，最大的一块陨石重量为1770公斤，大大超过了美国收藏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陨石重量(1078公斤)。

　　毛泽东看到这篇新华社通讯之后，颇受触动，沉思良久。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话时讲到了“人天感应”，讲到了人事发生巨大的变化常常通过天象预示出来。他这种不无忧虑、又不乏调侃的说法，表明他对中国的命运以及自己的命运有某种隐约的预感。

　　【揭秘毛泽东逝世当日警卫员为何"晕倒"】

　　鉴于毛泽东病危，1976年8月28日上午，中央警卫局派车把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李敏接过来了。

　　陈长江在门口迎接她。李敏下车，见着陈长江便说：“陈叔叔，你好。”

　　其实，陈长江只比她大几岁，且她已做了妈妈，但她还是像年轻时一样称他叔叔。

　　“你胖了。”陈长江也打着招呼说，“身体好吗?”

　　“还好。”她笑着说，“好久没见了，你还是这样。”

　　“我也老了。”说到“老”字，陈长江又想起毛泽东的“老”，难过得再也说不下去。

　　当他把李敏送进毛泽东的卧室时，毛泽东处在半昏迷状态。当张玉凤告诉他李敏来看他时，他居然醒过来了，使劲地微微睁开了眼，想看清站在床前的女儿，嘴巴张了几张。在场的陈长江等人听不清他说什么。张玉凤推断说：“主席在问李敏：今年多大岁数了?”随后，毛泽东握住李敏的手，闭目不语。

　　过了许久。李敏以为父亲睡着了，将手慢慢抽出，谁知她的手被父亲紧紧地攥住，不肯放开。毛泽东再次睁开了双眼，但已包含了泪水，望着女儿，用含混不清的发音慢慢地与李敏说话。陈长江明白自己应离开，便退了出来。

　　“姣姣(李敏的小名)，你怎么不来看我?”毛泽东问。

　　李敏哭着叙述了被江青等人阻拦、不能前来看他的事。毛泽东听着她的诉说感到愕然，不解地说：“还有这样的事情?这种做法不妥，应该批评。”

　　毛泽东顿了顿，休息了片刻，又深情地说：“姣姣，你要常来看我，我想你啊!”

　　“嗯。”李敏流着眼泪点点头，回答说，“一定要拆除人为的障碍。”

　　毛泽东点了点头。

　　李敏在父亲的身边呆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满含泪水地上车走了。后来，有人说“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清醒的时刻”。因此从那之后，他就一直处于昏迷之中了。

　　9月2日，毛泽东再度病危，中央政治局设立值班制度，常委两人一班，毛泽东身边昼夜保持都有人，其中，王洪文、汪东兴一班，张春桥和华国锋一班。众人轮流在毛泽东住地值班，陪同他渡过最后的人生时刻。

　　9月5日晚上9时30分，毛泽东突然丧失神志。值班的常委经过研究后，决定打电话给江青，告诉她毛泽东病危，请她立即赶来。江青赶过来后，毛泽东还是没有好转。

　　9月7日，毛泽东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下午，除常来的几位常委外，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吴德、吴桂贤等人也赶来了。没过多久，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也从外地风尘仆仆地赶来。他布衣布裤，光着头，肩上搭着一块毛巾。陈长江迎接他进屋后，他只是简单地洗了把脸。陈长江问他道：“要不要吃点东西，点心什么的?”

　　他摇了摇头，痛苦地说：“我什么也不要，给我弄两包烟就行了。”

　　接着，他低头不语，边听汪东兴等人介绍毛泽东的病情，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烟瘾比往常出奇地大，抽得眼前满是烟雾。

　　随后，中央领导齐集在202南大厅开会，中心议题是准备安排毛泽东的后事。

　　9月8日，毛泽东已进入弥留状态。江青给他翻了一次身。谁知他已虚弱得连翻身也承受不了，这一翻身竟然颜面青紫，血压上升。医护人员不得不进行抢救。但一直没取得明显的效果。

　　9月9日零时，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84岁。

　　他没留下任何遗书，也没向任何人交代过一句遗言。

　　当夜，警卫一中队的干部和战士们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没有睡，每个人都陷入了深切的悲伤之中。

　　202房子里灯火通明。中央政治局正在开会，讨论、安排毛泽东的后事。由于以前一直对毛泽东后事没进行过考虑，会议从深夜1时许一直开到黎明时分，后事如何安排、遗体如何处理、如何发丧和规模如何、是否邀请或允许外国代表团前来吊唁等等问题，讨论来讨论去，没有一个定论。

