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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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巴蜀文化

巴蜀文化：佛学文化

　　以下是国学频道编辑为您整理的巴蜀文化：佛学文化，供您参考，更多详细内容请点击(style="text-align: center;">　　巴蜀文化：佛学文化【一】

　　四川佛教概述

　　佛教源于古印度，创立时间为公元前年6一5世纪，创始人为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净饭王的只子，姓乔达摩，名悉达多，传说他出生时，地上有金莲花涌出将他托住，能说会走，有诸般异相，在他创立佛教以后，佛教徒不世人才尊称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佛教是释迦创立的，中国人又称佛教为"释教。"自东汉以后，中国汉传佛教的僧众均以"释"为姓。

　　悉达多太子自幼受到良好而完备的教育，聪明智慧，多情善感，对人世寄予无限的同情和深思。在他遍览人生的生、老、病、死之苦以后，便思考彻底解决人生痛苦的办法，于29岁(一说是19岁)抛弃宫廷生活，到摩揭陀国的王舍城 (今印度比哈尔邦的巴特那)一带寻师访道。苦修六年，以至雀巢冠顶，芒苇穿膝，终无所事。于是，毅然决定放弃苦行，下尼连禅河洗净身躯，并接受了牧女的乳糜供养。之后，便独自一人到菩提伽雅的密林中，在一棵毕钵罗树底下悟道。他发下誓愿:"我今若不证无上大菩提，宁可碎此身，决不起此座。据传49天以后，他终于大彻大悟，明白了宇宙和人生的最高道理，完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成佛了。时年35岁。

　　佛者，觉也，这是佛教全部理论的要义。佛，又译作佛陀，就是觉悟，觉者，智者。"对迷者觉，对愚者智"，凡正觉、等觉，无上觉三觉圆满的人均为佛。换句话说，凡彻底觉悟而获大智慧者为佛。释迦创立的教派把佛 (成佛)作是最高境界，所以称作佛教。

　　释迦悟道成佛后，在鹿野苑找到了以前随侍他修行的五个人，向他们讲说他悟得的道理，佛教把这叫做 "初转法轮"。以后，他以摩揭陀、乔萨罗和拨沙三国为中心，周游列国，广泛宣扬自己的学说，历时45年，在公元前485年圆寂，一生大约活了80岁。

　　他的生卒年代大约为公元前565一前485年。(或前563—前483年)，若取前者，则比孔子大10岁，早逝6年，可说他与孔子所处的时代大抵相当。

　　佛教认为，现实世界中的一切存在都是因缘所生。"因"就是我们讲的内因，"缘"就是我们讲的外因或条件。过去的积累是因，现在的是果;现在的积累为因，将来的为果。因果重重，相续无尽，上溯过去无始，下穷未来无终。一切现象的生成，都是由各种关联所造成。这种因缘学说是佛教教义的基石。

　　佛教认为人生即是苦，苦皆起于欲—"欲求不得，苦之本也"。苦之因在佛教中名之为 "集"。苦是可以而且应当消除的，是为灭。消除苦的方法是要修持，是为 "道"。苦、集、灭、道是佛教的四圣谛。人生既然苦海无边，彻底的解脱就是涅架这是一种绝对安静、神圣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精神状态"彼岸的神秘幻影"(恩格斯)。

　　佛教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时时都处在迁徒流转、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这叫"诸行无常"。而万事万物都由因缘和合而生，这叫"诸法无我"。上述两点加上 "涅架寂静"。合称 "三法印"。释迦牟尼为佛，他的理论为法，他的出家弟子为僧，佛、法、僧合称为佛家三宝。释迦牟尼创建的理论为经，他制定佛教僧众必须遵守的戒条为律，他的弟子和后世再传弟子阐述佛经的论著为论，经、律、论合称三藏。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在南北朝时有巨大发展。当时是大乘佛教在印度占统治地位，故大乘佛教弘扬于中国。在中国传播两千年的岁月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影响、吸收、发展，对中国古典哲学、文化、艺术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佛教本来是不雕刻佛象的，只许用佛行事做象片的纪念。如在佛生前行过之处刻一脚印，说法处创法轮或菩提树等等。后因希腊文化影响而始造象，并由此形成著名的键陀罗艺术。中国早期的造像 (即北魏造像)，大多显得粗犷，激昂、奔放的线条和旋律展示出那秀骨清相、神采变奕、尽去人间烟火的飘逸自得和洞察人世现实的睿智，保留着一些犍陀罗艺术的痕迹。到了中期的唐代，在技艺上则渐由简朴转向精致圆熟，风格上也由前期的雄伟、劲挺、粗犷、奔放转向庄严，整洁、富丽、一变"秀骨清相"而为神气自如、肌肤丰润，轻纱透体，备极人性的健康和美丽等特点，我省有相当一部分石刻造像均有唐代风韵，如巴中南龛石窟，安岳石刻，乐山大佛，广元的某些造像等，显示出不离人间又高于人间的风格。我国晚期石刻造像当以大足宝顶山和北山为代表，这一时期的石刻显示出民族化的进程己经完成，世俗化、地方化的风格是其主要特点，活泼生动而别具生气，技巧洗炼圆熟而又极富写实倾向，无论宏伟巨构还是小件佳作，均展示出古代劳动人民巨大的艺术创造力。

　　佛教传人四川的最初年代不确。从乐山麻浩岩墓有浮雕佛象、彭县岩墓出现有位于"摇钱树座"上的灰陶质佛象和夹侍来看，以及史志记述中，《华阳县志、金石志》载宋淳熙六年《重修东山白塔寺碑记》称该寺创于永平 (东汉明帝年号);《四川通志》(嘉庆本)载成都、峨眉、名山、宜宾、遂宁、合川、三台等地均有汉代创建的寺庙，表明东汉时期佛教就已传入四川。(注:四川的藏传佛教，本篇不叙)。

　　有文字记载的佛教传人四川的年代是公元365年的东晋哀帝兴宁三年。当时有位叫法和的僧人从中原来到四川，稍后又有昙翼和慧持入蜀。这三位都是一代高僧，他们入川时带了大量的经典和徒众，特别是法和、慧持在四川14年，讲经授徒，"巴汉之士，慕德成群"，对四川佛教的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较多，四川相对安定，高僧入川者甚多，加以南朝许多帝王都信奉佛教，这一时期的四川佛教发展很快。据说在刘宋时 (公元五世纪)四川僧尼已达万人。

　　隋唐直到宋代，是我国佛教辉煌发展时期。中国佛教的天台、华严、净土、法相、禅宗等先后兴起，使中国佛教走上了独立发展之路。四川佛教在这一时期也处于鼎盛阶段，并以禅宗独盛的形式，显示了四川的特点。在唐代，四川出了几位对全国佛教的发展起过很大作用的高僧:资州的智诜，是禅宗五祖弘忍的弟子;什邡的马祖道一，简州的德山宣鉴，西充的圭峰宗密等都是闻名全国的禅宗大师。玄奖大法师在唐初曾入川求学，并于唐武德五年 (公元622年)在成都受戒。唐代皇帝与四川的僧人关系也较为密切。中宗曾诏益州慧义寺清虚入宫祈雨;玄宗入蜀时应僧人之请，敖建成都大圣慈寺;僖宗曾诏休梦禅师问法，并赐额改建元寺为昭觉寺，后来避乱入蜀时又诏知玄问法，并赐号"悟达禅师"，赖建新都宝光寺及舍利塔。

　　唐末五代，中原战乱频繁，王建在四川称帝，川境再次处于相对安定局面，佛教得以继续发展。如著名的诗僧贯休入川，王建为他修了龙华寺，赐号 "禅月大师"。王建之后的后蜀政权孟氏父子也崇信佛教。

