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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也是个高风险的职业
篇一:刘聪杀人
皇帝也是个高风险的职业
近读中国历史，无意间发现历史上自秦始皇统一中国算起350位皇帝，许多有善始而无善终，于是，留意记录了一下，其中竟然有154位是被杀、自杀、饥饿、困顿、惊吓、抑郁而死，占总数的44%。其中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绝大多数帝王都没有好下场。记着记着，我觉得越记越多，眼前尽是一颗颗人头落地，触目惊心，甚至于后悔当初不该整这事儿了。读完之后，老马喟然长叹一声：“皇帝”其实也是个高风险的职业！幸亏老马没有赶上那时候，如果赶上了，如果一不留神当上了，如果??，不敢想了。
中国历史上非正常死亡的皇帝（共350帝，有154个非正常死亡）： ●秦二世胡亥，被丞相赵高派女婿阎乐逼死。
●汉平帝刘衎（kan4），被权臣王莽毒死。
●西汉最后一帝孺子刘婴，与王莽一起被起义的乱军所杀。 ●新帝王莽，被起义军所杀。
●更始帝刘玄（王莽之后被绿林军推为皇帝），被赤眉军所杀。 ●建世帝刘盆子，投降刘秀，不知所终。
●汉质帝刘缵（zuan3），被梁太后的哥哥梁冀指使他人毒死。 ●汉少帝刘辩，被权臣董卓害毒死。
●魏高贵公曹髦，被司马昭派人刺死。
●吴会稽王孙亮，被废后自杀。
●晋惠帝司马衷，被“八王之乱”的车海王司马越毒死。 ●晋愍（min3）帝司马邺，被匈奴人刘聪毒死。
●晋孝武帝司马曜酒后被张贵人（妃子）用被子蒙头坐死。 ●晋安帝司马德宗，被刘裕派人杀掉。
●晋恭帝司马德文，被刘裕废后杀掉。
●汉灵帝刘粲，被大将军靳准杀死。
●十六国前赵秦王刘曜，被石勒杀死。
●十六过国成汉幽公李期，被堂兄夺取帝位后自缢。 ●十六国前梁昭公张寔（shi3），被部将刺死。
●十六国前梁威公张祚，在部众反叛中被厨子徐黑杀死。 ●十六国前梁冲公张玄靓，被叔父张天赐派人杀死。 ●十六国后赵海阳王石弘，被中山王石虎杀死。
●十六国后赵彭城王石遵，被冉闵部将砍死。
●十六国后赵新兴王石袛，被大将军刘显杀死。
●十六国冉魏武悼天王冉闵，被前燕慕容儁俘杀。
●十六国前燕幽帝慕容暐，投降前秦后被杀。
●十六国前秦惠武帝苻洪，被部下毒死。
●十六国前秦厉王苻生，苻坚等兵变被杀。
●十六国前秦宣昭帝苻坚，后秦姚苌俘获后自缢。
●十六国前秦哀平帝苻丕，与东晋交战中被杀。
●十六国前秦高帝苻登，交战中被杀。
●十六国前秦后主苻崇，被西秦攻杀。
●十六国后秦后主姚泓，被东晋刘裕攻降后杀死。
●十六国后燕惠愍帝慕容宝，被舅父兰汗谋杀。
●十六国后燕昭文帝慕容熙，部下反叛战败被杀。
●十六国后燕惠懿帝高云，被禁卫军将领刺死。
●十六国后燕文成帝冯跋帝冯泓入宫杀其妾，惊吓而死。 ●十六国后燕昭成帝冯弘，被北魏攻灭逃奔高丽被杀。 ●十六国西燕济北王慕容泓，被臣下刺死。
