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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名词解释
篇一:曾国藩十三经及解释
李善兰（1811.1.22～1882.12.9）
中国清代数学家、天文学家、力学家、植物学家。原名心兰，字竟芳，号秋纫，别号壬叔．浙江海宁人。清嘉庆..生；光绪..卒于北京。自幼喜好数学，后以诸生应试杭州 ，得元代著名数学家李冶撰《测圆海镜》，据以钻研 ，造诣日深 。道光间 ，陆续撰成《四元解》、《麟德术解》、《弧矢启秘》、《万圆阐幽》及《对数探源》等，声名大起。咸丰初，旅居上海，1852～1859年在上海墨海书馆与英国汉学家伟烈亚力合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后9卷 ， 完成明末徐光启、利玛窦未竟之业 。又与伟烈亚力、艾约瑟等合译《代微积拾级》、《重学》、《谈天》等多种西方数学及自然科学书籍。咸同之际，先后入江苏巡抚徐有壬、两江总督曾国藩幕，以精于数学，深得倚重。同治七年（1868），经巡抚郭嵩昭举荐，入京任同文馆算学总教习，历授户部郎中、总理衙门章京等职，加官三品衔。他以《测圆海镜》为基本教材，培养人才甚多。他学通古今，融中西数学于一堂。1860年起参与洋务运动中的科技活动。1868年起任北京同文馆天文算学总教习，直至逝世。主要著作都汇集在《则古昔斋算学》内，13种24卷，其中对尖锥求积术的探讨，已初具积分思想，对三角函数与对数的幂级数展开式、高阶等差级数求和等题解的研究，皆达到中国传统数学的很高水平。继梅文鼎之后，成为清代数学史上的又一杰出代表。他一生翻译西方科技书籍甚多，将近代科学最主要的几门知识从天文学到植物细胞学的最新成果介绍传入中国，对促进近代科学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王韬（1828年11月10日－1897年5月24日）
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初名王利宾，字兰瀛；十八岁县考第一，改名为王瀚，字懒今，字紫诠、兰卿，号仲弢、天南遁叟、甫里逸民、淞北逸民、欧西富公、弢园老民、蘅华馆主、玉鲍生、尊闻阁王，外号“长毛状元”。江苏苏州府甫里村(今甪直镇）人。1845年考取秀才。1849年应英国传教士麦都士之邀，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1862年因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被发现，清廷下令逮捕，在英国驻沪领事帮助下逃亡香港。应邀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将十三经译为英文。1867冬－1868春年漫游法、英、苏格兰等国，对西方现代文明了解更深。1868-1870年旅居苏格兰克拉克曼南郡的杜拉村,协助理雅各。1870年返香港。1874年在香港集资创办《循环日报》，评论时政，提倡维新变法，影响很大。1879年，王韬应日本文人邀请，前往日本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察。王韬考察了东京、大阪、神户、横滨等城市，写成《扶桑记游》。王韬在1884年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上海。次年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直至去世。1894年为孙中山修改《上李鸿章书》，并修书介绍于李鸿章的幕友罗丰禄、徐秋畦等。王韬一生在哲学、教育、新闻、史学、文学等许多领域都作出杰出成就，著有《韬元文录外编》，《韬元尺牍》、《西学原始考》、《淞滨琐话》、《漫游随录图记》、《淞隐漫录》等四十余种。
马嘉里事件
十九世纪的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霸气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魔爪伸向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十九世纪的中国清政府则是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府。 英国人在巩固了对缅甸、印度的统治后，企图以印度、缅甸为基础，打开中国的西南大门，霸占中国西南各省，与已经侵占的东南亚各地连成一片。 1874年英军上校柏郎率200人的武装由缅甸入侵云南。英国驻北京使馆的翻译马嘉里前往迎接。马嘉里沿途刺探我军政情报，绘制山川地形图。 马嘉里与柏郎街头后于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初十，率部队取道八莫——芒允路入境。英军行至中国境内红蚌河边，闻知边区军民已有联合抗击准备。马嘉里便自告奋勇带三个随从前往探路，柏郎率部随后。我边防守军腾越左营都司李国珍，故意放过马嘉里，已切断其与柏郎的联系。马嘉里14日晚行至芒允，宿住于寺庙中。