　　宋统一中国后，禅宗继续发展，四川的许多官吏士大夫大都爱兼修禅宗佛理，四川成为佛教禅宗的重要基地之一。宋太祖开宝四年 (公元971年)，在成都刻印了我国第一部雕刻版的《大藏经》(即《蜀藏》)。太平兴国五年 (公元980年)，宋太宗命人在成都造铜普贤像，高达两丈六，送置峨眉山，并下诏重修峨眉山寺院。

　　唐宋时期四川佛教兴盛中值得注意的是，佛教的密宗在唐代末期于中原一带逐渐消失，但在四川，却从五代到南宋末年，一直或秘或显地流传了近400年。典型的例证就是著名的安岳和大足石刻中不少密宗造像。

　　四川佛教的第二个兴盛时期是明末清初，而且因与当时全国佛教并不兴盛的情况相对照而显得相当突出。主要是聚云、双桂两大禅系的"突起"和 "康乾盛世"时期官方对四川佛教的推崇。聚云禅系是忠县聚云寺吹万广真禅师 (1582—1639)创立的;双桂禅系是梁山(今梁平县)双桂堂破山海明禅师 (1597一1666)创立的，他们为弘扬四川佛教作了很大的贡献。破山是大竹县人，19岁出家，对佛学造诣很高，曾在川住持多处寺庙。清顺治十年 (公元1654年)开创梁山双桂堂，收徒传法，名徒甚众，四川、云南、贵州的许多大丛林住持都是他的弟子，远至越南龙山、万寿等地也有其传人。双桂禅系鼎盛西南，佛教史上称为"双桂堂弘法"，双桂堂也被奉为西南禅宗祖庭。

　　清代的康、雍、乾三代，对峨眉山、昭觉寺、文殊院等著名丛林多有赖赐。各任督抚大员对各大寺院的恢复建设常予文持，道府州县建庙修寺的劲头也高，这使得四川的佛教活动发展很快。据有关资料，清代中期全省的大小寺庙有一万多座，仅峨眉山一处就多达100多座，在全国也是少见。

　　清代后期至民国初期，省内形成一股 "废寺兴学"的风潮。占用庙宇办新学，使许多寺庙停止了宗教活动。如我省最古老的龙渊寺 (成都)，就被改为"尊经书院"而从此废寺。面对这种情况，四川佛教界曾进行过大量工作，对保护一些名刹古寺很起作用。但是，随着四川的战乱迭起，佛教也受到影响。

　　四川是中国佛教传播的重要地区，向有 "言禅者不可不知蜀"之说。佛教在四川传播的近2000年历史中，对四川的文化、经济乃至政治、民众生活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四川有佛教圣地峨眉山，有世界第一大石刻佛像乐山大佛，还有不少闻名遐退的佛教寺院。所谓:"上有文殊宝光 (指成都的文殊院、宝光寺)、下有金山 高文(在江苏省)即可见一斑。四川历史上出现过不少高僧大德，除前已述及的圭峰宗密、马祖道一、德山宣鉴、破山 海明等人之外，还有宋代禅宗巨匠圆悟克勤 (成都昭觉寺僧人)，他开创了"文字禅"之先河，他对日本禅宗的发展作出过极大的贡献，昭觉寺至今仍被日本禅宗临济宗尊为 "祖庭"。直到现代，绵竹僧人能海、僧人正果、成都僧人隆莲 (女)都是中国佛教的领导人物 (三人均担任过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此外，成都文殊院宽霖法师、乐山乌尤寺遍能法师、成都昭觉寺清定法师等都是海内外知名的高僧。在佛教居士中，宋代眉山的苏东坡、新津的张商英、清末民初的颜楷、现代的王恩祥、贾题韬等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广大佛教的宗教信仰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保护。省内的各名山大寺以及佛教文物得到了修缮和保护。但在 "文化大革命"中，四川佛教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进入八十年代后，拨乱反正，党的宗教政策重新走上了正确的轨道。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四川佛教与全国佛教一样，走上了一条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康庄大道。截止目前为止，全省经政府批准登记的佛教寺庙已达500多座，基本上满足了广大信教群众宗教生活的需要。峨眉山、文殊院、宝光寺、昭觉寺等名山大寺都已重焕光彩，每天迎来了成千上万的游人和佛教信徒。四川佛教界还办起不少佛教院校，其中四川尼众佛教学院(专门培养出家女众)、峨眉山佛学院最为有名，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爱国爱教的佛教僧尼。可以说现今的四川已成为国内佛教最为兴旺的地区之一;现在也是四川佛教最为光明的时期。

　　四川省佛教的联合组织是四川省佛教协会。会址设在成都市文殊院内，现任会长是员意法师。

　　巴蜀文化：佛学文化【二】

　　佛教在四川的发展

　　隋唐直到宋代，是我国佛教辉煌发展时期。中国佛教的天台、华严、净土、法相、禅宗等先后兴起，使中国佛教走上了独立发展之路。四川佛教在这一时期也处于鼎盛阶段，并以禅宗独盛的形式，显示了四川的特点。在唐代，四川出了几位对全国佛教的发展起过很大作用的高僧:资州的智诜，是禅宗五祖弘忍的弟子;什邡的马祖道一，简州的德山宣鉴，西充的圭峰宗密等都是闻名全国的禅宗大师。玄奖大法师在唐初曾入川求学，并于唐武德五年 (公元622年)在成都受戒。唐代皇帝与四川的僧人关系也较为密切。中宗曾诏益州慧义寺清虚入宫祈雨;玄宗入蜀时应僧人之请，敖建成都大圣慈寺;僖宗曾诏休梦禅师问法，并赐额改建元寺为昭觉寺，后来避乱入蜀时又诏知玄问法，并赐号"悟达禅师"，赖建新都宝光寺及舍利塔。

　　唐末五代，中原战乱频繁，王建在四川称帝，川境再次处于相对安定局面，佛教得以继续发展。如著名的诗僧贯休入川，王建为他修了龙华寺，赐号 "禅月大师"。王建之后的后蜀政权孟氏父子也崇信佛教。

　　宋统一中国后，禅宗继续发展，四川的许多官吏士大夫大都爱兼修禅宗佛理，四川成为佛教禅宗的重要基地之一。宋太祖开宝四年 (公元971年)，在成都刻印了我国第一部雕刻版的《大藏经》(即《蜀藏》)。太平兴国五年 (公元980年)，宋太宗命人在成都造铜普贤像，高达两丈六，送置峨眉山，并下诏重修峨眉山寺院。

　　唐宋时期四川佛教兴盛中值得注意的是，佛教的密宗在唐代末期于中原一带逐渐消失，但在四川，却从五代到南宋末年，一直或秘或显地流传了近400年。典型的例证就是著名的安岳和大足石刻中不少密宗造像。

　　四川佛教的第二个兴盛时期是明末清初，而且因与当时全国佛教并不兴盛的情况相对照而显得相当突出。主要是聚云、双桂两大禅系的"突起"和 "康乾盛世"时期官方对四川佛教的推崇。聚云禅系是忠县聚云寺吹万广真禅师 (1582—1639)创立的;双桂禅系是梁山(今梁平县)双桂堂破山海明禅师 (1597一1666)创立的，他们为弘扬四川佛教作了很大的贡献。破山是大竹县人，19岁出家，对佛学造诣很高，曾在川住持多处寺庙。清顺治十年 (公元1654年)开创梁山双桂堂，收徒传法，名徒甚众，四川、云南、贵州的许多大丛林住持都是他的弟子，远至越南龙山、万寿等地也有其传人。双桂禅系鼎盛西南，佛教史上称为"双桂堂弘法"，双桂堂也被奉为西南禅宗祖庭。