●十六国西燕威帝慕容冲，在兵变中被刺死。
●十六国西燕段随，在位一月被部下刺死。
●十六国西燕慕容顗（yi3），在位不足一月被弟弟慕容韬刺死。 ●十六国西燕慕容瑶，在位不足一月为慕容永兵变刺死。 ●十六国西燕慕容忠，在位不足3月，被部将刁云刺死。 ●十六国西燕河东王慕容永，被后燕军俘杀。
●十六国西秦武元王乞伏乾归，为侄儿所杀。
●十六国西秦后主乞伏暮末，投降夏国被杀。
●十六国后凉灵帝吕綦，被堂弟吕超所杀。
●十六国后凉后主吕隆，降归后秦，后因谋反被杀。 ●十六国南凉景王秃发褥檀，归降西秦后被毒死。
●十六国北凉建康公段业，兵变被杀。
●十六国北凉哀王沮渠牧犍，国亡投降北魏被逼死。 ●十六国北凉河西王沮渠安周，北凉被攻灭后下落不明。 ●十六国夏废主赫连昌，被北魏俘杀。
●十六国夏后主赫连定，被北魏拓跋焘所杀。
●南朝宋少帝刘义符，被臣下废黜后被刺死。
●南朝宋文帝刘义隆，被太子谋杀。
●南朝宋前废帝刘子业，被臣下攻杀。
●南朝宋后废帝刘昱，杀人成性，要把萧道成肚脐当箭靶子射箭，后来被臣下萧道成（后来的齐高帝）刺死。
●南朝宋顺帝刘准，被萧道成所杀。刘聪杀人。
●南朝齐郁林王萧道业，被叔父萧鸾杀死。
●南朝齐海陵王萧昭文，被叔父萧鸾杀死。
●南朝齐东昏侯萧宝卷，被臣下刺死。
●南朝齐和帝萧宝融，被萧衍废杀。
●南朝梁五帝萧衍，被围攻饿死。
●南朝梁简文帝萧纲，被活活闷死。
●南朝梁豫章王萧栋，被萧绎溺死。
●南朝梁武陵王萧纪，为萧绎部将杀死。
●南朝梁元帝萧绎，被侄子用土袋在狱中活活闷死。 ●南朝梁贞阳侯箫渊明，被陈霸先废杀。
●南朝梁 敬帝萧方智，为陈霸先废杀。
●南朝陈武帝陈伯宗，废黜后死因不明。
●北朝北魏武帝拓跋珪，被子拓跋绍刺死。
●北朝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被宦官宗爱谋杀。
●北朝北魏南安王拓跋余，被宦官宗爱谋杀。
●北朝北魏献文帝拓跋弘，被母亲冯太后毒死。
●北朝北魏孝明帝元诩，被胡太后谋杀。
●北朝北魏孝庄帝元子攸，被大将军尔朱荣的侄子绞杀。 ●北朝北魏长广王元晔，被尔朱世隆废杀。
●北朝北魏节闵帝元恭，被高欢废黜毒杀。
●北朝北魏安定王元朗，又被高欢废杀。
●北朝北魏孝武帝元脩，被宇文泰毒死。
●北朝北魏孝静帝元善见，被高洋废黜后毒死。
●北朝西魏废帝元钦，为宇文泰废黜毒死。
●北朝西魏 恭帝拓跋廓，为宇文觉废黜毒死。
●北朝北齐废帝高殷，被高演废黜扼死。
●北朝北齐后主高纬，被北周追俘辣椒塞口而死。
●北朝北齐幼主高恒，被北周俘获椒塞口而死。
●北朝北周孝闵帝宇文觉，被堂兄宇文护废杀。
●北朝北周明帝宇文毓，被宇文护毒死。
●北朝北周静帝宇文阐，被隋文帝杨坚废杀。
●隋文帝杨坚，被子杨广谋杀。
●隋炀帝杨广，被部下宇文化缢死。
●隋恭帝杨侑，被李渊废杀。
●唐中宗李显，被韦皇后毒死。
●唐肃宗李亨，在宫廷政变中惊忧而死。唐顺宗李诵，在位8个月被宦官逼迫退位病死。
●唐宪宗李纯，被宦官毒死。
●唐敬宗李湛，被宦官谋杀。