16日在返回迎柏郎途中，受到我方群众阻拦，马嘉里当场开枪打死一群众，从而群情激奋，将马嘉里一行四人杀死，弃尸户宋河中。次日上午，我景颇、傣、汉等各族群众配合立国珍守军在班西山下阻截柏郎的部队。柏郎闻报马嘉里被杀，中国援军即至，便仓皇逃窜出境。我神圣国土得以保护。但是英国人借此向清政府提出许多无理要求，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竟屈服于压力，已“盗匪劫杀”的罪名，捕杀了23名景颇族抗英勇士，江腾越镇总兵蒋宗汉、同知吴启亮革职，还打入地牢。 1876年9月，清政府李洪章在山东烟台与英国使臣签订了屈辱的《中英烟台条约》，按条约规定，中国政府出除对英国人进行道歉、赔款、抚恤外，对所谓的“凶犯”要进行严惩；同意英国开辟印藏交通，允许英国人往西藏、青海、甘肃、云南等省旅游。开辟宜、芜湖、北海为通商口岸；并扩大领事裁判权。
中俄伊犁条约
中俄伊犁条约》是清光绪七年(1881)沙俄强迫清政府在彼得堡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同治十年(1871)沙俄乘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约1825―1877)侵占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并向东亚进犯之际，出兵侵占了伊犁地区。清政府与之多次交涉，沙俄拒不撤兵。光绪元年，清政府任命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三年左宗棠进军新疆，当年十二月击平阿古柏，收复了除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以外的全部新疆国土，粉碎了俄、英通过支持和利用阿古柏变南疆为其殖民地的阴谋。这时，清政府任命崇厚为出使俄国头等钦差大臣，赴沙俄京城谈判收复伊犁事宜。中俄谈判从五年正月上旬开始，历时近9个月。八月十七日(10月2日)崇厚在沙俄胁迫下，未经清政府
允许，擅自与沙俄在黑海之滨的里瓦吉亚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即《里瓦吉亚条约》)。按约中国仅收回伊犁河上游谷地，划失伊犁西部、南部及南疆、北疆边境土地甚多，此外还要偿付“兵费”500万卢布(约合中国白银280万两)。这显然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朝野纷纷反对。在全国舆论压力下，清廷不予批准。并将崇厚革职治罪。六年正月初十改派驻英公使曾纪泽赴俄修订崇约；同时命令左宗棠统筹部署新疆南北两路边防事宜，以备谈判破裂后，武力收复伊犁。七年一月二十六日(2月24日)，曾纪泽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和布策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改定陆路通商章程》。《中俄伊犁条约》当时称《改订条约》，又因签约地点在彼得堡，亦称《彼得堡条约》。主要内容是:一、沙俄归还被其强占的中国伊犁地区，而仍割去伊犁西部霍尔里斯河以西、伊犁河南北两岸的原属中国的大片领土。斋桑湖迤东一带中俄边界“有不妥之处”，要两国派员“勘改”。所有尚未设界碑的中俄各段边界都要派员“勘定，安设界碑”，为沙俄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制造了依据。二、赔款增至900万卢布(合509万两白银)，限两年内偿清。三、俄商在新疆各地贸易，改“均不纳费”为“暂不纳税”。四、俄商只能到嘉峪关，免去到西安、汉口通商，仅许于肃州(甘肃嘉峪关市)和吐鲁番两地增设领事。五、伊犁居民“愿迁居俄国入俄籍者，均听其便”。这就为沙俄武力逼迫中国各族居民迁入俄境的罪行获得了根据。这个条约和《里瓦吉亚条约》相比，除赔款增加了400万卢布外，在界务和商务方面，中国都争回了一些主权。但它仍是一个俄国通过武力威胁和外交讹诈逼使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严重地损害了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给西北边务、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恶果。 《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沙俄又根据该约中关于修改南、北疆边界的原则规定，于光绪八年到十年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伊犁界约、喀什噶尔界约、科塔界约、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和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等5个勘界议定书，分段重新勘定了中俄西段边界。沙俄通过中俄伊犁条约和上述这些勘界议定书，共割占了塔城东北和伊犁、喀什噶尔以西约7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镇南关大捷