　　清代的康、雍、乾三代，对峨眉山、昭觉寺、文殊院等著名丛林多有赖赐。各任督抚大员对各大寺院的恢复建设常予文持，道府州县建庙修寺的劲头也高，这使得四川的佛教活动发展很快。据有关资料，清代中期全省的大小寺庙有一万多座，仅峨眉山一处就多达100多座，在全国也是少见。

　　清代后期至民国初期，省内形成一股 "废寺兴学"的风潮。占用庙宇办新学，使许多寺庙停止了宗教活动。如我省最古老的龙渊寺 (成都)，就被改为"尊经书院"而从此废寺。面对这种情况，四川佛教界曾进行过大量工作，对保护一些名刹古寺很起作用。但是，随着四川的战乱迭起，佛教也受到影响。

　　四川是中国佛教传播的重要地区，向有 "言禅者不可不知蜀"之说。佛教在四川传播的近2000年历史中，对四川的文化、经济乃至政治、民众生活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四川有佛教圣地峨眉山，有世界第一大石刻佛像乐山大佛，还有不少闻名遐退的佛教寺院。所谓:"上有文殊宝光 (指成都的文殊院、宝光寺)、下有金山 高文(在江苏省)即可见一斑。四川历史上出现过不少高僧大德，除前已述及的圭峰宗密、马祖道一、德山宣鉴、破山 海明等人之外，还有宋代禅宗巨匠圆悟克勤 (成都昭觉寺僧人)，他开创了"文字禅"之先河，他对日本禅宗的发展作出过极大的贡献，昭觉寺至今仍被日本禅宗临济宗尊为 "祖庭"。直到现代，绵竹僧人能海、僧人正果、成都僧人隆莲 (女)都是中国佛教的领导人物 (三人均担任过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此外，成都文殊院宽霖法师、乐山乌尤寺遍能法师、成都昭觉寺清定法师等都是海内外知名的高僧。在佛教居士中，宋代眉山的苏东坡、新津的张商英、清末民初的颜楷、现代的王恩祥、贾题韬等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

　　巴蜀文化：佛学文化【三】

　　四川禅宗传布的重要区域

　　早在南北朝时期，四川就是中国佛教南北两大系统的接触点。南朝重义理，多习经论;北朝重修行，多习禅定。四川处于南北之间，归属多次变化，时南时北，这就使四川佛教兼具南北。就禅学而言，四川也是重要的传布区域。晋宋之际，北方高僧有凉州护贤，住广汉阎兴寺;高昌法绪，入蜀行头陀行;僧伽难陀、昙摩密多皆取蜀道去金陵;稍后入蜀的尚有智猛、玄畅、僧隐、昙弘、慧览、法成、道法等。他们中虽有亦讲《律》、《法华》、《维摩》、《宝积》等大乘法典，但主要是向蜀地传入了北方的禅法。东晋时四川习禅的有僧生，刘宋时有普桓、法期等。以后延绵不绝，到北周时，更有广汉僧渊、绵竹法进、青城香闍黎、多宝寺犹禅师等，皆以禅学禅修闻名于世。当然，这时的禅学，仍是印度佛教传统的禅学，而非中国禅宗之学。

　　印度僧人菩提达摩于南北朝时来中国传授禅法，经百余年的辗转发展，到盛唐慧能时形成中国佛教的主流——禅宗。盛唐时中国佛学鼎盛，天台、三论、唯识、华严、净土、密宗皆盛极一时。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为旗帜的禅宗，在学术思想极为浓厚的时代确立和发展并非易事，禅宗四祖道行、五祖弘忍的“东山之学”，虽在国内取得了崇高的声誉，在当时尚不能与玄奘的唯识，法藏的华严二宗相比，也不及当时的天台。禅宗的发展，可以说是从武则天中期到唐武宗会昌五年(846年)约一百五十年的时期中逐步壮大的。而在其间，四川作为禅宗的重要阵地，又产生出一大批杰出的人物，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禅宗的发展。禅宗在唐末取代佛教其他宗派而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没有四川在地域和人物上的特殊贡献，将是难以想象的。

　　圭峰宗密禅师(780~841年)在其《禅源诸诠集·都序》中介绍了当时国内的十大禅修派别，这十家是：洪州、荷泽、北秀、南诜、牛头、石头、保唐、宣什、稠那。其中天台和稠那不属禅宗，在余下的八家中，“洪州”系指由四川僧人马祖道一开创的，并在后来成为禅宗主流的一大宗派;“南诜”是指五祖弘忍的十大弟子之一，与六祖慧能齐名的资州德纯寺智诜;“保唐”为成都保唐寺无住禅师;“宣什”系指在四川果州、阆州传布的，也是五祖弘忍下的一大禅修派别;“荷泽”在当时就是以圭峰宗密禅师为代表，宗密也是蜀人。这样，在当时禅宗的八家中，四川就占了五家，力量是最雄厚的。

　　唐末五代，中原战乱不休，其惨烈程度，为西晋永嘉以来所未曾有。王建据蜀称帝，划地自守，四川得到相对的安宁，基本上保持了唐代以来的承平。王建重文饰，对佛教极为礼敬，使四川佛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为宋代四川禅宗的全盛奠定了基础。贯休禅师入蜀，王建为之建龙华寺，赐号“禅月大师”，并赐邑三千户。彭州大随法真禅师(834~919年)是唐末五代最著名的禅师之一，被尊为“西川古佛”，王建曾多次礼请他到成都传法，他不去，王建赐号他为“神照大师”。

　　五代宋初，云门宗的第一代传人香林澄远禅师(908~987年)归蜀，居灌州水晶宫和青城香林院，传法达四十年，为北宋云门宗中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纵观四川禅宗史，由唐到清，先形成了五大禅宗派系，一是唐代智诜——无住禅系;二是宋代昭觉寺圆悟克勤禅系;三是明代中期的天成绍琦禅系;四是明末清初的吹万聚云禅系;五是开创于明末清初，并传衍至今的双桂破山禅系。

　　智诜——无住禅系虽在《宋高僧传》和《景德传灯录》上略有涉及，但语焉不详。清末在敦煌发现唐代手写本的《历代法宝记》后，这一禅系的历史才大白于天下。据该书记载，达摩禅师的袈裟作为传法信物，经六代相传，传到祖慧能时，被武则天索取，赐与智诜(609~702年)。智诜归蜀，住资州德纯寺三十余年，将达摩袈裟传与处寂(665~732年)(即著名的唐和尚，为马祖之师)，处寂传成都净众寺无相禅师(684~762年)(即著名的金和尚，为新罗王子)，无相传成都保唐寺无住禅师(714~774年)。《历代法宝记》成书于无住禅师去世之年，对这一禅系记载较祥，是研究唐代四川禅宗的重要史料。

　　成都昭觉寺圆司勤禅师(1063~1135年)是宋代禅宗巨匠，是中国禅学烂熟时期的著名代表人物。他经历了南北两宋，足迹遍黄河长江，弟子满天下。建炎初年(1127年)宋高宗南逃扬州，他惶中不记诏克勤问法，并赐号“圆司禅师”。克勤曾两次住锡成都昭觉寺，并在昭觉寺圆寂，其墓至今犹在，并被尊为禅宗的“祖庭”。克勤弟子一部分留居四川传法，使四川成为南宋时重要的禅宗阵地;部分弟子居于江浙，如灵隐慧远、华藏安民及再传弟子别峰宝印、无准师范等川籍僧人，均为当时禅宗领袖。