中国宫廷投毒三大秘法 十
篇二:刘聪杀人
中国宫廷投毒三大秘法十
?中国古代皇家投毒谜案
复旦大学“投毒案”令人震惊，研究生黄洋竟被毒杀了。类似的一幕19年前曾在清华大学出现，该校化学系女生朱令被人为投铊中毒。其实，投毒是古今最常见的谋杀手段，在古代宫廷谋杀案中最为典型，许多皇帝被毒杀真相，至今成谜。其中有三大秘密投毒手法最具代表性。
酒中置毒——
典型案例：汉平帝被鸩弑案
投毒嫌疑人：大司马王莽
在中国几百个大小皇帝中，第一位直接被毒杀的皇帝，是汉平帝刘衎。
刘衎是西汉最后一位皇帝，原名刘箕子，即位后易名。他出生于元延四年（公元前9年），是汉元帝刘奭的庶孙，中山王刘兴之子，
母亲卫姬。
中国宫廷投毒三大秘法
图：疑遭王莽毒杀的汉平帝刘衎画像
刘衎是西汉两名小皇帝中的一位，9岁当皇帝；另一位小皇帝是汉昭帝刘弗陵，8岁即位。《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六月，汉哀帝刘欣在未央宫驾崩后，太皇太后王政君主持大政，把受汉成帝刘骜宠幸的大司马董贤撤职，其职位由新都侯王莽取代。当年9月，箕子被迎立为皇帝。
王政君是王莽的姑妈，她将自家侄子捧上高位，给日后王莽篡位埋下了祸根。而王政君太老，刘衎太小，又给王莽提供了独揽大权的机会。为排除异己，王莽干脆找个理由，将皇帝舅舅家卫姓一族灭门，斩草除根。为了彻底绑架皇帝，又把14岁的女儿王嬿嫁给12岁的刘衎当皇后。
成皇帝老丈人后，王莽野心更大。元始五年（公元5年），刘衎知道母亲娘家受害的实情后，脸露不悦。王莽看到后，担心日后生事，为绝后患，顿起杀机。当年十二月的腊日，王莽利用给皇帝献酒的机
会，在酒中下了毒药。刘衎饮后中毒，不久“崩于未央宫”。刘聪杀人。
王莽投毒一事见于《资治通鉴》，在《汉纪二十八·孝平皇帝下》中有这样的文字：“莽因腊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刘衎中毒发病后，气常上逆，说不出话来，最后连遗诏都未能留下，而王莽还假惺惺地表示愿意代刘衎去死。
对于王莽投毒真相，史家意见并不统一，有的认为是无稽之谈，因为比《资治通鉴》成书更书的《汉书》中，并没有这样的记载。对王莽投毒时间的选择和动机，也说法不一，有的称是为了不让女儿怀上“龙种”，方便自己将来篡位，而对刘衎下毒手的，反正谜底难揭。
点评：用有毒的酒将人弄死，这叫“鸩杀”；用这种方法弄死皇帝，叫“鸩弑”。
毒酒古称“鸩酒”。据清陈士铎《辨证录·中毒门》记载，鸩是一种毒鸟，主要吃毒蛇、毒
蝎，体内因此聚积了毒素。将鸩的粪便放进酒中，酒即产生了毒性，便制成鸩酒。“鸩酒饮之，则无不死矣”。典型中毒症状是，“白眼朝天，身发寒颤，忽忽不知，如大醉之状，心中明白，但不能语言，至眼闭即死。”
到后来，鸩酒的配法不再局限于用鸩禽粪便配制，可放入酒中杀人的毒药多多，“鸩酒”成了毒酒的通称。需要说明的是，如汉平帝这般遭鸩弑的皇帝并不少见，如晋怀帝司马炽被刘聪用鸩酒毒杀；唐昭宣帝李柷被后梁开国皇帝朱全忠用鸩酒弄死??