中法战争中，清军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大败法国侵略者的战役。清光绪十一年（1885）初，法军侵占镇南关，后因兵力不足、补给困难而退至文渊（今越南同登）、谅山，伺机再犯。时老将冯子材受命帮办广西关外军务，驰赴镇南关整顿部队，部署战守。二月初，冯子材得悉法军将犯镇南关，便于初五派兵夜袭文渊，打乱了法军部署，促使法军在援军未到之前即仓卒发动进攻。初八晨，法军在炮火掩护下，沿东岭、西岭、中路谷地进攻关前隘，冯子材一面令各部迎战，一面通告扣波、幕府各军前来策应。当敌逼近长墙时，年已70的冯子材持矛大呼，冲入敌阵，全军感奋，一齐涌出，与敌白刃格斗，战至中午，终将法军击退。冯子材指挥清军乘胜追击，连破文渊、谅山，重伤法军指挥官尼格里，将法军逐至郎甲以南。镇南关大捷使清军在中法战争中转败为胜，振奋了民族精神。法军战败的消息传至巴黎后，导致茹费理内阁倒台。
1885年初，法军攻陷和破坏镇南关（今友谊关），以重兵威胁广西边境。冯子材率萃军由钦州开赴镇南关前线。冯子材联络边民，团结友军，在镇南关后4000米的关前隘筑墙据守，主动出击扣波文渊。3月22日，汉子材在其他各军的密切配合下，血战两天，歼敌千余。26日各军乘胜出关，打下文渊，猛攻谅山，法军司令尼格里受重任，法军全线溃退，促使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清政府却派李鸿章与法国在天津签订了屈辱的《中法天津条约》。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助长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使中国的边疆危机更加深重。
马尾之战
又称“马江之战”。中法战争中的海战。1884年法国舰队利用中法交涉之机，闯入福建马尾港停泊。清廷官吏既不阻止，又不作战备，并禁止中国舰队移动。8月法舰突然发炮轰击，中国舰队仓促应战，舰船被击沉七艘，官兵伤亡惨重，福州造船厂亦被击毁。清政府被迫对法宣战。
马江海战又称马尾海战、中法马江海战，是中法战争中的一场战役。清·光绪十年 ( 1884年)，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 ( A.A.P.库贝)率舰6艘侵入福建马尾港，停泊于罗星塔附近，伺机攻击清军军舰。朝廷“彼若不动，我亦不发”，于是张佩纶、何如璋、穆图善等下令“无旨不得先行开炮，必待敌船开火，始准还击，违者虽胜尤斩”。七月初三，法舰首先发起进攻，清军主要将领畏战，弃舰而逃，福建水师各舰群龙无首，仓惶应战，福建水师的舰只还没来得及及起锚，被法舰的炮弹击沉两艘，重创多艘。福建水师对法国军舰展开英勇还击，但是由于未作任何军事准备，加上装备落后、火力处于劣势。海战不到30分钟，福建水师兵舰11艘（扬武、济安、飞云、福星、福胜、建胜、振威、永保、琛航9舰被击毁，另有伏波、艺新两舰自沉）以及运输船多艘沉没，官兵殉国760人，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战斗不到1个小时 ，福建水师几乎丧失了战斗力。而法军仅5人死亡，15人受伤，军艘伤3艘，还摧毁了马尾造船厂和两岸炮台。初九，法舰全部撤出闽江口。 马江海战惨败，激起国人极大愤慨，8月26日清政府被迫向法国宣战，中法战争正式宣告爆发。
邓世昌
邓世昌（1849年10月4日—1894年9月17日 ），原名永昌，字正卿。清末海军爱国将领，民族英雄。汉族，广东番禺（今广州市海珠区），祖籍广东东莞怀德乡人。生于富裕人家，…1867年，考入船政学堂海军驾驶班第曾国藩十三经及解释。
一期学习。1874年，以优异成绩从船政学堂毕业
邓世昌是近代中国第一批自己培养出来的优秀海军将领。
邓世昌（1849-1894），近代著名海军将领，祖籍广东番禺，中日甲午战争时为致远号巡洋舰管带，在1894年9月17日海战中捐躯报国。
徐骧(1858-1895)清末台湾抗日义军将领。字云贤。台湾苗栗人，祖籍广东。秀才出身。
门户开放政策
门户开放政策是是由美国首先提出来的。它的主要内容是：在整个中国范围，列强都有进行贸易的权利。它的主要精神是利益均沾，机会平等。不论是在哪个列强的势力范围内，不论是否在中国内地或沿海地区都实行这个原则。影响：它标志着美国已经形成自己独立的侵华政策。是美国侵华行动的“里程碑”。同时，它受到列强的普遍欢迎，由此而使得列强在侵华步骤上取得暂时的一致。避免了列强因在华利益的相互抵触而使得列强间本以十分尖锐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也由此而使得列强由争夺在华利益而转化为在这个问题上相互合作。