　　宋元之间，四川成为重要战场，为南宋和蒙古军队反复争夺达四十余年，四川有史以来所未曾有，致使巴蜀风物文化百余年间难以恢复。直到明朝中前期，楚山绍琦禅师(1404~1473年)四川传法，才使四川禅宗有所恢复。绍奇是唐安人(今崇州)，四十岁时于无际明悟禅师(安岳人，明英宗教封为“宗师”，后又尊为“国师”)处得法，在省外传法多年，名振禅林。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由庐山回成都，住龙泉天成寺(今古经寺)。十余年间，十方学禅者归之如云，使四川禅宗出现了南宋后从未有过的兴盛局面。其著名弟子有济川洪、海珠意、大悲智中等八人，都居蜀地传法。特别是智中禅师长住松藩大悲寺，“时番夷叛服无常，师居边抚化，番夷莫不投服”。他对增进汉藏民族的兄弟感情，维护民族团结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因而被明英宗封为国师。

　　吹万广真禅师(1582~1639年)是四川宜宾人，三十四岁时得法于同乡明月联池禅师，以后游历闽粤，并一度在湖南传法。回川后开法于忠州聚云寺和夔州兴龙寺。吹万聚云禅系是当时国内唯一以南宗大慧宗杲禅师(克勤首座弟子)继承人自居的禅宗派别，经铁壁慧机、铁眉慧丽、三山灯来、普陀性统三四代的传承，这一禅系不仅在四川，而且在江浙也颇具阵容。正如陈垣先生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所说：“其视密云(密云圆悟禅师，为明末禅宗领袖)，骎骎乎如大理南诏，与唐宋分疆而治矣。”

　　较吹万聚云禅系稍后兴起的是双桂破山禅系，破山海明禅师(1597~1666年)是西南佛教三百多年来最有影响的人物，他先后曾参憨山、博山、闻谷、雪峤、湛然和密云圆悟等著名禅师，同为湛然(曹洞宗)和密云(临济宗)的得法弟子。明末江南禅宗虽号“中兴”，但各派系中矛盾重重，势同水火，破山不安其处，于崇祯五年(1632年)回蜀，十二年间住持川东大庙八处。但四川自甲申(1644年)以来兵祸连绵，破山备尝险阻，先避乱于石柱，依附名将秦良玉，后又混迹于乱军中多年。清顺治十年(1654年)，蜀内稍安，破山方得在梁平建双桂堂。不久，“双桂道风，大振遐尔”。破山又派其弟子“分化四方”。破山在四川传法三十五年，得法弟子多达八十八人，分别住持川、滇、黔各大寺庙，传授更及陕、甘、湘、鄂数省。如其著名弟子丈雪通醉先后在汉中、遵义传法，并重建成都昭觉寺，淡竹行密重建成都草堂寺，圣可德玉创建重庆华岩寺，啸宗印密重建新都宝光寺，圣水可拙重建内江圣水寺，再传弟子慈笃海月重建成都文殊院……破山传法即广，后世弟子又竞相传法，百余年间，双桂禅系遍及西南三省，并形成垄断局面，构成近现代西南汉地佛教的主体。

篇二:巴蜀文化

巴蜀文化：道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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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一道创立

　　正一道即天师道。天师道是张道陵创立并由其子孙世袭相传，以老子为教主，道为最高信仰，符录斋醮为手段，以追求长生不死和成仙为最高境界的一种宗教组织。由于张道陵开始炼丹修道于龙虎山，于是龙虎山可称为中国道教第一山。张道陵是中国道教创始人，他是道教祖天师，又称第一代天师。

　　张道陵，原名张陵，字辅汉，祖籍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于东汉建武十年(公元34年)正月十五日生于浙江天目山，汉留候张良九世玄孙。少入太学，7岁读道教德经，十余遍而达其旨，咸通天文、地理、五经，通习坟典，所览无遗，从学者千余人。天目山南30里，西北80里，皆有他讲学之所。东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岁)，他26岁，任巴郡江州令(在今四川重庆)，但他素喜黄老清静养身之道，认为当官“无益于年命”，从而弃官隐修长生之道。汉章帝、和帝时隐居洛阳北邙山等地，修炼气功。汉章帝建初五年(公元80年)，朝廷征为博士，称疾不起;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征为太博，封冀县侯，三诏不就。次年，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他已57岁，携弟子王长游淮入鄱阳，登乐平雩子峰，溯信江入贵溪云锦山炼“九天神丹”，“丹成而龙虎见，山因以名。”

　　张道陵在龙虎山用三年时间炼成九天神丹后，已六十余矣，吃了神丹容貌益少，“返老还童”，像30岁左右的人。接着又在龙虎山东北边的西仙源壁鲁洞，得神虎秘文，并建立天师草堂，广传弟子，为人治病，到他经嵩山二人巴蜀时，已经90多岁了。

　　由此可见，张道陵在龙虎山炼丹修道讲课时间长达30余年，这段不算短的日子，是他 炼丹学道的遗址“炼丹池”、“濯鼎池”、“习升台”、“天师草堂”等遗址仍在，壁鲁洞中的石灶石床石几俱存，多种史籍均有记载，多处遗址历历可考，正如葛洪在《神仙传》中所述：“陵初入龙虎山，合丹斗剂，虽未冲举，已成地仙。”可见他那时的道学功底已经相当深厚了。

　　关于张陵的降生和在龙虎山炼丹，《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十八中有两段充满神奇色彩的记载：

　　“母初梦天人自北斗魁星中将至地，长丈余，穿绣衣，以蘅薇香授之，既觉，衣服居室，皆有异香，经月而不散，感而有孕，于东汉建武十年甲午正月望日，生于吴地天目山。时黄云覆室，紫气盈庭，室中光气如日月......”

　　“弟子有王长者，习天文通黄老，留侍左右，遂散学徒，以清虚淡薄为务，不交人事，王长负书行歌，同往云锦山居(即江西贵溪龙虎山，因“丹成而龙虎现”，故改甸为龙虎山)，而真人修玄玄之道，后乃按方炼龙虎大丹，一年有红光照室，两年有五云覆鼎，夜不假烛，仿佛有青龙白虎各一，常练丹鼎，三年丹成，真人年六十余，铒之而容颜益少，若三十许人。”

　　张道陵第二次携弟子王长嵩山人巴蜀已过九十高龄。为什么耄耋之年还要入蜀，一是“闻蜀人多纯厚，易于激化，且多名山”，对创教有利;二是“闻巴蜀疹气危害人体，百姓为病疫灾厄所困”，他要继续用符、丹为人治病，佐国佑民。入川后，他先居阳平山，后住鹤鸣山，还到了西城山、葛溃山、秦中山、昌利山、涌泉山、真都山、北平山、青城山，精思炼志，著作道书24篇，足迹遍及巴蜀、陕西等地。他收徒设教，建立道教基层组织，凡入道者须出信米五斗(汉时一斗等于现在二升，五斗即等于现在一斗)，“付天仓”以备饥荒和作“义舍”之用。

　　顺帝汉安元年(公元142年，时张陵109岁)，五月一日，“太上亲降”，授以三天正法，命陵为“天师”，又授正一科术要道法文。其年七月七日，又授(陵)《正一盟威妙经》，重为“三天法师正一真人”。“汉安二年(公元143年)，太上以汉安二年正月七日申时二十四治，付天师张陵奉行布化。”自此功成道著分领二十四治，第子户至数万，道教遂大行于巴蜀一带。东汉恒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张陵123岁，是年九月九日，将诸秘录、斩邪二剑、玉册、玉印授长子衡，乃与夫人雍氏登云台峰，白日升化。

　　自“祖天师正一道”创立以来，历为道教所尊，认为它是正一盟威之道，是伐诛邪伪、整理鬼气、统承三天、佐国佑民、新出治世的真道，即真一无二的正道。时人尊张道陵为人天之师，又称天师道。宋元以来，三山符录统归龙虎山，遂统称为正一道，以区别金元之际在北方兴起的全真道。

　　关于张陵创立道教的过程，《道藏》多处记载，葛洪在其所著《神仙传》中说： “......闻蜀人多纯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与弟子入蜀，住鹤鸣山，著作道书二十四篇，乃精思炼志。忽有天人下降，千乘马骑，金车羽盖，骖龙驾虎，不可胜数。或自称柱下史，或称东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盟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于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为师。弟子户至数万，即立祭酒，分领其户，有如长官......”

