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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楼上的疯女人
篇一:阁楼杂志pdf下载网盘

.cn 2007年11月19日02:27 新闻晨报

作为一个常持怀疑态度的人,我经常有这样的疑问:真是这样吗?这边说的是真相吗?还是那边说的

更接近真相?尤其是在面对家务事的时候。

比如,某著名影星曾告诉大家,他曾经经历过一段令他伤心绝望的婚姻。他的妻子偏执、多疑,总是疑心他和别的女人有关系,对他盘问、审查、跟踪,经常去他所在的地方闹腾、辱骂,令他无地自容。终于,这些症状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她精神失常,口吐白沫,他不得不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后来她自杀了,他充满内疚,对她满是怀念。但是,他的前岳母终于有了机会说话。老太太说,他当年处处留情,在他的婚姻还没有终止的时候,就和合作的女演员勾勾搭搭,甚至被逮了个正着。为了让她同意离婚,他折磨她欺辱她,最终把她强行送进精神病院。在那里,她写下了神志清楚、思路顺畅的日记和信件,记载

下了她的冤屈和愤怒。

而最近郑钧离婚的消息传出后,他的圈内好友对记者说,在和郑钧结婚后,郑钧的妻子有点变了,“从当年的‘灰姑娘’,变得更像一个‘金姑娘’,变得越来越商业。”但是我想,如果郑钧的妻子、这位前“灰姑娘”有发言权,她又会怎么说呢?她或许会说,郑钧忙于演出,一年到头难得回家,在认识了某某

之后,与她的关系更加疏远,终于导致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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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的生活其实都是一部《罗生门》,各有各的角度和感受,各有各的看法和表达,至于公众愿意阁楼杂志pdf下载网盘。

相信哪一面,全看发言权掌握在谁手里,以及谁更具有公众信誉度。

当然,也要看哪一面的说法更有说服力,而说服力,不一定是建立在真相的基础上,而是和公众的习惯性思维、某一方说辞的感染力紧密相关。对“前妻”,我们是有固定的思维模式的。在《简·爱》以及琼瑶的小说里,前妻必须是阁楼上的一个疯女人,或者像《蝴蝶梦》里一样,有着放荡糜烂的过去。男人一时糊涂,被这样的婚姻缠得喘不过气,而介入婚姻的第三者才是美丽新生活的开始。而阁楼上的疯女人,不是放火自杀就是深海长眠,以此来扫除生者结合的障碍和道德上的负累。更多的时候,“前妻”往往是“珍珠变成鱼眼睛”的典范,在婚后蓬头垢面,成天穿着线衣线裤在屋子里晃荡,不但紧抓财权,更把丈夫当私有财产,以至于所有人都和她反目,丈夫和年轻美貌的女孩子在一起,所有人都齐心协力瞒住她,

以至于她成为全世界最后一个知道的人。

世界上其实没有真相,大家相信什么,什么就是真相。我们愿意相信婚姻里有阁楼上的疯女人、穿线

裤的前妻,失败的婚姻的真相就必须如此。

阁楼上的疯女人”

“女人与小说”杂谈之三

我早些年读小说,很爱“对号入座”,与主人公们哀乐与共。一本书读下来,“涕泪沾衣巾”的时候也是有的。及到后来念了几本文学批评,方知这并非“高层次”的阅读,不大为学者们看得上。然而终有些本性难移,至今仍旧比较地偏爱那些能让自己“入境”的作品。

有很多小说人物的特征在我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也就是说,不大“对”得上“号”。比如说《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小姐的俏皮伶俐。或者那位“乱世佳人”(《飘》的女主人公)的某种天真、自私、而又专横泼辣的“强人”精神。那时在西方小说中最觉相通的,似乎要数《简·爱》了。也许因为我刚刚步入青年时代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很遇了些坎坷,只身飘零,于是对简·爱这样独自在充满敌意的大世界里挣扎奋斗的孤儿颇有些同命相怜之感吧。因此在我“设计”人生时,这位相貌平平、无依无恃的小家庭教师便常常闯进心扉,分我一些她的忧郁的沉思,她的压抑着的渴望和她的半消极的坚韧的抗争。至于她患难中终逢知己的灰姑娘结局,明知是俗而又俗的老套,也照样为之怦然心动。