又称海约翰政策。19世纪末美国政府针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而提出的对华政策。19世纪末，列强在中国争划势力范围时，美国正与西班牙争夺古巴和菲律宾，一时无力兼顾中国。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于1899年9月6日训令美国驻英、德、俄、法、日、意六国公使，向各驻在国政府提出这一政策照会。基本内容……美国的这一政策，是在承认和维护列强在华租借地和势力范围中的特殊利益和既得权利的前提下，保证各国机会均等，自由贸易，使整个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开放。虽然这一政策承认列强在华既得利益，各国皆无力独占中国，但各国从各自在中国的不同处境出发，给予各不相同的回答。只有当时和美国一样在中国没有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的意大利完全接受美国照会，多数国家表示有保留的同意。1900年7月3日，当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八国联军准备进攻京、津之际，海约翰又向前述6国及荷、葡、奥、西等国提出第二次“门户开放”政策，声称美国政府致力于寻求这样一种解决办法，以“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保护由条约与国际法所保证于各友好国家的一切权利，保障全世界与中华帝国个部门进行同等的公平贸易的原则”。其中新增的“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只是一句空话。 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质，是为了缓和列强间的争夺和消弭中国人民的反抗，由列强在中国建立“国际共管体系。”
应诏统筹全局折
1898.1.29，康有为上了《应诏统筹全局折》（第六书），请求光绪帝决定发起戊戌变法。在这篇奏折中，他引述当时波兰、埃及、土耳其、缅甸等国，由于守旧不变，遭到分割或危亡的险境，认为世界各国的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中国所以面临危亡，就是由于保守旧法不知变革所致。他说要推行新政，就要走明治维新的道路，认为明治维新的要义有三个方面：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设对策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以此为依据，他请求光绪帝尽快作好三件事： 一、在天坛或太庙或乾清门召集群臣，宣布维新变法，“诏定国是”。 二、在午门设立“上书所”，派御史二人监政，准许人民上书，不得由堂官代递；有“称旨”的，召见察问，量才录用。 三、在内廷设制度局，订立各种新章，下设十二局。 以上第一条是企图依靠皇帝的权力来推行新政，第二条是要使维新派参预政权，第三条是要在上述二者的基础上改革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 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康有为又提出在每道设一民政局，选才督办，准其专折奏事，体制与督抚平等；每县设民政局分局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治之。他认为，这样可以“内外并举”，新政有效。 在这次上书中，康有为还涉及派员出国游历，翻译西书，变通科举，制造纸币，收印花税等事项。 《应诏统筹全局折》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改革的要求，也是戊戌变法的施政纲领。
戊戌六君子
戊戌政变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大肆捕杀维新党人，维新志士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6人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天津教案
清同治八年(1869)，天津法国传教士在繁华的三岔河口地区建造教堂，拆除了有名的宗教活动场所崇禧观和望海楼及附近一带的民房店铺，使许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望海楼教堂建成以后，法国传教士网罗了一批地痞恶霸、流氓无赖为教徒，为非作歹，欺压百姓。1870年6月，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收容的中国儿童，因发生瘟疫大批死亡，教堂将之葬于河东盐坨之地，每二三人一棺，尸骸暴露，惨不忍睹，引起群众愤恨。适天津不断发生迷拐儿童事件，被捕案犯供称系受教堂指使，一时民情激愤，舆论大哗。6月21日天津知县刘杰同拐犯到望海楼教堂对质，教堂门前聚集的民众与教徒发生冲突，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到场向刘杰开枪，打伤其随从，激起了天津民众极大愤慨，致使天津全城鼎沸，引发了"火烧望海楼"教案这场大规模的中国民众自发地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教案发生后，法、英、美、俄、普、比、西7国联衔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调集军舰至大沽口进行威胁。清政府对外妥协，对内镇压，杀16人，流放25人，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派崇厚去法国