饭里下毒——
典型案例：晋惠帝食饼中毒案
投毒嫌疑人：东海王司马越
最出名的一起皇帝被毒杀案发生在西晋，受害者是晋惠帝司马衷。
司马衷是西晋第二位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弱智皇帝”。
弱智到什么程度呢？有年遇饥荒，老百姓没粮吃，饿死了很多人，他竟然反问道，“何不食肉糜？”
中国宫廷投毒三大秘法
图：毒杀太子司马遹的晋惠帝皇后贾南风画像
司马衷15岁那年，皇帝老子司马炎给他娶了媳妇，选定勋臣贾充的长女贾南风为太子妃。《晋书·惠贾皇后传》记载，贾氏又黑又矮，极丑，最糟糕的是人品不好，妒暴酷虐。
贾南风婚后一直没有生育，倒让谢夫人抢先给司马衷生了长子司马遹，并被立为太子。贾南风在有了自己的儿子后，便让弱智皇帝废掉了司马遹。贾南风得寸进尺，对幽禁中的司马遹仍不放心，决意干掉废太子，遂找“情夫”、太医令程据密谋。程是制毒专家，他用巴豆制成毒药“巴豆杏子丸”，让手下孙虑带到许昌，去毒杀司马遹。
司马遹早有预防，怕人投毒，每天都是自己煮饭。见投毒不成，孙虑直接逼太子把毒丸服下。司马遹不服，孙虑便趁其上厕所之际，从身后用很重的药杵将22岁的司马遹敲杀。
不可轻视的外来宗教文化入侵
篇三:刘聪杀人
不可轻视的外来宗教文化入侵
每值“圣诞节”来临，商场、饭店、宾馆摆放起“圣诞树”，悬挂起“庆祝圣诞”横幅，员工们戴起“小红帽”；幼儿园孩子们围绕在“圣诞树”前载歌载舞，期盼着老师分发“圣诞礼物”；学校里大红大绿的“圣诞舞会”、“ 圣诞联欢”的海报占据了抢眼的位置；网络、报刊、电视、电台充斥着各种“圣诞信息”；数以万计的“圣诞贺卡”和数以亿计的“圣诞短信”满天飞舞；人们相逢互祝以“圣诞快乐”；“平安夜”里，人们聚众狂欢，流连忘返。与此相表里，“基督教”在中国悄然壮大乃至渐趋泛滥。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从乡村到城市，“基督教堂”高高耸立；从普通民众到社会精英，对“基督教”趋之若鹜。凡此种种，皆表明中国正在逐渐演变成一个“准基督教国家”。
-------摘自《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
关键词：基督教 文化入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西洋文化在中国已由“微风细雨”演变成“狂风骤雨”，最为直接和集中的体现，莫过于“圣诞节”在中国的悄然兴起与日趋流行刘聪杀人。
但是，我们注意到，大部分国人在不信仰“基督教”乃至对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不假思索地使用“基督教”、“圣经”、“圣诞节”等只对基督教徒本身而言才具有神圣意味的称谓，甚至浑然不觉地加入到“圣诞狂欢”行列。尤可痛者，在幼儿园、中小学校，教师为孩子们集体过“圣诞节”、树“圣诞树”、发“圣诞礼物”、做“圣诞贺卡”，更是无形中把一种外来文化与异质宗教人为种植在毫无文化鉴别与宗教选择能力的孩子们的心灵之中。我们认为，这是国人的一种文化集体无意识，即在对“基督教”没有任何价值认同与宗教归属的情况下，就随“基督教”之波，逐“圣诞”之流，无意中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泛滥推波助澜，为中国的“基督教化”营造了文化氛围，做了“传教士”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
首先，我国对对独立自主自办宗教事业是持支持的态度的，中国的宗教事业由中国各宗教团体、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来办，中国的宗教事务和宗教团体不受外国势力支配。中国政府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中国各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事业。
中国宗教实行独立自主自办的方针，是中国人民在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的斗争中，由中国宗教信徒自主做出的历史性选择。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基督教和天主教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利用，充当了侵略中国的工具，一些西方传教士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参与贩卖鸦片和策划1840年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9世纪，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和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在东印度公司任职期间，参与向中国贩卖鸦片。一些传教士还竭力主张西方列强用武力强迫清政府开放沿海口岸，声称“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并直接参与英国侵略中国的军事活动。
