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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网院]南大往事散文

优秀散文 时间:2022-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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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是工作以后又辞职,在25岁“高龄”上,考入南京大学作家班的。“重返校园”与“升入大学”完全不同。坐了三年办公室,忽然又坐进教室;同事变成了同学,领导换成了老师,一幢方正的清教徒式的机关大楼化为叠翠连青、朝气蓬勃的大校园,那感觉不是单纯的欣喜,还多了一份难以言喻的怆然。

  02届作家班的一件幸事是碰到了“南大”的“百年校庆”。多的不单是一座音乐喷泉,还有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曾经也是这里的学生。我捧着书走过,常见他或她手上抓着木牌,写着他们几几届毕业,等的是谁,自己是谁。连自己的名字也要附上,显然分别已久,生怕故人对面不相识,即使相认了也往往是握手含笑说不出话来。岁月汩汩流过,人生的河床渐渐粗砺,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另一件就不是幸事了,那是人人自危的“非典”。起先是遥远的广东,后来是北京,后来南京周边城市也出现了。风声越来越紧,体温表测得日渐频繁,许多学校纷纷放假或封校。“南大”没封,因为它分生活区、教学区,两区中间是汉口路。胆子大的同学可从汉口路逃逸——戴着花样翻新的口罩。出入都要学生证,没事就吃补药增强抵抗力,“五一”也不能回家。班长高烧入院引起一片恐慌,后来查出是肺炎才松了口气。在“非典型性肺炎”横行的日子里,班长偏偏得了“典型性肺炎”,可谓特立独行。弥漫着消毒水味的空气里仍有乐观,那来自一位姓唐的老师。每节课前,他都念一首唐诗以鼓舞“士气”。有趣的是他教的是外国文学。看来生死关头,能带来慰藉的还是本民族的东西,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安慰不了我们的凄惶。我后来总结出一条规律,就是唐老师选的都是与“春”有关的诗,用意是师生与春天结盟,共御病毒。《春晓》、《春夜喜雨》、《清明》都选了,又有“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有“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有“芳树无人花自落,泰山一路鸟空啼”,又有“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非典”平息后,唐老师照样讲他的惠特曼和麦尔维尔。

  刚开学时几个室友对食宿多有怨言,唯独我能满意。原因是上大专时的学校太不象样:食堂里真正是粗茶淡饭,排骨上甚至有别人的牙印子;住的地方系由仓库改装,且无纱窗,夏夜小生命极多,计有苍蝇、蚊子、蟑螂、蛐蛐儿、飞蛾和不认识的硬壳虫数种,物种的丰富足以把法布尔的《昆虫记》比下去。置身“南大”后,宿舍高居十楼,体魄再强壮的蚊蝇也飞不上来,夏天连帐子都用不着。纱窗虽有些发黄,但毕竟是存在的,存在即合理。食堂里菜式繁多,新鲜卫生,牙印子之类的奇观就此绝迹。浴室又近,小卖部触手可及,我实在想给打个九十分。扣掉的十分是为了电梯。我被关过三次,拍门、按紧急呼叫键都不能引来外界的注意。总算电梯良心未泯,每次都是自己开了。我们那幢楼有两部电梯,轮流修,轮流坏,奇的是两年时间里,从来没有一起坏过,似乎深谙“为人处事要留有余地”的道理。

  我喜欢晚上看生活区的橱窗,照片、图画、文字,在日光灯下明朗清新。为重病失学的校友捐款的号召我还抄下来过,可惜弄丢了。教学区吸引人的自然更多。作家、学者来开讲座的通知(我听过余光中莫言、白先勇的讲座,莫言谈锋甚健,余、白二人则风度俨然)、爬满长青藤古朴威肃的北大楼、花园、草坪、教学楼,尤其是金灿灿的银杏树,全盛时的樱花林。前者适宜黄昏时欣赏,夕照涂上一树黄叶,色泽生动,仿佛要流下来;后者适合在月光下赏玩,溶溶的月色,素洁的花瓣,偶有两片轻柔飘落,静谧得凄迷,如同梦境。