"谢罪"，向各国赔银50余万两。
朱红灯
（1862～1899） 原名朱逢明。清代山东泗水人（一说长清县朱庄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因避水灾至长清县大李庄（今属齐河）其舅刘亭水家，以治病为业学习“神拳”，深得当地农民拥戴。曾率领拳众攻毁徐家楼教堂，成为当地义和拳重要首领。后因地主民团的压迫，率众退至茌平及平原、高唐一带活动。茌平义和拳迅速发展，习拳者多至八百余处。朱红灯又与禹城义和拳重要首领心诚和尚（又名本明和尚）联络，互为声援。光绪二十五年十月，朱红灯率领拳众千余人至平原县杠子李庄，打退平原知县蒋楷所率捕役和马队进攻。旋又在森罗殿地方击败山东巡抚毓贤派来镇压的清军，使鲁西北义和拳声势大振。不久，因内争被同伴砍伤，避居于博平（今茌平）五里庄，为清军游击马金叙部逮捕。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2月24日），与心诚和尚等在济南被杀害。 曹福田
天津义和团首领。天津静海县人。1900年6月中旬，带二千义和团民进入天津，领导在津二万多团民。他不准焚毁洋货，打击商人，但坚决反帝。天津保卫战开始，他率部在老龙头火车站(今天津东站)与八国联军展开拉锯战。17日挫败骚扰陈家沟的俄军。18日二千余俄军开到娘娘庙轰击义和团，他率数千团民与练军合力，打死打伤俄军五百多。21日阻击从廊房败下的西摩尔攻。27日联军至车站诱敌，敌军逃跑，曹部尾追痛杀。28日张德成率“天下第一团”进津。与他联合发出文告，约攻租界。曹部与马玉昆的武卫左军联合几次攻进车站。7月12日曹、张等率部向东路进发，与租界敌军接火。13日，帮办北洋军务大臣宋庆代替马玉昆，奉命把枪口转向义和团。天津失陷，曹部被打散，曹撤离天津，次年5月被官府捕杀于静海。
东南互保
面对义和团在北部中国的反帝斗争，为保护自己在华的侵略权益，各帝国主义国家与东南督抚相互勾结。在大买办盛宣怀的联络下，1901年6月，东南各巡抚刘坤一、张之洞等会同各国驻上海领事，制定《东南互保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抗”。“东南互保”表现了东南地区当权的洋务派官员与西方列强合作抵制义和团的意向，它维护了列强在长江流域和华南的利益，破坏了东南各省人民反帝斗争的发展
|||清末义和团运动时期英、美帝国主义勾结清政府东南地方督抚共同镇压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协议。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蓬勃兴起，清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多次电请清廷镇压义和团运动。6月中旬英国为维护其在长江流域的既得利益与优势地位，阻止义和团反帝运动向南方蔓延，指示其驻上海领事华仑（又译霍必澜）向刘坤一、张之洞表示：他们维持南方秩序的努力将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经过督办芦汉铁路大臣盛宣怀的穿针引线、往返交涉，英、美、法、日、德等列强同清政府东南督抚取得“谅解”。6月26日，由上海道余联沅与各国驻沪领事制定了由盛宣怀草拟的《中外互保章程》，又称《东南保护约款》。共9款。主要内容是：（1）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由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2）上海制造局、火药局的军火，只用于“剿匪及保护中外商民”。（3）各口岸外国兵舰照常停泊，但不可在清军炮台附近操练，以免引起误会。（4）若外国兵轮未经中国督抚同意进入内地，由此引发的中国百姓毁坏洋商教士产命案件，中国不认赔偿。后来，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等也表示参加“互保”。这一互保章程虽未正式签字，但却在实际中得到了执行。该协议解除了列强的后顾之忧，使之可全力镇压北方的义和团；同时它又具有约束、限制外国兵轮、水手、商人等肆意侵扰东南各省的作用。
||||东南互保指中国清朝末年八国联军之役期间，中国南方各省违背中央政府的命令，拒不同外国开战的事件。 1900年6月，英美帝国主义与清南方各省督抚达成“东南互保”协议。义和团运动兴起后，英国深恐波及属其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便策动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与列强合作，经买办官僚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由上海道余联元出面，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清室向十一国宣战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各参战国达成协议，称东南互保。他们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