　　巴蜀文化：道教文化【二】

　　道教仪范

　　一.道教仪范的起始

　　仪是仪式，范是模范。在一定的仪注方面所遵行的一定模式准则，就叫仪范。

　　道教继承了中华民族先民们祭神、祷祝等仪式，加以规范化作为宗教活动的定型模式，形成为道教仪范。道教仪范由于历代宗教大师们的演教所需，历代都有不同的增、改。从现存《明正统道藏》可以看出道教仪范的“戒律”.“威仪”“章表”这三大类的庞大著述。一部《灵宝领教济度全书》，就有八十一种，二百四十六卷之多。

　　道教对仪范的兴起，是随着道教的创始而来的，张道陵在教民中实行的“三官首书’”和《正一法文》中所说的受护身符及三戒、五戒、八戒、受箓等，应是道教最初的入教仪式和祷祝仪式。戒律是道教徒的行为守则，奉戒专一，可制止“忍心邪欲”和“乘言戾行’，为证道之阶梯。所以道教对“戒律”是非常重视的。从律坛传戒的《戒经》中很可以清楚地看出 “戒”的重要作用。

　　二.通教仪范有三大类

　　1.戒律’

　　祖天师创教时的《正一法文》要求道民们遵行三戒、五戒和八戒，并说这些戒都是老君所传。“三戒”是：皈身戒，皈身于“太上无极大道”;皈神戒，信仰“三十六部尊经”皈命戒，服从“玄中大法师”。这“三戒”即我们早晚功课经后的“三皈依”。也就是王常月在《初真戒》中说的：皈身之后，可以“永脱轮回”、即道宝;皈神之后，可以”得闾正法”

　　即经宝;皈命之后，可以“不落邪见”，即师宝。“五戒”是：一不得杀生;二不得荤酒;三不得妄言绮语，口是心非;四不得偷盗;五不淫邪。简单说，即、杀、盜、淫、妄、酒。《初真戒》说。“凡能持此五戒，粗进无虞者，益算延龄，天神护佑，永脱五刑之苦，世世不失人身”。我们道教把这五戒称作“积功归根”五戒“八戒”，据《云笈七签》卷四十陆修静《受持八戒”》说在五戒之外加上：六不得杂卧高广大床;七不得普习香油，所为华饰;八不得耽着歌舞，以作娼妓。以上这些戒条是早期道教对教徒实行的戒法，到了东晋葛洪时代，道教关于讲“戒律”的书已出现了相当多的著述。《抱朴子》中说：郑隐曾收藏有“道家训戒书近百卷”道教在传授戒律方面是很庄重的。道教全真派自邱祖开创全真戒制度起，传戒律坛定传戒秩序为：初真戒、中极戒 、天仙戒，称为“三坛大戒”。“戒坛”中讲“戒”的书称为《戒经》。传戒仪式是演礼和方丈说戒，是非常庄严隆重的宗教仪范。全真十方丛林的“济规”就是为范围道众遵守戒律的”法律”条文。道教最基本的是行持“五戒”，另有十戒，三百大戒，千二百戒等众多戒条。

　　早期道教和以后的天师道都有“授箓”教法，第四代天师张盛从汉中迁回龙虎山后首先建“传箓坛”.北魏寇谦之创北天师道，把授箓仪式搞得更为隆重、规范。“箓”在早期道教是一种“注册薄籍”，是道籍登记簿。一但“授箓”即可受到神的保佑，因为一个人受了道篆，就在天神那里挂上了号，神就要负保佑的责任了。这样的意义，和近代道教徒“冠巾” 、“受戒”差不多。《寇巾科》序言中说：道士不寇巾，三官大帝那里设有名字，寇过巾就在天曹挂上了号，就不属阎王管了。道士受过三坛大戒更是名标三元都会府，九玄七祖皆得度了，即就是受戒不守戒，或堕落成坏人。也只有三官大帝来“算帐”，阎王是管不了的。我们荐止用的宝箓符，是一种荐止升方超度亡灵离却地狱苦趣凭证，亡灵持此“箓”就证明他得到“经功浩力”的救拔，持此去超生了。现在天师还实行着“道箓”制，不过，在意义上只起个“道阶”的作用而已。六十三代天师张恩薄，六十四代天师张源先。

　　a.醮坛威仪和斋

　　代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宋代皇帝动不动就举办“罗天大醮” ，“三百六十分罗天大醮”，“黄箓醮”等，这些醮法仪式虽不知，但可以想象一定是非常宏大的场面。明代皇帝最喜欢醮，据《明史》记载，明代有：万寿醮、安神醮、生醮、祈年醮等醮法。

　　古代道教举行“斋醮”的场所叫“坛”.坛的形式是什么 样，据《魏书·释老志》所载寇谦之坛是。“重坛五层，道士百二十人斋肃祈祷，六时礼拜”;《隋书·经籍志》说：“为坛三成，皆置绵以为限域，傍各开门，皆有法象”。由此看来，古代道教“醮坛”当是露天设置，到了后代才变露天而在殿内设坛了。

　　道教“醮坛”之制，最早是正一天师创立的，汉末晋永嘉间(公元307——312)第四代天师张盛再返龙虎山，于祖天师炼丹处建“传箓坛”，每于三元之日传授法箓，是为“正一宗坛”,印用“阳平治都功”玉印。东晋时南岳魏夫人(华存，圣号称“云霞玉女大法教主南岳夫人魏元君开玄道济天尊)的弟子杨义·许 在茅山创建“上清宗坛”，宗坛九层，印用

　　“九老仙都君印”。葛玄一派，传出的《灵宝经》，到了陆修静给以增补，撰斋仪多神，使灵宝之教大兴，这一派于江西清江县 皂山.葛玄成道处传“灵宝经箓”建“元始宗坛”，用“元始宗坛印”和宋徽宗赐给的“元始万神”铜印。以上三处坛场，统称为“三山符箓”是道教最早的“醮坛”。全真派兴起后，继承了道教传统的“醮坛”之制，如元代修建白云观时首先 “威仪”是斋法典式。凡举行大大小小的宗教活动，都有一定的定规仪式，讲这种定规程式仪范的经书叫做《科仪》，我们常说“按本宣科”，就是按照定式举行科仪。“威仪”包括醮坛中的一切陈设和举止行动。要求全部符合斋法典式，叫做“如仪”。