对那位疯罗切斯特太太伯莎,我当初却连一个念头也没转过。她似乎并非一个血肉的活人,而只是简·爱追求幸福的“天路历程”中的一个障碍物,就如童话故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作梗的坏蛋、野兽或妖魔。直至很久以后,读了福克纳,方闷闷地想到:不知从伯莎的眼看去,世界当是怎样的。忽视了伯莎的,自然也不只是孤陋寡闻的我。《简·爱》问世之初,引起了颇热烈的反响,褒贬都有,但伯莎的名字却鲜有提及。后来情况有了变化,“疯老婆”的身价渐渐地高了。至数年前两位美国女学者S.M.吉尔伯特和S.古芭合写了一本旁征博引、包罗万象的大部头,名为《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九七九),把这位被幽禁的疯子干脆请进了大标题。这部书的影响已远远地逾出了女权主义的圈子,成了当前英美文学批评中不可漏读的重要著作之一。阁楼杂志pdf下载网盘。

白雪公主的后妈及其他

读过几本狄更斯小说的人,到后来难免对他的“善有善报”的结局有点不耐烦。英国古典小说似乎特别地偏爱神话故事的皆大欢喜的收场。这大约也从某个角度折射着其时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稳定发展所带来的乐观主义情绪吧。著名的文学批评家N.弗莱在《世俗的圣经》(一九七九)中说,这类的民间故事或罗曼司都具有某种天然的“革命性”:主人公们往往是孤单弱小的少男少女,而他们的对头不是有权有势的国王王后,就是力大无穷的巨兽妖魔;最后,善良的弱者必定战胜、取代邪恶的强者(139页)。 这当然是言之有理的,然而仅只是一种理解方式。吉尔伯特和古芭就不认为神话故事中的“坏蛋”理所当然是“邪恶”与“权势”的化身。她们选择了“白雪公主”作解剖的例子,从另一个角度来挖掘童话故事的道德意义及其与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关系。

她们认为,“邪恶”的王后至少是和白雪公主同等重要的主人公。故事的中心冲突发生在这两个女人

之间;其中王后是主动的行动者与挑衅者,她的活动推动着故事的发展。引起这场冲突的,则是那面神秘的魔镜。镜子代表着某种权威。它的评论举足轻重,而它所衡量的绝不只是容貌的高下。如故事所逐步展示的,这两个女人的差别,首先在于她们迥然不同的思想风貌和行为方式。镜子肯定天真、无知、顺从的白雪公主,贬低野心勃勃、计谋多端的王后。白雪公主流落在大森林里,被七个矮子收留,她无私,忍让,兢兢业业地为他们料理家务,充分显示了“女性的美德”,深得众矮子爱戴,与不择手段、一心谋求出人头地的王后恰成对比。

正如吉尔伯特和古芭所说,镜子对白雪公主和王后一褒一贬,代表着资产阶级父权社会对妇女的评价(值得顺便说明的是,我们所熟知的脍炙人口的西方民间故事都是十七世纪末以来陆续由文化人收集、整理、改编的,因而并不纯粹来自“民间”,传达的思想也不尽然“古老”,却相当有效地为建立资产阶级秩序尽了一臂之力)。这两个截然对立的形象便成了西方文学中俯拾皆是的人物原型。女性形象往往都被归入了这两种极端的类型:不是贤媛,便是荡妇;不是天使,就是恶魔。在英国,从十八世纪喋喋不休议论的“高尚淑女”到十九世纪有口皆碑的“家庭天使”,都是资产阶级对妇女的直言不讳的要求。想想理查逊的女英雄们。想想菲尔丁的索菲亚和爱米丽亚。想想司各特、狄更斯或特罗洛普的正面女主角们。还有弥尔顿笔下罪过深重的女性老祖宗夏娃。可以说,对于妇女来说,迄今为止的父权社会所创造的文化就如那面法力无边的魔镜。