——参与1900年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一批传教士充当了联军的向导、翻译、情报官等，参与屠杀平民，掠夺钱财。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说，传教士“从贫困的中国农民身上榨取13倍的罚款，因此让他们、他们的妻子和无辜的孩子们势必慢慢地饿死，而可以把这样获得的杀人代价用于传播福音”。
——参与策划、起草对华不平等条约。如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1858年中美和中法《天津条约》、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等，西方国家一些传教士直接参与了策划、起草。这些不平等条约先后规定，西方天主教、基督教传教士可在贸易港口租地自行建造礼拜堂，受地方官保护，“任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教堂)自便”，中国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入内地传教之人”，中国官员不得查禁中国信教之人等。
——享有不受中国法律管辖的“治外法权”。西方列强依照领事裁判权对本国在华传教士给予保护。在“治外法权”下，西方一些传教士以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为后盾，深入中国内地建教堂，设教区，霸占田产，欺压官民。这些传教士还肆意将“治外法权”延伸至中国信徒，干涉司法。
——以“教案”为借口强化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统治。由于一些西方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为非作歹，激起民愤，引发中国民众与西方传教士的冲突与纠纷，史称“教案”。从1840年至1900年，中国各地共发生“教案”400余起。西方国家借口“教案”，向中国政府施加军事或政治压力，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强迫赔款，捕杀无辜，甚至以此为口实发动侵略战争。其中，仅1870年“天津教案”，西方列强就强迫清朝官府处死中国民众20人，流放25人。 ——阻挠和反对中国的反法西斯斗争和人民革命。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罗马教廷率先公开承认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派驻“宗座代表”，采取实际上支持日本侵略中国的立场。抗战胜利后，一些西方传教士煽动宗教徒仇视人民革命，甚至组织武装帮助国民党打内战。 ——敌视新中国，策划破坏活动。新中国成立后，罗马教廷数次发出“通谕”，煽动教徒敌视新生的人民政权。
西方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国近代史上被利用来充当这些不光彩角色的同时，还操纵、控制中国教会，使中国教会变成西方修会、差会的附庸。中国籍神职、教牧人员和广大教徒处于无权地位。20世纪40年代，中国天主教20个总主教中，外国籍占17人，中国籍仅3人；在143个教区中，外国籍主教有110多人，中国籍主教只有20余人。
在这些事实的面前，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泛滥，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化问题和宗教问题，同时也是西洋国家“软力量”在中国的渗透与扩张。这一点，即使西洋国家内部的欧洲国家也提出了抵制“美式圣诞节”的问题，呼吁过具有欧洲特色的“圣诞节”。我们认为，有必要从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的角度深刻反思中国的“基督教”问题，从建设中国“软主权”、“软力量”、“软边界”的角度重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积极引导国人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警惕和防范中国的进一步“基督教化”。