　　“醮”是做法事或叫做道场。“斋”是“戒”的另一种行持，通常把“斋”“戒”连称，如“斋戒沐浴”等。在“建醮”之先，也就是在举行法事之先，要素食，要清心，要洁身，这都是“斋”的内容。一般来说“斋”是“醮”前的个人“身心洁净”程序。“斋”还有另一种内容，即在某些日期吃素.可以得到福报，如“三元斋”，即农历：正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十月十五日，为上元、中元、下元斋日;又如：“庚申斋”，“甲子斋”是在“六十花甲”的庚申日，甲子日为斋日;又如：“本命斋”，即在自己的生日那天为斋日。还有很多斋日，不一一枚举了。修这些斋已是为了解冤、罪.祈福、禳灾、保命、延寿等。“斋”的再一种内容是用“醮”的仪式举行，主要是为生者忏罪祈福，为死者追荐超度，如“黄箓斋”、“金箓斋”、“玉箓斋”“九幽斋”等等。这些“斋醮”仪式，已多失传，解放前杭州玉皇山办过几次“金箓斋”，杭州、上海叫“打金箓”，这种道场是非常隆重庄严的，光是念经的坛，就有好几个.一是都坛(即上表奏章的总坛);二是度人坛，诵《度人经》;三是皇坛，诵《高上玉皇本行集经》;四是诸神坛，供奉几百位神位。“金箓斋”至少要做七日道场，道场科仪计有：开坛、取水、荡秽、请圣、祀灶、扬.宣榜、上大表、放焰口等等事。

　　道教的“斋醮仪范”早在祖天师创教时就有了，《天宫章本》是最早的斋醮仪范。北魏寇谦之《云中音诵新科之诫》、《图录真经》，是北天师道的新斋醮科仪。南北朝陆修静整理三洞经典辑录编撰的《陆先生道门科略》、《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洞玄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灯烛愿仪》、《灵宝道士自修盟真斋立成仪》、《金箓斋仪》、《玉箓斋仪》、《九幽斋仪》、《涂炭斋仪》、《三元斋仪》等，可以看出，道教的“斋醮科仪”到了南北朝时，已形成了一门庞大 复杂的专科了。唐末五代初的杜光庭，号广成先生，是集道教仪范的大成者，他所留下的《四六金书》和《广成集要》一直是我们今天写表文、牃札的范本。道教的“斋醮科仪”到了宋建起了原来的“皇坛”会真教做道场的“坛”称为“混元宗坛”，印用“道经师宝”印;方丈传戒的律坛，称为“玄都律坛”。

　　以上都是属于“威仪”一类的仪注。

　　3“章表”是向神表达所恳求的申奏文书，或称作“青词”，因为古代书写这种文书要用青藤纸写，故叫做“青词”。或称“绿章”青词文体多为四六句法。《四六金书》就是个表文范本。古代文人不少善长青词的，如明朝的严嵩就是个以善为青词而得到皇帝赏识的人物。章表的用法亦有不同场合，对道教最高尊神所呈进的叫“上表”，一般神位叫“上疏”。

　　道教仪范可把道教敬神、念经以及道人们的行、住、坐、卧统统包罗在内。总之，举凡形为都有规矩可循，这些规矩统属仪范范畴。

　　三.按时诵经义

　　凡住庙道士，必按时上殿诵经，定为必行的功课，所以早晚坛经，叫做早晚功课经。是为了行日用之修持。功课殿不是“例行公事”，更不是“走过场”，天天把两本经温习温习，而是有其深刻地用意。《早课》序云：“功课者，课功也，课自己之功，修自身之道”。《早课》中的《清静经》对性功修炼讲得极其明白，《高上玉皇心印妙经》对命功修炼讲的极其明白，这两部经是修道者的邀本法则。《高上玉皇心印妙经》最后说：：“诵持万遍，妙理自明”，“诵”是朗诵，“持”是行持，要求修道之士不但要“口而诵，心而维”，悟出理来，而且要脚踏实地按经旨去行。《晚课》大皈依前有两句话，叫 “既诵经语，当解经义，人身不易得，正法最难遇”，这就是为什么要我们作为“功课”天天要念诵的原因。《早课》序中又云：“非课诵无以保养元和。经之的经是前圣之心宗。虽是随堂之功课，实为祝国祚之大蝤，朝夕诵念，昼夜筋疲，直候三千功满，八百行园，方是出家之上事，大丈夫之献道德也”。我们道人讲究结三缘，诵经可以结神缘或鬼缘。教门规矩外时早课，诵清静，普化者，乃是分轻清之义也，酉时晚课，诵救苦。生天，拔罪等经.是有济阴凝之义也，午时诵《三官经》赦罪。解厄，消灾，取午火消阴。主杀伐之义也。子时诵《皇经》为合助道力，增补神灵之义也(见商明修大师《六骰堂》初稿)。

　　四.存思

　　“存思”也叫“存想”，《天随子》云：“存谓存我之神，想谓想我之身”。《七星卧斗法》云：“存思七星焕明北方，已身卧于七星斗中，华盖之下，七曜之光，流焕紫景之外冠。

　　于已身卧于七星斗中。在紫景之上，七曜之中”。 “存思”即存想神物，端一不离之谓也。如：我们拜静斗时，要存想斗姥八臂慈容端坐

　　巴蜀文化：道教文化【三】

　　道教的发展

　　二代嗣师张衡，字灵真，有长才，诏征黄门侍郎不就。张道陵羽化前，为了使其创立之教代代相传，仿效帝王传承之制，授印剑符录于衡，并戒之曰：“呈遇太上，亲传至道。此文总领三五步罡正一枢要，世世一子绍吾之绪，非吾家宗亲子孙不传。”张衡继承父志后，居阳平山，以经录授弟子，彰正一之道，为人治病，临终前他告诫儿子张鲁说：“汝祖以天地为心，生灵为念，周行天下，为民除害，建立大教，嗣我教者，非诚无以得道，非敬无以立德，非忠无以事君，非孝无以事亲，尔须遵守成训，勿违背之。”嘱罢而羽化，印剑经录又传于鲁。

　　张陵祖孙三人为五斗米道的前三代领袖，后人合称为“三张”。张陵为第一代天师，又称祖天师;张衡为嗣师，张鲁为系师。

　　张鲁字公祺，少膺祖训，以道术教人，受益者众。益州牧刘焉任命鲁为督义司马，令他与别部司马张修率兵袭击汉中太守苏固。鲁用计暗害张修，吞并了张修的部众。刘焉死后，其子刘璋继任，因张鲁不甚听话，刘璋尽杀鲁母家室，激起张鲁叛变。张鲁据汉中，以五斗米道教民，建立政权，被汉帝封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割据一方。他是东汉时一代有影响的道教教主，称“师君”。他集天师与君主于一身，从陕西到四川，建立起具有宗教、政治与军事统治权的宗教王国，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体制，雄踞巴蜀近30年。

　　几乎在这同时，由张角兄弟创立的太平道在华北兴起，十余年间吸收信徒数十万之众，结连郡国，华北方圆八洲之内无不信从。公元184年，张角发动黄巾起义。他们头带黄巾，呼叫“苍天(东汉王朝)已死，黄天(新政权)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宣传革命的正义性、必然性，旬月之间天下震动，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不久，起义失败，起义军遭到残酷镇压，太平道也受到沉重打击，大批骨干和道徒惨遭杀戮，从此无法公开活动，趋于销声匿迹状态。但是太平道的教义和影响并没有消失，它们改头换面流传了下来，汇入了道教的总洪流中，成为合体。天师道没有受到打击，仍保持了它的地位。

　　张鲁政权在汉末全国混战的形势中，能保持一方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是与他采取的独特措施分不开的。他规定初入道者名“鬼卒”，信仰坚定经过考验者号“祭酒”。祭酒各领部众，他既是宗教骨干，又是行政官吏，不再另设官员。这就精简了编制，减轻了农民负担。他们组织群众，练武种田，实行劳武结合;他又设义舍，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之，人民皆乐为之治。五斗米道在各地设有道场，为宗教和行政中心，称为治。当时有二十四治，居于首位的是阳平治，为五斗米道的总部，所以天师印刻的也是“阳平治都功印”。