吉尔伯特和古芭们的立意自然是向“镜子”挑战,向那“神圣不可侵犯”的伟大的文学传统挑战。

分裂的人与分裂的文

妇女们历来大抵通过男人的眼来看自己。因为她们没有别的价值标准,没有别一套语言工具来思索人生。因而旧日的中国颇不乏一些为一对三寸金莲而自豪的女人。在一些西方国家,妇女们对自己的理解则往往脱不出“天使/恶魔”的框框。她们唯恐自己不是人人称颂的纯洁无瑕的天使。只是天使的高度实在难以维持。它不仅排斥凡人的七情六欲,也远离妇女们在等级社会中生活的现实。于是她们不能不疑惑自己心中也有个作乱的恶魔。换句话说,所有的女人都患“精神分裂症”。她们既是白雪公主,也是“邪恶”的王后,既想遵从父权社会提出的理想和标准,又试图忠实于自己的真实的感情和经验。

对现代精神分析学略知一二的人不难认出,这个说法有点弗洛伊德味儿。这里,妇女人格中的“白雪公主”大约相当“自觉的意识”,而“邪恶王后”似是被压抑的欲念和情绪。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吉尔伯特和古芭强调这种人格分裂是特定历史和特定文化的产物,并不一味奢谈个人欲望与社会制约的“永恒”的冲突。阁楼杂志pdf下载网盘。

把这个人格分裂的模式安到“白雪公主”中的王后身上是否得当,我是很怀疑的。故事中没有什么内容揭示了她的内心矛盾。倒是白雪公主并非天衣无缝的“模范”女性。她很容易受骗。照格林童话所述,王后曾三次乔装前往,用梳子、花边、苹果等小物品来引诱她;而她虽明知矮子们有警告在先,却依然每每上当。一位研究童话与儿童心理的弗洛伊德派心理学家说:这说明那位后妈的诱惑何等地接近白雪公主的内心欲望。不过,无论白雪公主们当如何定论,说简·爱这样的人物具有深刻的两重性,却是无可辩驳的。

不知是谁最早指明了简·爱的“二重性格”。总之这不算什么标新立异之说。四十年代里已有位叫R·蔡斯的学者在一篇颇有影响的短文中指出简·爱的灵魂是两种对立势力的争夺地:一是以疯女人伯莎为化身的个人欲望和激情;一是以简·爱的表哥圣约翰·里弗斯为代表的理想主义追求。还有位批评家D·洛奇深入分析了《简·爱》一书的象征体系中诸自然原素的对立,首先是火的意象与冰、水、土等等的对立,及其与女主人公的内心矛盾的对应关系。E·苏瓦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一九七七)中又再次论述了简·爱的内心分裂。伯莎仍无可争议地代表着矛盾的一面,体现着“女人的‘动物性’的方面”(118页)。简·爱少年时被关在红屋子里,曾象疯子似地歇斯底里大发作,与后来伯莎的处境和行为不无相似。另一面则以简·爱在劳渥德学校的女友海伦为代表。海伦善良、谦卑、坚忍,逆来顺受,否定肉体与现世,一心追求来世与神恩。苏瓦尔特认为,简·爱逐步超越、克服这两种对立的极端——即社会划定的天使/恶魔的角色——便是她成熟的标志。她抵制住了罗切斯特的感情的强攻,不肯做他的附庸兼情人;也不允许里弗斯借用上帝的名义把没有爱情的婚姻强加给她。在这双重拒绝中,简·爱发现了自己的意志、尊严和价值。

吉尔伯特和古芭进而把女主人公的人格分裂视为妇女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她们看来,《简·爱》的中心故事不是关于简与罗切斯特的爱情,而是她与伯莎相逢遇、相认知并相冲突的过程(339页)。她们指出,伯莎每次显现都与简·爱心中骚动的不满相关。她来到罗切斯特的住宅桑菲尔德教家馆,生活如一潭死水,不禁感到窒息,渴望着更充实、更丰富的人生。她不时独自到三楼踱步,于是听到了伯莎的令人耸然的神秘的笑声。她与罗切斯特订婚之后,罗切斯特对她虽百般宠爱,却不自觉摆出了“主子”的姿态,一会儿赠首饰,一会儿赐衣衫。简·爱敏感地嗅出了日后婚姻中的不平等,很有点惴惴不安。在婚礼前夕,幽灵般的疯伯莎便出现在她的卧室。简·爱甚至梦到过桑菲尔德的毁灭。照吉尔伯特和古芭的说法,“桑菲尔德是罗切斯特权力的象征,是简的被奴役的地位的象征。简摧毁这大宅的潜在愿望,后来由伯莎付诸实施了”(360页)。