  独处有独处的乐趣,一大群人呼啦啦放鸽子般的跑出去,则另是一种愉快。大规模的出行有三次,第二次到扬州瘦西湖我因病错过。另两次一是到珍珠泉,一是到栖霞山。珍珠泉泉水碧青,水质极好,大叫两声会有串串气泡珍珠样地浮上来。还爬了一段长城,城墙是明代修的,在上面俯视,看得见大片大片的油菜花。我记得班长问一位女同学,此情此景如何形容。女同学是写诗的,结果她并未吟诗做对,大发感慨,只是淡淡的说“大美无言”。我在旁听了,非常佩服她的精准。栖霞山我们去得不是时候,漫山红叶、灿若云荼的奇景没能见着,不过沿途的叶子已经隐隐泛出红意,叶茎叶脉凸得明显,感到生命的律动。带队的老教授被一帮叽叽喳喳的女生围着,众星拱月的局面。几个调皮的男生悄声说是“万红丛中一点绿,不要打扰他,是对老师最大的体贴”。

  班上唯一一回“酒会”我找借口推了。我素来滴酒不沾,同时深知所谓“酒会”并非调制几杯鸡尾酒,端着杯子走来走去这么简单。我的两位室友不及我明智,去了三个小时才逃回来,一个两眼血丝,倒头就睡,一个冲进洗手间,“哇哇”不绝。有位女同学发消息问我他们怎么样了。我说:“一个睡了,一个吐了。”隔了一会儿,我又发消息说:“吐的那个睡了,睡的那个吐了。”听说当时与会者还轮着说了性幻想对象,不说的就灌酒。有一位兄台老实供出了某个女生的名字。不久他们就出双入对,大概从此不必再幻想了。

  校园里的恋爱是一道风景。有一届“十大歌星赛”上,一个长头发男生抱着吉他自弹自唱,唱完了鞠躬谢幕:“谢谢大家忍受我的歌声,我知道我唱得不好,我没想过拿名次,只想把这首歌献给后排那位美丽的姑娘。”全场掌声雷动。我回头看去,后排幸福微笑着的“美丽的姑娘”竟有三人之多,猜来猜去也没弄清楚哪两个是凑热闹的。另外,女生宿舍外也不乏好逑君子,总有或高或矮,或俊或丑的男生翘首以待。“待”到了,有携手散步的,有争吵推搡的,有缠绵热吻的,最凄凉的,是我亲眼看见一个男孩子,对女朋友百般哀告,而终不能令她回心。她走了,他还眼巴巴的站着。我拎着茶瓶在附近站了五分钟,假装等人,等到的却是“人间惨剧”(比他惨的也有,比如有个同学雄心勃勃办了份校报,一个月后就被众人拿来糊窗户纸)。

  二

  比较“独特”的老师有四位。头一位是我母亲的朋友,教《外国戏剧史》的吕教授。他那时好象是五十出头吧,但看上去要年轻得多,举止轻捷,声音洪亮。他开课前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人来得越少越好。”理由是人太多互相干扰,因而他从来不点名,“靠点名维持听课率是可耻的!”他说话有十足的自信,有时近于自负,可是让人心折。他像古希腊元老院里的重臣,雄辩滔滔,舌灿莲花,气势磅礴,课讲得华丽酣畅。他的口头禅我背下来一句:“真正的戏剧家都是把灵魂放在火上烤的!”

  第二位是教《中国文学史》的张老师。我们看课表时以为是个男人,不料门一推,进来的是一身白衣、端丽秀雅的女教师。她只有三十岁左右,言行服饰像小龙女,脾气也一样那么清冷。她上课是不动声色型的,偶尔开个玩笑,大家都笑了,她自己顶多莞尔。有一次她无意中说到她和几个朋友效游,坐成一圈玩《红楼梦》里那种拈花名的游戏,什么“莫怨东风当自嗟”、“任是无情也动人”的。别人提这种事就显得炫耀,她说起来就自自然然。很久后才知道她是大学者程千帆的外孙女。张老师时间观念极强,下课铃一响,她哪怕刚说了半句话也立刻打住,与一些爱好拖堂的老先生形成鲜明对比。