　　汉末，志在统一中国的曹操闻张鲁势盛，发精兵十万于建安20年(公元215年)征讨张鲁。张鲁因强敌压镇，计划向巴中退却，但不准部下烧毁宝货仓库，以全部留给曹操接收。曹操对此大为赞赏，拜鲁为镇南将军，待以客礼，封阆中侯，邑万户。其五子均列为侯，曹操还娶张鲁之女为儿媳。

　　然而曹操鉴于黄巾之乱，恐张鲁势大难御，遂迁汉中数万户镇京城(长安)，五斗米道亦北迁魏地，张鲁势力被大大削弱。之后，中国一下子跌入五胡十六国的战乱时期，晋政权移往江南重建王朝，教徒纷纷追随晋朝南下，他感到巴蜀、魏北继续发展已不可能，必须以此为契机向江南扩展。于是他以印剑授予其子张盛，说：“大江之东云锦山，亦名龙虎山，祖师正一元坛在焉，汝可以印、剑、经录，往往其地，永宣祖教，以传于世。”东汉献帝建安年间，张盛奉命携经录自汉中迁回龙虎山，修治祖天师元坛故址，每岁以三元日登坛传教，从学千余人，是为龙虎宗。此后嗣传六十三代，香火不绝，中国道教活动遂由巴蜀转移到江南地带，龙虎山成了全国天师道中心.

篇三:巴蜀文化

2015四川德阳高三一模语文试题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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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市2015届高三第一次诊断考试
语 文 试 题

第Ⅰ卷（选择题共30分）
一、（12分，每小题3分）
1．下列词语中加点的字读音全都正确的一组是
　　A．巨擘（bù）     脖颈（gěng）   龃龉（yǔ）     扪心自问（mén）
　　B．痈疽（jū）     豆萁（jī）     僭越（jiàn）   呶呶不休（náo）
　　C．刹那（shà）    粮囤（dùn）    枕藉（jiè）    莺啼鸟啭（zhuàn）
　　D．强劲（jìng）   濒临（bīn）    烘焙（bèi）    波光潋滟（liàn）
2．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组是
　　A．喝彩    笑眯眯    悬梁刺股    各行其事
　　B．坐落    敲竹杠    不胫而走    长年累月
　　C．既使    放暗箭    截长补短    因噎废食
　　D．发轫    暴冷门    关怀备至    积毁销骨
3．下列各句中，加点词语使用恰当的一句是
　　A．投资者出于对欧洲债务危机的担忧加剧，导致纽约股市大幅下跌。看来，欧洲债务问题，不只是欧盟27个国家的事，而是全球经济的大事。
　　B．年末将至，商家大战又将上演，个别商家特意在一些媒体上打出“凡在本店购货满一千元者，本店将惠赠一份精美礼品”的广告来吸引顾客。
　　C．现在的一些图书内容庸俗，可令人担忧的是，有的出版社出了不好的作品还不置可否，听不进批评意见，看来对我国的出版业还必须加强监管。
　　D．我早说过新一代中国女排能够发扬“女排精神”，果不其然，力挫劲敌德国队，夺取了女排世界杯的第三名，拿到了明年伦敦奥运会的门票。
4．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A．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之后，是否已经成为亚洲第一强国，进而在世界上实力仅次于美国，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B．研究表明，阅读是儿童获取知识，习得生存技能的重要的途径，更是儿童促进其终身发展和创造其个体生命经验的过程。
　　C．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制造”是改革开放几十年风风雨雨中不断努力打造出来的，食品制造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D．近来，个别官员凭借手中的公共权力和垄断资源成为既得利益者，导致普通公众的心理落差和相对剥夺感日渐增强的事实。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5-7题。（9分，每小题3分）
巴蜀文明的历史特征 开放性 早在巴蜀文明的初生时期，它就是一个善于容纳和集结的开放性体系。三星堆文化一、 二期出土的铜牌饰与二里头夏文化相同，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玉琮、牙璋与东方的良渚文化 相似都表明了巴蜀文明的开放交流。这一地区是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传输的集散中心， 三星堆遗址的海贝、金杖，表明与中亚、西亚应海洋文明有联系；新都画像砖上的翼形兽、 雅安高颐阙前有翼的石狮形象，明显受安息艺术的影响；欧洲的罗柯柯艺术，同巴蜀唐宋时 期的瓷器艺术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类文化交流例证可谓数不胜数。正如四川的地形一 样，崇山峻岭屏闭盘地，使之易于成为相对独立、自具特色的文化区域；同时，盆地又犹如 聚宝盆，使巴蜀文化易于成为南北文化特征交汇和集结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 巴蜀虽为盆地，虽为“内陆大省”，但它有很早就发达的“货贿山积”的工商业城市和 充满向外扩张活力的水文化，努力冲破盆地的束缚，尝试突破传统、变异自我、超越自我。
正是这种静态的农业社会的小农生活方式与动态的工商社会的古典城市生活方式的矛盾运 动，构成了巴蜀文化既善于交流和开放，又善于长期保持稳定和安定的多彩画面。 整体性 从数千年的历史进程看，巴蜀文化始源独立发展的时期相对甚短，而其与汉文化融合融 汇的时期则较长，表明巴蜀人历代对于母体文化体系有最广泛的文化认同。在巴蜀文化体系 下，巴文化和蜀文化本是两支各具个性特色的文化。古语说；“巴人出将，蜀人出相”。四 川所出四大元帅，三个是巴人。而四川的著名文人则多数出于西蜀。这表明巴人和蜀人的文 化性格是不同的。蜀人自古即柔弱褊 ，狡黠多智，而巴人则历来强悍劲勇，朴直率真。但 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巴人和蜀人都能将迥然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品位整合、融铸在一起， 相辅而又相成。这种整体性的文化内涵说明巴蜀人善于将不同因素加以整合，善于恰当地将 矛盾的因素融汇整合为突破传统、锲而不舍、奋发进取的积极力量。 特色性 特色性在于开创性与完美性的结合，在于顺应社会结构转型和更新的超前性、冒险性精 神。“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四川人在历史上一个突出的思想特征是先乱后 治的精神。这一说法起初带有一定的贬意，是说四川人难治、刁顽。但如从文化学角度看， 它说明巴蜀人的先乱后治精神是一种建设性的竞争思想。郭沫若认为“能够先乱是说革命性 丰富，必须后治是说建设性彻底”，连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的精神。他还认为“四川人的丰富的革命性和彻底的建设性是由李冰启发出来的”， 是“李冰的建设、文翁的教经、诸葛武侯的治绩、杜工部的创作”感化和启迪的结果。这是 很有见地的。今天看来，先乱后治的精神，说明四川人的开创性、超前性和风险性意识强。 它的社会根基正同巴人的冒险进取性、超前性与蜀人的追求完美性、稳定性的结合有密切关 系。这种精神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5．下列关于巴蜀文明“文化复合体”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各类遗址和文物表明巴蜀文明作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集散中心，与各种文明有充 分交流。
B．欧洲的罗柯柯艺术，同巴蜀唐宋时期的瓷器艺术有一定的关系，说明其受到巴蜀文明 的影响。
C．特殊的地理特征是使巴蜀文明成为相对独立和善于交汇集结的自具特色的文化区域的 原因。  D．静态的农业社会的小农生活方式和动态的工商社会的古典城市生活方式交织在巴蜀人的生      
活中。
6．以下理解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巴蜀文明在初生时期及发展的过程中，都体现了它与外在文化的融合融汇，以及注重 与母体文化交融的特点。  
B．巴蜀文化与其他文化有充分的交流，这源于巴蜀文明从诞生时起，就是一种不独立发 展、不保守封闭的文明。  
C．郭沫若认为川人丰富的革命性和彻底的建设性以及突破传统、锲而不舍、奋发进取的 精神是李冰催生的。  
D．“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这一说法，起初是对四川人的否定，现在却是 对四川人的赞美。
7．根据原文提供的信息，以下推断正确的一项是  
 A．四川的地形特征是崇山峻岭屏闭盆地，这使它相对独立和稳定，各种文化的影响又使 它总是能开风气之先。  
 B．从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巴蜀文化会将各具个性特色的巴文化和蜀文化整合成 一种没有差别的文化。  
 C．先乱后治的精神体现了四川人开创性、超前性和风险性意识强的特点，其精神在今天 将会体现得更充分。  
 D．巴蜀文明的开放性、整体性决定了它能融合各种文明，整合各种矛盾，最终成为具有 浓厚区域特色的文明。
三、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8-10 题。（9 分，每小题3 分）
  