但是我们的国人却在文化上陷入集体无意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化的主位性缺失和主体性沉沦，亦即经过百余年来国人对自家历史文化传统系统而又激烈地批判和颠覆之后，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已经呈建制性退场和整体性崩溃，导致中国缺少主干性的价值信仰和文化形态，进而导致中国现代文化的荒漠化和混乱化，从而为“西风劲吹”和“诸神乱舞”打开了方便之门。换而言之，我们国家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护是很完善的，中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同时也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但是同时中国法律也明确规定，公民在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在中国，任何人、任何团体，包括任何宗教，都应当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
各国的历史、文化和国情不同，这决定了各国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实践会有不同的特点。中国在强调保护信教自由时，也强调保护不信教的自由，把两者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从而在完整意义上体现了宗教信仰自由。这是对公民基本权利更充分、更全面的保护。
中国政府认为，宗教信仰是公民个人的私事，而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是包括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和根本利益。因此，信教和不信教的人们可以做到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
尊重。
宗教要与其所处的社会相适应，这是宗教存在与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人民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政府倡导宗教要与之相适应。这种相适应不是要求公民放弃宗教信仰，不是改变宗教的基本教义，而是要求宗教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与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相适应。这是符合信教群众和各宗教本身的根本利益的。
我们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的信仰是经过了时间的考验、战火的洗礼、前辈的浴血、科学的进化、而坚持下来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盲目地去追逐一些外来的看似时尚先进的所谓先进文化、先进文明，西方的民主、科学也是建立在数代启蒙思想家与艰苦的流血革命之上的，宗教只起到了阻碍文明发展的作用，“基督教”在中国泛滥并不是因为其自身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也不是因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不能为国人的生命、生存、生活提供有效的精神支撑，而是因为中国文化的主位性缺失和主体性沉沦，亦即中国缺乏或没有既自信又自主、既具有一贯性又具有民族性的文化与信仰。我们不拟苛责国人在文化上的集体无意识，但我们呼吁国人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建中国人的生命世界和意义世界。
参考文献：
《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宗教的现状和宗教管理》 范丽珠
《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刘聪等十位中国不同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博士研究生
中西方战争比较
篇四:刘聪杀人
中
西
方
战
争
比
较
12级美学自由3班钱凯丽1102120110
中西方战争之比较
人口比较：中国在战国大概2000万人，西汉达到5900万；亚里山大希腊化帝国的人口大概有4000来万，罗马帝国的人口有1.2亿左右。
军队规模比较：亚里山大的远征军才3.5万人。