东南互保运动，保护了河北、山东以外的地区避免于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同时亦使地方的政治与军事权力进一步扩张，中央的权威大为下降。之后1911年辛亥革命各省在武昌起义后相继宣告独立，与地方势力崛起、中央权力式微关系密切。而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军阀及各地方长期割据，则是源自强势人物袁世凯去世后，中央权力出现真空、各地派系拥兵自重，与东南互保并无直接关系。
天津都统衙门
全称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义和团运动中八国联军对天津人民进行军事殖民统治的机
构。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7月，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经过几次内部争吵，于7月30日正式设立此衙门，由俄国的沃加克上校、英国的鲍维尔上校和日本的青木大佐组成3人委员会，均称都统，共同主持有关事务。同年11月，又增加法、美、德三国军官，扩大为6人委员会，并更名为“天津地区临时政府”。下设巡捕队、财务处、发审处、卫生局、粮食局、中国私人财产管理处等管理机构。巡捕处从各国军队中抽调900人，将天津分为8段，每段增添6名华人巡捕，疯狂搜捕屠杀义和团。后来又下令拆毁天津城墙、天津至大沽口及山海关的炮台等，破坏焚毁天津的兵工厂、军火库等。另外，它还向天津人民发号施令、征税、判刑、罚劳役等，命居民悬挂所在地段占领国国旗。1902年5月15日，清军以不得在天津周围20里内驻军为条件，撤除这一殖民机构。 苏报案
清政府为镇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而罗织的文字狱，是辛亥革命前的著名反清政治案件。1903年，邹容、章太炎分别写出轰动全国的《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苏报》连续发表《读〈革命军〉》、《序〈革命军〉》、《介绍〈革命军〉》等文章，大骂皇帝和清政府，高呼革命为神圣“宝物”，要求建立资产阶级“中华共和国”，推荐《革命军》为国民必读的第一教科书。同时报道各地学生的爱国运动。为此清政府照会上海租界当局， 以“劝动天下造反”、“大逆不道”罪名将章太炎等逮捕。邹容激于义愤，自动投案。7月7日，《苏报》被封。章、邹在会审公廨上继续宣传革命，坚持斗争。蔑视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者的迫害。 1904年5月，章、邹分别被判处监禁3年和2年。1905年，邹容被折磨致死。1906年，章太炎刑满释放。通过这一事件，《革命军》销行更广，革命风潮日盛。
曾国藩思想面面观
篇二:曾国藩十三经及解释
曾国藩思想面面观
袁伟时曾国藩十三经及解释。
友：洋务运动的研究热闹了好几年，老兄有何高见?
袁：一言难尽。谈起洋务运动总是离不开恭亲王奕訢、曾国藩与李鸿章。除慈禧以外，对19世纪下半叶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人物恐怕就数他们了。而就思想而论，曾国藩是个突出的典型。
曾国藩属哪一家
友：直至20世纪上半叶，曾国藩的影响仍然引人注目，在这几个人中，似乎影响最为深远。但我给你们这些编哲学史的弄糊涂了：有的专章论述，有的却闭口不谈。曾国藩究竟是不是哲学家?
袁：有差别才好。千篇一律，人云亦云的书，你愿意看吗?是不是哲学家未见有法定标准。以家称人或自称，所在皆有，良窳不一，难以深究。至于应否写入专史，这就要看作者的史识如何了。
说到这里，我倒想起一个有趣的问题，曾国藩的思想究竟属哪一家?
时贤把曾氏列为中国近代的重要哲学家(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主要把他视作理学家。这样定位不能说毫无根据。一是他曾师事唐鉴，并向倭仁请益，二人都以理学名世。二则他的有些文章，如《答刘孟容书》、《顺性命之理论》、《书学案小识后》、《送唐先生南归序》等，口口声声：“学者何?复性而已矣。所以学者何?格物诚意而已矣。”曾国藩：《答刘蓉(孟容)书》，《曾国藩全集》书信(一)21页，岳麓书社1990年，长沙。道学味十足。而在其他文章中，也不时流露道学气。不过，多方面地看看曾氏的言行，判定他为理学家，又有轻率之嫌。
第一，应该看到，程朱理学是官学，曾氏出身于翰林，位兼将相，常把修心养性的官话挂在嘴边，自在情理之中。
第二，他受过理学大师的薰陶，熟悉程朱之学，理学对他说来不都是门面话，但那仅是其思想的一部分。同时，学与成家，其中程度大有差别。曾氏讲理学，大体说来，无非是陈陈相因的旧话。而真正称得上家的人，总要给一种学问增添点新内容。曾国藩十三经及解释。
第三，曾氏毕生信守儒学，但儒学不等于理学。
曾氏究竟怎样看待理学?
