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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是一代宗师，也为后人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不过，像《醉翁亭记》中的“泉香而酒洌”之类，放到现在，恐怕在有些语文老师那里是通不过的。他的《朋党论》还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则把主要是东汉恒、灵之际的党锢之祸，转到了汉献帝头上。所以有人说“名人不慎，其谬说亦多。”
《挥麈后录》：“嘉佑中，诏宋景文、欧阳文忠诸公重修《唐书》，时有蜀人吴缜者，初登第，因范景仁而请于文忠，愿予官属之末。上书文忠，言甚恳切。文忠以其年少轻佻，拒之。缜怏怏而去。逮夫《新书》之成，乃从其间指摘瑕疵，为《纠谬》一书。”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则说：“其父师孟，显于熙丰。序言修书之时，其失有八，而纠摘其谬误，为二十门。侍读胡宗愈言于朝，绍圣元年上之。世传缜父以不得予修书，故为此。”于是，《纠谬》就有了出自吴缜或者是其父吴师孟，因为没能参加修撰《新唐书》而怨恨才写的二种说法。
《新唐书》正式设局修纂在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其时贾昌朝任提举官，王尧臣等为刊修官。十年之后的至和元年（1054）欧阳修才入局修史，于嘉佑五年（1060）修成奏上。而吴缜是治平（1064—1067）年间进士，他“初登第”时，《新唐书》早已修成。《全蜀艺文志．吴氏宗谱》则说其父吴师孟与王安石同年出生，庆历六年（1046）考取了进士，然后累迁为凤州通判。在他留下的十四首诗词中有十首是在老家成都，和成都转运使司章楶的诗，其他也并没有什么作品能够说明他有什么文名和史才。作为一个远离京城的在任地方普通下级官僚，在《新唐史》已经开始编修以后，提出想要和像大名鼎鼎的欧阳修那样进入写作班子的可能性也是难以想象的。而吴师孟变得比较知名时，却已经是王安石当国后的熙宁、元丰年间，他被擢为梓州路提举常平以后的事了，此时《新唐书》也早已撰成。所以吴缜为父泄愤而写《新唐书纠谬》的说法也是讲不通的。
吴缜的《新唐书纠谬》共分二十个门类，计有四百四十九条之多，主要就《新唐书》在编纂上的前后矛盾、剪裁不当，以及史实脱误、史例不明、文字乖谬等几个方面进行纠驳。其中也不乏有可供后人参鉴的地方。比如《新唐书》载“宰相李林甫阴谋不测，太子（李亨）内忧，玄宗与高力士见其宫不整，故恻然为太子选配偶，于是生李豫（代宗），生后三日，负姆嫌其丑陋，便取他儿代之，而玄宗不乐。”吴缜指出：据《本纪》记载，李豫生于开元十五年，李林甫开元二十年才当宰相；而李豫生时，其父李亨也不是太子，至开元二十六年李豫十二岁才为太子；太子之宫有典司之人，不可能不整饰；而负姆换儿，更是纯属小说家言，天子的皇嫡长孙岂能轻易被负姆更换？如果欧阳修本人看到这样的文字，恐怕也是不得不服的。虽然这样的谬误不一定出自欧阳修的手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宋祁写的，但作为主编，他还是应该负有责任的。
欧阳修还写了《新五代史》，吴缜则又写了《五代史纂误》五卷，看上去似乎他专与欧阳修过不去，所以有人就猜测吴缜的写作目的是泄愤，但正如吴元美的《纠谬后序》说他只不过是在“历数郡守，俱以惠政闻”以后，在无处抓狂之余，生平力学，博通古今，“多求前史谬误而参订之”，又偏偏际会了一个注重实用的文章写多了，却又不太注重细枝末节的欧阳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