　　陈长江、李连庆率领警卫战士在门口值班，不时往里面递送一些开水。

　　这些事情迟迟确定不下来，但已不能再等了。其中，如何处置遗体，尤为迫切，亟须决定下来。一种意见认为，根据毛泽东所倡导的，中央也早有决定，遗体实行火化为好;另一种意见认为，毛泽东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在人民群众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应学习苏联的做法，像保存列宁遗体一样，永久地保留遗体，让子孙后代都能瞻仰，以学习他的精神。两种意见相持很久，谁也没说服对方，谁也没被对方说服。好几个小时过去，还是没有结果。

　　这时连医疗小组的专家都着急了，抱怨说：“天气这么热，再等下去不得了……”最后，华国锋和叶剑英商议后，提出分两步走：先对遗体实施防腐处理，进行发丧、吊唁;然后再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决定是火化还是遗体保存。

　　这个决定定下来时，天都快亮了。于是，华国锋布置各项工作，各成员分头抓落实。

　　汪东兴从会议室出来后，匆匆地来到警卫值班室，打电话给卫生部，找专家研究遗体防腐处理工作。因为时间紧迫，他说话很急，而对方本来就缺乏思想准备，结果，对他讲的话，怎么也没听明白，不得不反反复复地问了好几次。汪东兴也不得不回答、解释了好几次，才把这个决定传达下去。

　　很快，卫生部的几名专家来了，研究毛泽东的遗体防腐处理问题，并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具体防腐操作工作。

　　这时，汪东兴把张耀祠和陈长江找去，交代说：“毛主席在世时，他的警卫工作一直是你们一中队负责。现在，根据政治局的决定，毛主席遗体的警卫任务，仍由你们一中队担任。”

　　张耀祠叮嘱陈长江说：“老陈啊，你们要和主席在世时一样，严肃认真地做好这项工作。这也是非常光荣的!”

　　“这无需多说，我和战士们都会尽心尽力的。”陈长江坚决地表了态。

　　随后，陈长江从一中队挑选20多名战士，召集大家开会，商量如何做好遗体的住地警卫和护送工作，并如何配合卫生部专家们的工作。大家含着泪水，忍着悲痛表示：“一定要做好每一件事情。”

　　这一日早晨，时任沈阳军区后勤部第二政治委员的龙开富起床后，第一句话竟对老伴说：“我不行了，你们考虑后事吧!”说完，便自己又躺到床上了。

　　这时龙开富才68岁不算老，身体也不差。老伴很纳闷：“你前天还去钓鱼呢，怎么突然间说自己不行了!”

　　龙开富也不解释，只是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地睡了一天。

　　下午4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全中国的人们都震惊了，随即陷入极大的悲痛之中。龙开富的家人这才恍然大悟：毛泽东走了，老警卫员龙开富有预感啊!

　　当获知毛泽东去世的消息时，龙开富又一声不响从床上爬起来，走着走着，过了好一阵子，才突然号啕大哭：“主席啊，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啊?”当即昏过去了。

　　此时，毛泽东的另一名老警卫员吴吉清正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开始，他死活不相信这个噩耗：“主席咋死了呢?他咋会死呢?”不停地问着，就是不相信。当家人告诉他这个消息准确无误时，他突然放声大哭，声音又尖又难听。因为太伤心，一把倒在地上，竟然也昏迷过去了。

　　当他醒过来后，抱着当初毛泽东接见他时送给他的那张照片，继续大哭大号，又昏迷过去。

　　家人大惊，急忙请来医生。医生诊断说：“大恸昏厥!”

　　以后，吴吉清又醒过来了，接着又哭，一哭又昏迷过去。这样，连续好几日，家人和医生们都没有任何的办法。

　　老警卫员贺清华此时正在北京。获知毛泽东逝世，也是先嚎啕大哭，妻子李锦在一旁也跟着放声哭泣。哭着哭着，突然，贺清华一把倒在地上，像小孩子一样打滚儿，哭得死来活去。以后，他不吃饭，不睡觉，比父亲去世时还伤心。哭够了，夫妇俩带着孩子，一起站在毛泽东遗像前，举起拳头宣誓：“永远忠于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到哈尔滨时，老警卫员李家骥泪流满面，悲痛得心像刀割一样难受。随即，他流着泪，跑去向组织上提出申请：要求到北京去，为毛主席守灵。但是，他所在的哈尔滨市委、市轻工局都不同意，答复说：“中央有精神，不许去。”

　　结果，他几天几夜睡不好觉，悲痛万分，以泪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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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们的悲痛与痛哭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个伟大时代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