他对理学奠基人不乏褒扬之辞，甚至不惜为之辩护：“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49页。在他精心挑选认为足以代表中国文化的三十二位圣哲中，这五人都占一席。可是，他赞的主要是这五人继承孔学或解经之功，而不在于他们的发
明。
一再被引用以证明曾氏理学思想的是这么一段话：“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遍观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2页把宋学推到首位，表达了他巩固现行社会秩序的强烈愿望，这是由他的政治思想所决定的；而德行居首，又是古今中外教育思潮的主流；所以，他如此训示士子，自在情理之中。可是，不能忽视他接着就补充说：“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曷尝舍未而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3页反对空谈心性，要立足于经世致用，这才是他的宗旨所在。
同时，这些赞辞出自冠冕堂皇的官方训示。看看他在知交中如何评论理学和理学家，对其真实思想的了解就会更全面和深刻一些。他在给郭嵩焘的一封信中写道：“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之君子攻击惨毒而已。”曾国藩：《复郭筠仙中丞》(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五)，《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六，第1页这些入木三分的评论，简直是对理学和理学家的控诉书。
至于在私家记载中，曾国藩口中的理学家更不成器。倭仁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大师，曾氏私下却说：“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仁)，然才薄识短。”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八年五月廿八日)，学生书局1964年，台北。他曾罗致一批道学先生，“然第给以厚糈，不假以事权。”有一次他的亲信幕僚对这些人有不敬之词，他便直言不讳地告诫他：“此辈皆虚声纯盗之流，言行必不能坦白如一，吾亦知之。然彼所以能猎得厚资者，正赖此虚名耳。今必揭破之，使失其衣食之资，则彼之仇汝，岂寻常睚眦之怨可比，杀身赤族之祸，伏于是矣。盍戢诸!”徐珂：《曾文正幕府人才》，《清稗类钞》第三册第1389-1390页，中华书局1984年，北京。很难想象，如此看待理学中人的曾氏，会是一个理学家!
第四，看看他如何引导亲人治学，理学在其心目中的位置就更加清楚了。现存1459封曾氏家书，好些包含着谆谆告诫弟弟和子侄如何治学成才的内容，敞开心扉，表达了他的学术思想和对理想人格的期许。
他在给其弟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
学问之道，能读经史者为根低，如两《通》(杜氏《通典》、马氏《通考》)两《衍义》及本朝两《通》(徐乾学《读礼通考》、秦蕙田《五礼通考》皆萃《六经》诸史之精，该内圣外王之要。若能熟此六书，或熟其一二，即为有本有末之学。”曾国藩：《致沅弟》(咸丰八年五月三十日，《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93页，岳麓书社1985年。这里提到的四《通》，都是专题文献汇编性质的书。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即以杜佑的《通典》为蓝本而更为详备。其内容包括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兵考、刑考等廿四方面。徐乾学的《读礼通考》是一部未编完的书，秦惠田的《五礼通考》即因徐氏体例，网罗众说而编成。礼的含义很广，后者不完全是一部礼仪之书。用曾国藩的话来说是：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曾国藩：《圣哲画像记》，《全集·诗文》第250页。曾国藩向自己的亲属推荐四《通》，显然是让他们了解社会和通达政务。他自己就说过：“如马端临录于《文献通考》中者，则经济之学，无不洞晰。秦味经录于《五经通考》中者，则典礼之学无不精研。”曾国藩：《复吴竹如侍郎》，《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二，第27页。
南宋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和明代邱囗的《大学衍义补》两书以《大学》的八目为纲，“皆征引经训，参证史事，旁采先儒之论，以明法戒，而各以已意发明之。”这实际是一套为皇帝及其臣下准备的政书。前者除了讲帝王为治之序、为学之本等外，子目包括辨人才、审治体、察民情、戒逸欲等等。而后者则补以前书所缺的治国、平天下两目，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而以经流思想最具特色。值得注意的是，邱囗在理学史上并没有什么地位；真德秀虽对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起过重要作用，而就理学的理论而言，不过是朱熹思想的裨贩或二三流的角色。在理学被奉为官学的时代，任何人要进入社会上层都不能不有所了解，曾氏选择这两部书是耐人寻味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它们具有很大的实用性，既有修心养性的进德之道，又不乏经世济民之术，与他的义理与经济不可分离的主张十分合拍。
要是说他给他弟弟推荐的六部书中还有一部理学著作的话，给他儿子开列的必读书目就更加明白无误地把理学置诸脑后了。他说：“十三经外所最宜熟读者莫如《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余生平好此四书，嗜之成癖„„自此四种而外，又如《文选》、《通典》、《说文》、《孙武子》、《方舆纪要
》、近人姚姬传所辑《古文辞类纂》、余所抄十八家诗，
此七书者，亦余嗜好之次也。„„吾儿既读《五经》、《四书》，即当将此十一书寻究一番。”曾国藩：《谕纪泽》(咸丰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全集》家书，第430页。这张教子书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把一个坦率地承认平生喜爱的古今著作不包括理学，且希望儿子信守这条治学道路的人称之为理学家，不是显然厚诬古人了吗?