  再一个是周老师。女性,中年,教授,词锋锐利,思路明晰,让人又敬又畏。她有时会忽然停下,叫个同学到讲台上接着她的话往下讲。这一类的突然袭击既使人凛然,又让人兴奋。我和周老师比较熟些,对她的了解也较多。她丈夫也是中文系出身,是她的师兄,后来转行,目前是江苏地区“中兴银行”行长。她儿子才17岁,个子就一米八几,已经有国外的汉学家想把女儿许配给他。周老师从前体育很棒,后来又学弹钢琴自娱。我在“柏斯琴行”听她弹过《风流寡妇》,哪一架钢琴音质不好,她敲一敲就知道了。

  第四位是我们的班主任包老师。他平常不擅言词,说急了还磕磕巴巴的,可是一进入“状态”就判若两人,而且古今中外,随手引用,显示出博学和惊人的记忆。我给他看我的散文,他评价说技巧极熟,返照空明,不露棱角,没有年轻人的浮躁,也没有年轻人的活力。我至今还服他这句话。我们毕业半年多,他房子也有了,副教授也评上了,女朋友也有了——是他的教友,他们俩都信基督教。这样看来,这位女朋友是上帝赐给他的。

  课堂上经常放电影,那是《电视剧概论》、《台湾电视赏析》等课。我喜欢几十个人济济一堂地看电影。《罗生门》一打出片名,身后同学就凑过来跟我咬耳朵:“阴森森的,好看!”《情书》、《烈日灼身》、《悲情城市》都是那时看的。更大的收获是纠正了我对李安的偏见。我看了《卧虎藏龙》,觉得他微不足道,可看了《推手》,我明白我险些与一位大导演失之交臂。于是到学校旁边的“远航影吧”补看他的《喜宴》、《饮食男女》、《理智与情感》。

  “远航”的电影三块钱一小时,有好几千部片子,分门别类,分为“伦理”、“政治”、“动作”、“科幻”、“恐怖”、“惊悚”、“悬疑”、“喜剧”等等,一人一个座位,戴“眼镜”,塞“耳机”,效果和看宽银幕电影一样。我经常拎个大水杯悠悠闲闲走过去,一晚上看两部电影。共计大约看过三百部片子。希区柯克全套、“红白蓝”系列,许多难找的老经典、新文艺片都在那里领略到了。老板跟我熟了,常给我打折,或做佳片推荐。遗憾的是现在“远航”人去楼空,不知去向。

  除了“远航”,“半坡村茶座”、“先锋书店”是我爱去的两处。“半坡村”在青岛路上,和汉口路成一直角,两层,极幽静,灯光不刺眼也不昏暗,柔和得恰到好处。茶具也颇精洁。二楼有一台老式的留声机,不过从来不开。我和不同的同学在那里喝过无数次茶。美中不足是套餐不大好吃——简直吃不饱。“先锋书店”的老板当年也是作家班的,书卷气浓而又精于理财,是个小型的金庸。书店里布置得极具匠心,音乐若有若无,壁画古怪却有冲击力。有一幅绘着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旁边一行字是“大地上的异乡者”。(是暗喻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的处境么?)一张桌子怎么摆,一张座椅如何放也有它的讲究。书很多,大学教材之外,尚有坊间少见的人文、社科类书籍,整齐雅洁。我曾创下在那里啃书,连饿两顿,低血糖到眼前发黑的纪录。

  学校的图书馆也是我的福地。我爱闻里面的气味。那是空调、空气清新剂、墨香揉在一起的味道,有种特别的干净和神圣。它们构成了一种“场”,把我围在其中像羊水里的胎儿。不管站着挑书还是坐着阅读,四周自有一种平和振奋的空气。虽然静悄悄的,满室却跳荡着字词的音符。我沉醉于那种氛围更甚于具体的书。