中国军队远远超过欧洲。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推翻纣王，双方兵力分别达8万和17[或70万]。公元前225年，秦王派兵20万入侵楚国失败而归；公元前224年，秦王又派兵60万入侵楚国，第二年终于灭楚国。在这里可看到人多势众的作用。秦始皇守五岭用兵50万，防匈奴30万人，修长成50万，造阿房宫秦皇陵的130万人（其中受宫刑者达70多万人）。以至于“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汉书、严安传》）。
死人比较：公元前147年罗马摧毁迦太基，城破时迦太基人战死8.5万人,残存的5万人悉卖为奴（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第305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73年版）。中国历史的战争往往死亡人口过半，自秦以来出现过15次人口大灭亡。
欧洲为什么打仗杀人少？中国打起仗来为什么死得人多？
1．战争的规模不同
中世纪欧洲无常备军，打仗是临时召集军队，打仗的主要是中上层的贵族骑士，平民一般不参加军队。西方人打仗的时军队规模很小；诸侯间的交战一般就几百上千人的规模，骑士间的交战往往通过个人间的决斗来解决。所以，因战争造成的死亡比中国小得多。
1066年9月威廉率领7000人的军队渡海侵入英国，一个月完成对英国的征服。
十字军的军队规模不过几万人，这还是经过教皇广泛动员的结果。1099年7月15日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屠杀了7万人。这跟当时中国五代十国比，杀人的规模还是小的。十字军远征，是因为当时的伊斯兰教政府迫害辖区里的基督徒。
中世纪的欧洲各国的军队规模小。因为：欧洲人吃牛羊肉，肉易腐化，所以不能养大规模的军队。欧洲打仗，往往赶着牛羊去打仗，这样战争的规模就小，死得人当然就少。不可能象中国的韩信搞“多多益善”，搞人海战术打击对手。
相反的是：中国军队特别多。由于中国人吃粮食、粮食的保存期比较长，不容易腐化，能养很多的军队。军队规模大，打起仗来必然死得人多。加上用人海战术围城，粮食很快消耗完，经常发生大规模人吃人的现象。打仗时，很多中国人躲到城里，结果还是被相互吃掉了，留在乡里的人被攻城军吃了，躲到深山老林好些,可见“苛政猛于虎”。所以历代的人们要“深挖洞、广积粮”啊，毛泽东说“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就可“准备打仗”了。
2．战争的目的不同
尽管领主骑士好勇斗狠，互相不断打仗，但骑士在战场上的争斗往往不以杀戮对方为目的，更多以商业利益为目的。杀死对手，就无法做生意了，就损害了自己的商业利益。所以，尽量少杀是西方战争的特点。
在廷切布雷（Tinchebrai）（1106年）之役，英王亨利一世的300名贵族打败了亨利一世之兄的所有诺曼底骑士，400个骑士被捕，但亨利的骑士却没有一个阵亡。维泰利描述Bremule (1119年)之战，报告说：“900个武士中，只有3个被杀死”。布汶（Bouvines）之役是中古流血最多，最富决定性的一场战役，1500个骑士中，只有170个丧生。
这主要是骑士间的默契与规约均要求善待俘虏及索取合理的赎金额。通常俘虏以信誉保证于一定日期缴给赎金后即被释回，很少有骑士会破坏这种誓约。有史载英法战争时在克里西及普瓦泰被俘的法国骑士，与英国之俘掳者自由而舒适的生活在一起，并与他们的主人分享餐宴及运动，直到被赎回为止。这种以金钱赎俘的方式，甚至连国王也如此。
在英国议会大厦威斯敏斯特宫门口，竖立着英格兰国王理查一世（1157-1199，1189-1199在位）的铜像，戴盔披甲，骑着高头大马，挥剑直指青天，看上去英武不凡，被称为英国议会大厦的保护神。那上面用法语写着“狮心王”。这位被称为“狮心王”的英格兰国王是不会讲英语的。理查一世是金雀花王朝的第二位君主，当时，他的王国的主要疆域是在法国，包含了今天法国的大部分地区；在英国，他也只统治英格兰地区。理查在位10年，却只在英格兰呆了6个月。
理查因为在一次战役中打败了“基督徒世界最大的敌人”———阿拉伯的撒拉丁而一举成名。据记载，理查在与撒拉丁交战时英勇无比，身为国王，他亲自杀入敌方阵营，连自己的坐骑都在激战中被砍死了。撒拉丁被迫撤退，还送给理查两匹骏马表示对他的钦佩。
在回国的路上，理查被奥地利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六世扣押，以索赎金。不料，亨利六世的妹妹爱上了理查。一次，他们在幽会时被捉获，亨利六世十分生气，但他无法因这个原因而处死一个国王，于是他让人将一头狮子放进了狱中，但没有放食物，希望饥饿的狮子吃掉理查。当狮子张开大嘴要吃理查的时候，理查却抢先一步，将手伸进狮子的咽喉，一直插入胸膛，将它的心脏掏了出来。然后他大摇大摆地走到宴会厅，将狮子心往盘子里一放，开始享用起来，把旁人吓得面无人色。此后再无人敢暗算他，“狮心王”的称号也就不胫而走。英格兰最终为理查支付了天文数字的赎金———英格兰因此而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难，但在英国，从来没有人责难理查，反而为曾经拥有这样一位当时欧洲，甚至世界上最英勇的武士和最善战的国王而自豪。这英国议会决定在议会大厦外面建立他的雕像的原因。