 

第II卷（共123分）
四、（31分）
10．把第I卷文言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1）谓异祖昭之曰：“此儿非常器，当成卿门户。”年十余岁，好群聚蒲博，颇为乡党所患。（4分）
   （2）左右有善异者，乃启曰：“异忝历虽多，然平生所怀，愿得执法”（4分）
11．第I卷文言文中，哪些方面表现了朱异“异”于常人？请简要概括。（6分）
12．用斜线（\）给下面短文断句。（4分）
 
13．阅读下面的宋词，回答问题。（8分）
 
   （1）请赏析上阕“红莲相依浑如醉”中“醉”的表达效果。（4分）
   （2）下阕表达了词人什么感情？请简要分析。（4分）
14．补写出下列名篇名句中的空缺部分。（限选6小题）（6分）
   （1）          ，鸟倦飞而知还。（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五、（22分）
我知道自己丢失了什么
沿着荒芜的古徽道走了将近两小时，才看到人家，然而却不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
这是一个只有三四户人家的小村庄，我忘了村名。有人在山边采茶，狗吠着，空气中弥漫着烧粪的幽香。很想坐下来喝一口水，但前面的人催着说：“得赶紧啊，还有很长的山路要走。”这时，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很快向我们走来，女人的手中握着一张小小的纸片，问我们说：“请问你们是记者吗？”我们觉得很奇怪，这女人怎么知道我们一行是记者的呢？问她有什么事，女人便把手中的纸片向我们展示。纸片已经破损，那上面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写着几行字，看了几遍，终于明白，大抵是说她儿子在浙江温岭打工，曾借给别人一笔钱，可前去讨钱时、却被对方打了一顿。她儿子不服这口气，邀集一帮同乡去打架，导致对方一人重伤，当地公安遂以故意伤害罪将她#儿子抓捕入狱，至今已一月有余。
女人说：“我儿子是冤枉的，记者同志，求你们帮帮我好吗？”
我们说：“我们只是本省一个地市小报的记者，浙江温岭发生的案子，我们哪问得到呢？你还是去找浙江温岭的记者吧。”说完，我们就走了。走了很远，回过头来，看到那女人仍站在那山路上，眼巴巴地看着我们。看着女人失望的身影，忽然觉得哪处不妥，却又想不出错来，于是坦然，继续追赶前面的人。
很快忘了这件事。回家后上班，看书，写作。偶尔读禅宗公案，这是我喜欢的事。忽然读到慧能与石头希迁的一段事。慧能在五祖弘忍处得法后，在南方的山林避难多年，终于在曹溪开坛演法，弟子云涌。后人称之为“曹溪一滴水”者，是说凡到过曹溪向慧能问过法的人，哪怕只得到一滴水，也得到了犹如太阳一般的辉煌智慧。
当时有一个叫希迁的和尚，直到慧能临终时才辗转来到曹溪，慧能虽见希迁为大根器，却无力施之于法了。希迁哭着说：“师父圆寂后，我去何地问法？”慧能说：“寻思。”说完就真的圆寂了。慧能圆寂后，希迁整天都坐在山门前苦苦寻思，仍不得究竟。后来有一个小和尚问他为什么整天坐在那里发呆，希迁便把慧能的话告诉小和尚。小和尚说；“傻瓜，师父是让你去江西青原山找他的弟子行思大师去啊。”希迁恍然大悟，于是立即来到江西，师徒二人有一番对话。
青原行思：从哪儿来？
希迁：曹溪来。
青原行思：既从曹溪来，可曾得到什么？
希迁：去曹溪前也不曾失去什么（心性里的东西，那是人人都有的）。
青原行思：那你为什么还要去曹溪呢？
希迁：我不去曹溪，又怎么知道自己从来就不曾失去什么呢？
这是禅宗史上一段很著名的公案，不料再读它时，忽然想起那条古徽道上的中年妇女。想着她握着的那张小纸片，守侯在山路旁边，怀着一丝渺茫的希望，为了儿子，一遍遍地向进山来的人询问：“请问你们是记者吗？”“记者同志，求你们帮帮我好吗？”从那张破损的纸片来看，我们不是她第一个询问的人，那么，她的失望又该有多少次了呢？走进那样一座大山里的记者并不会很多，那天当她知道我们是真正的记者时，心里的激动可想而知，然而我们给予她的仍然是失望。
现在想来，我们完全可以再多逗留一会##儿，告诉她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案子，最多，孩子得到一次人生的教训。我们还可以告诉她要弄清案件真相所必备的程序，或者，我们再耐着性子，替她把那张纸片上的内容重新整理一下，以便其他能够帮助她的人看得更加清楚。但我们却走了，我们去追赶自己的目标，追赶自己的快乐去了，而把一个母亲的期待生硬地扔在那条山路上。
这些年来，每当听到有人批评我们的新闻时，我总能聊以自慰的是，我从来没写过一篇失实报道，我甚至曾冒着极大的风险，替108户农民打雇赢了一场民告官的官司。就像那个石头希迁一样，我觉得自己从来都没有丢失什么。然而在那条古徽道上，我终于知道自已去失了什么。
（有删节）

 
 E．“把一个母亲的期待冷硬地扔在那条山路上”一句，运用拟物手法，形象地写出了自己行为对这位母亲的伤害，体现出作者深深的反思自责。
16．文章第5~12段写希迁的故事，这样写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6分）
17．请为全文划分段落层次，并概括大意。（6分）
18．概括本文主题，列举两处最触动你的细节并结合它们谈谈对主题的思考。（6分）
六、（10分）
19．仿照下面“人”与“大”两字的解释，请从下面三组词语中任选两组，结合字形特征运用联想想象，各写一句话。要求：①体现一定的人生哲理；②每句话不超过20个字。（4分）
“人”与“大”；当人敞开他的胸怀，他的世界就无穷大。
“无”与“天” “上”与“下” “寸”与“才”
18．标题和结尾都说作者知道了自己丢失了什么，那么，作者究竟知道自己丢失了什么？结合作者的经历和感悟，谈谈我们现代人应该如何做。（6分）
20．请结合《先秦诸子选读》中诸子思想的有关内容，运用引用和排比的修辞手法，续写一段意思完整的话，不少于60字。（6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义”是人们极其看重的品质，先秦诸子对此有精彩的论述或生动的体现。
七、（60分）
21．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60分）
在我们看来，一朵花的绽放，一棵树的发芽，一粒谷的饱满，是自然界中最简单不过的现象了，但却忽略了它们所经历的冬之侵袭、风之张狂、雨之肆虐。简单往往包含着复杂，就像我们的一生。
    请根据上面这段话，结合你的认识，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要求：①题目自拟，立意自定，文体自选。②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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