  有些书,不是考试考到,我不见得会看,可见有点压力不是坏事。比如《苏俄文学》董老师要求我们读一些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作品,我就不敢不从。一读之下,发现原来俄国小说并不仅仅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阴沉拷问、托尔斯泰的宗教博爱、屠格涅夫的“优雅的怜悯”,竟还有《大师与玛格利特》这样妙趣横生,活泼得近于童话的长篇。同样的,一提苏联文学,官方抓住高尔基,评论家盯着《古拉格群岛》,其实尚有《我们》这样机智的寓言。从前我读过莎士比亚和莫里哀,但若非《剧本创作》的大考,契诃夫剧本的魅力我就无从体会,而曹禺最杰出的剧作《北京人》恰恰是受他的影响。世人皆知契诃夫是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但《樱桃园》、《万尼亚舅舅》的成就更在《套中人》、《变色龙》之上。

  “南大”学生曾自己排演过一些经典话剧,我从头到尾看下来的是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记得最后一句是“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什么?”当时《流星花园》热播,把道明寺的“名言”移到莎翁名作中,大家哄堂大笑。

  另一些话剧不是真人版,而是看录像。迪伦·马特的《老妇还乡》尤为其中翘楚。另一部香港剧忘了名字,是焦媛演的,节奏很快,我想如果我在现场欣赏,感受会深得多。不过看《等待戈多》时我很不争气的睡着了。缺乏基本情节的荒诞派刺激不了我的神经。我旁边的同学睡得比我久,但是一醒过来他就告诉我他崇拜荒诞派——像崇拜催眠曲那么崇拜。不论《秃头歌女》还是《椅子》我都觉得厌烦。

  三

  有两件事我一直引为得意。

  一是我凑巧接受了一次采访,还在南京电视台播了。那天是愚人节,我和室友边说话边往宿舍走。两位采编截住我们,其中一个扛着摄像机。他们问我们对愚人节的看法。我本身不够开朗,然而室友比我还要内向,我于是在采编的“启发”下说了“愚人节”的好话。采编进一步问我,在愚人节这天向意中人示爱,我有何看法。我说:“是个好办法。对方接受了就是一段佳话,对方拒绝了就说自己是开玩笑的。进可攻,退或守,”想想又不伦不类加了句“希望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我没赶上看我在电视里的尊容,据两个亲戚说“头发竖得像棵草”。

  第二件事是“古诗鉴赏”我获得免考。开学时徐老师有言在先,按照课堂上发言的数量和质量打分,积分最高的二人可予免考。我认准了这个目标,堂堂课都积极举手,不会的也举手,有枣没枣打三杆子,反正站起来就加两分。后来形势发展到我一举手,大伙儿就开始嘀咕:“又是他,你看,又是他!”

  班上有个同学也姓陶,是我的“本家”,她也是小声嘀咕者之一。幸而埋怨归埋怨,邀请三五好友去她家试她的茶艺,她没漏了我。她特意跑到日本学了两个月的茶道,如今小试身手,一套套程序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外面下着小雪,室内没有取暖器。几个人冻得要流鼻涕,却还兴冲冲地品茶、听她讲解。

  又一位同学,结识了两个来班上旁听《宗教与艺术》的尼姑,计划搬到鸡鸣寺里租间厢房,住半个学期。我听了虽不至于吓一跳,也有点肃然起敬。

  又一位同学,夜里十一点打电话来,把我拉到学校假山边,问我“人活着有何意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世上俗人为什么都是行尸走肉”。他成天思考着这些形而上的问题,把自己折磨得形消骨立。

  和形形色色的朋友共处着,四个学期一晃即过。临毕业前,合影、唱歌、吃饭、编纪念文集,忙乱了好一阵子。最后那顿聚餐,两个多愁善感的女同学哭了。大家不分男女,都抱了抱。网上流行说“抱抱”,我们那天却是身体力行了的。我不能担保没有人怀着占便宜的心思,也不想表白“我们的拥抱像婴儿一样纯洁”。分别在即,不管“占便宜”还是“像婴儿”都是可谅解的。我甚至想到,再过几十年,“南大”一百五十周年校庆的时候,我也会举着木牌,写上“02作家班,某同学,我是陶然”,和他们谈谈“最后的晚餐”,回忆我们的拥抱,以及一切孟浪的、合度的、晦暗的、明丽的、平淡无奇、匪夷所思的可爱而又可哀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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