友：可是，难道理学对曾国藩纯粹是门面话吗?理学与曾国藩的关系究竟怎样?
袁：把曾氏思想看作是发展过程，你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30岁(1840年)以前他忙于科举和求官，与理学谈不上有什么关系。31岁开始先后向唐鉴、倭仁学习理学，如醉如痴。于是，以道学先生自居，开个玩笑，便自责“直大恶矣”!觉得自己的诗写得不错，又骂自己“如是可耻之至”!他喜爱围棋，与友人下一局，自省为“全无心肝矣”。《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118、130页。他的主要理学著作如《顺性命之理论》、《答刘孟容书》(道光二十五年)、《书学案小识后》都是道光末年学习理学的作品。与太平军作战后逐渐摆脱理学的羁绊。咸丰十年后他事业进入巅峰期，理学的影响便更谈了。
友：这样一说，听起来不是全无道理。但你认为他的思想属哪一家呢?
袁：在学术思想上如果一定要戴顶帽子，称曾国藩为儒家的经世致用派比较合适。他的儒学思想有自己的特点：
一是调和汉宋，博采众长。
对儒家内部的各种流派，曾氏力持博采众长，无所偏倚的态度。他曾在给一位朱熹信徒的覆信中表示：“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曾国藩：《复夏囗甫》，《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三，第12页。而他所以推许秦蕙田，原因之一就在于“秦化《五礼通孝》可以通汉宋两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曾国藩：《复颍州府夏教授书》，《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第38、40页。而在宋懦中他也力主调和朱陆及其后学。“当湖学派极正，而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废之流。”曾国藩：《复颍州府夏教授书》，《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第40、38页。在儒家之外，他推许庄周为圣哲，盛赞其才，屡予征引。这些都表现了他治学的博大胸怀。
二是立足于经世致用。
他调和各家，吸收众长不是无原则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经世致用。为什么他那么看重四《通》?因为在他看来，“欲周览经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马端临《通考》，杜氏伯仲之间。”“秦(蕙田，《五礼通考》的作者一引者)于杜、马为近。”曾国藩：《圣哲画像记》、《全集·诗文》
第250、251页。也就是说，他把这些看作经世的大典。
他还认为：“文章之可传者，惟道政事，较有实际。„„浅儒谓案牍之文为不古，见有登诸集者，辄鄙俗视之；不知经传固多简牍之文„„江陵盛有文藻，而其不朽者乃在筹边、论事诸牍。阳明精于性理，而其不刊者实在告示、条约诸篇。”曾国藩：《圣哲画像记》、《全集·诗文》第250、251页。什么样的文章才算是传世之作?不同的答案体现着人们不同的人生和价值观念。这段话本身不是什么不刊之论，但它道出了曾国藩的理想和追求。据此断定经世致用是曾氏治学的基本倾向，恐怕不是没有足够根据的揣测。
有的论著称曾氏为礼学家。看到把曾氏视为理学家过于勉强，试图作出新的概括，不失为有益的探索。他的大弟子李鸿章就说过：“其学问宗旨以礼为归。尝曰：古无所谓经世之学也，学礼而已。”李鸿章：《曾文正公神道碑》，《李文忠公遗集》卷四，第19页。问题在于这个概念不容易准确界定。
首先，儒家内部没有形成一个可以称为礼学的学术思想流派。
其次，曾氏不是专治一经的学人，这个概念很容易使人们产生不必要的误角，以为曾氏是研究礼学著作的专门家。
再次，曾氏对礼的推许，表达了他的经世思想的重要方面，但是，还有一些重要方面，特别是具有时代意义的新思想，又不是礼学二字所能涵盖的。
所以，我认为把曾国藩称为儒家的经世致用派较为贴切。
从曾国藩看儒学如何应变
友：你唠叨半天，证明曾国藩是经世致用派，这与洋务运动有什么关系?
袁：洋务运动是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应付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的主要措施。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