中古骑士在战场上甚少杀戮对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考虑到伤亡过重会引起严重的复仇。因此战场战死最多的是地位低下的步兵。
在骑士团体内，所以人都一律平等。为了使骑士们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统治者和教会必须对其精神上的价值取向和行动精力上的指向有所规范和引领。10世纪末在法国南部地区发起并扩展到北部的上帝和平运动，就是在教会领导下的维护权利和秩序的运动。从989年到1050年，教会在法兰西就多次举行会议，订立《上帝之和平》，将那些在战争中乱杀无辜者开除教籍，并在各中心地区组织和平会议以说服贵族停止私战。1027年始，法兰西教会便宣告“神命休战”。起先这种休战还限收获季节和假日以及每星期的某几天，最后发展到只允许每年中有80天时间可用于私战或封建战争。12世纪，“神命休战”成了西欧教会法和民法的一部分。
西方的宗教性起义的屠杀规模比较小，宗教的信奉者总是希望能尽量争取更多的皈依者，有一种普天下的信教者是一家的概念。布鲁诺不是因为日心说而是由于他的异端被烧死，而且没有诛连到他人。天主教承认自己所犯下的罪，并一直在为过去的过错进行弥补。
中国的战争的目的不是商业利益，而是占领土地，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因此，必然斩草除根、赶尽杀绝，杀得越多越能使己方掌权。
《汉书》记载王莽篡汉时将反对他的刘信、翟义、赵明、霍鸿等人及其亲属全部“坑杀”，但该书所载的王莽关于诛杀这些人的诏书中，明明白白地写着是要将这些人的尸体堆土，筑为“方六丈，高六尺”的京观，上面再树6尺高的旗杆，写上“反虏逆贼鲸鲵”。可见“坑”
或京观、武军实际是一回事，都是指将尸体堆积封土。
《晋书?载记》有关“坑”的记载不胜枚举，如310年石勒攻晋冠军将军梁巨于武德，“坑降卒万余”。317年前赵刘聪镇压平阳贵族，“坑士众万五千余人，平阳街巷为之空”。320年石虎击败前赵刘曜，“坑士卒一万六千”。321年石勒“坑”晋军曹嶷部的降卒3万人。349年石虎死后，几个儿子争夺帝位，小儿子石冲战败，“坑其士卒三万余人”。还有大量将战败方战俘“尽坑之”的记载。这些“坑”并非活埋，该书记载401年后秦等长期围攻后凉吕隆占据的姑臧城（今甘肃武威），城内缺粮，但吕隆不准百姓出城，将企图逃出城的百姓“尽坑之，于是积尸盈于衢路”。该书的“坑”实际就是将受害者尸体堆积封土的“京观”。
唐太宗征高丽时，“收靺鞨三千三百，尽坑之”。北宋田况镇压保州反叛士兵，先是招降，然后“坑其构逆者四百二十九人”，得到朝廷赞赏。784年军阀李希烈叛军进攻蕲春，被李皋打败，“斩首万级，封尸为京观”。936年辽国帮助军阀石敬塘消灭后晋政权，将后晋皇室成员以及晋军将士尸体都埋在汾河岸边，“以为京观”。986年辽军在莫州打败宋军，将宋军尸体筑京观。1410年明朝大将张辅进攻安南，击败安南军队，杀死2000多名战俘“筑京观”。
有人用两次世界大战死了很多人来说明西方文化残酷，中国人爱和平，好得很。其实，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国共内战，尤其是二战结束后，中国继续内战，违背了世界和平民主的潮流，以后又积极投入到斯大林挑起的朝鲜战争。这样的历史，怎能证明中国更爱和平？中国内战的残忍性远远超过了世界大战，看看1948年围攻长春的大规模吃人事件就可知。
3．战争的方式不同
西方多海战，使用海军，战争对社会的直接破坏要比陆战小些。海战要求速决战，在海上拖延意味着死亡，否则，连淡水都没有喝的了，海军贵在精，而不是数量。
公元前490年9月，波斯首先摧毁爱勒特里亚城，然后在马拉松平原登陆，直指雅典。雅典于是向斯巴达求援遭拒绝，雅典只好孤军奋战。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一位名叫米太雅得的将军，率1万重装步兵，采用巧妙的阵形，终于在马拉松平原战胜波斯大军，这就是著名的以少胜多的马拉松战役，这次战役波斯十万大军阵亡6400人，雅典1万人只阵亡192人。战役结束后，米太雅得将军派一名叫斐力庇第斯的战士回雅典报捷。他在三小时内跑完了从马拉松到雅典的路程（42公里），当他风尘扑扑的回到雅典时，只喊了一句“高兴吧！我们胜利了”，就倒地而死，为了纪念这位英雄，从1896年开始，即近代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起，定期举行马拉松赛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