把伯莎每次出场都与简的情绪联系起来,有时不免牵强附会。但正象蔡斯和苏瓦尔特们的评论表明的,这两个人物的内在联系是不容忽视的。“你以为,倘若你疯了,我会恨你吗?”当伯莎事发、罗切斯特与

简·爱结婚的打算受挫后,他恳求简·爱与他私奔,为了剖白心迹,他这样问道。但简并没被爱情灌醉。于是她答道:“是的,先生,我认为你会。”简·爱虽只听了罗切斯特一面之辞,但她本能地模糊意识到了另一个故事的存在,在那个故事中,伯莎是金钱交易和资产阶级婚姻契约的牺牲品。她在伯莎的不幸中认出了自己。简深知倘若此时她听任自己屈从于罗切斯特的意志,那么她迟早会落到伯莎或罗切斯特众多的旧日情人的可悲境地。

小说接近收尾时,出现了一连串意外的事变:简·爱从海外继承到一份不期而来的遗产;伯莎烧毁了桑菲尔德并葬生于大火;罗切斯特在这场灾祸中受伤身残、双目失明。按照写实主义的叙事原则,这些偶合都是违背“可能性”(Probability)的事件。不过,如此随心所欲的奇想也未必都应鄙弃。考究起来,世人所公认的所谓“可能性”,其实是受社会常规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支配的。有悖于“可能性”的文学想象常常表达了某种变革的意愿。在《简·爱》中,伯莎最后发动的一场家庭“革命”,使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逆转:“主人”罗切斯特变成了需要扶助的弱者,而“佣人”简·爱却成了强者。这种变化保障了简在日后的婚姻生活中不但可以和罗切斯特平起平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当家作主”。说这些符合简·爱的内心愿望,实在毫不为过。虽然“烧房子”之类的极端“革命”行径是唯有那无法无天的疯子才干得出的。

每个善良、温顺的女主人公都直接间接地拖着一条癫狂的影子。吉尔伯特和古芭们把囚禁在阁楼上的伯莎拖到前台,置于聚光灯下,意在抨击传统的父权主义文化对妇女的精神束缚和毒害,并揭示妇女身上被压制、被掩饰的一面:即她们的痛苦和她们的愤怒。

主人公的两面性涉及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吉尔伯特和古芭认为,妇女的文学作品在本质上就是矛盾的,歧义的。自“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批评行世以来,寻找作品中的“裂痕”和自相矛盾之处已是颇为时髦的事。不过,对一些古道热肠的女权主义批评家们来说,这不是卖弄机智或学问的文字游戏,而是在力图诊治一种植根于具体的压迫和具体的痛苦的病态的文化现象。男作家们所创造出来的文化传统,是知识妇女在精神上的“父亲”。她们不能不受其影响,并向之表示依恋和忠诚。但另一方面,她们又不能不感受这种传统的异己性。女作家,尤其是早期女作家,痛切地意识到在社会地位、教育水准及谋生机会等等各方面自己与男作家都有悬殊的差距。她们也很难全盘接受男作家笔下的妇女形象。因此,女作家们大抵都是有意的或无意的“两面派”。她们一面在模仿,一面在“篡改”,从遣词用字、人物塑造、情节安排以及象征的运用等各个方面来“修正”那个喂育了她们的文学传统。以疯女人来补充为父权社会首肯的虔诚、顺从的“白雪公主”,只是这种“修正”的触目表现之一。因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有人格分裂的女主角们,还有一部部“文格”分裂的作品。

如同许多鼓吹新观点的人,吉尔伯特和古芭也好作惊人之语。听者的第一个冲动也许就是想跟她们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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