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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形势与政策——当代国际秩序之争
篇一:当前国际秩序之争
当代国际秩序之争之中国
近年来，重建国际新秩序成为各方热议的焦点。最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面对新形势新变化，我们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论述，走出认识误区，找准角色定位，努力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积极注入“中国力量”。
对国际秩序，中国一直有自己的主张。先是毛泽东同志的“三个世界”划分，既有重构国际格局的设想，也有改变国际秩序的含义。接着，在1974年联合国大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国政府首次向国际社会表明了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立场，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
上世纪80年代末，面对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又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问题。苏东剧变开始后，邓小平更加强调建立新秩序。1990年3月3日，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
1992年，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报告中正式将建立新秩序定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而且对新秩序的内涵做了系统阐述：“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我们主张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的基础上，
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这一新秩序包括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一政策一直被坚持下来。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都专门用一段来阐述建立新秩序问题。
综合来看，这一时期中国所倡导的新秩序，在经济层面就是改革现行的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在政治层面的核心内容有两个：一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二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这个新秩序的基本精神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是相一致而不是相违背的。如果结合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对联合国的政策，则可以看出，中国要建立的新秩序，并不是要抛开联合国秩序而“另起炉灶”。中国明确提出：中国重视联合国的作用，并且要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支持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等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简言之，中国要建立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就是在弱化西方强权秩序的同时强化联合国秩序。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实力的增强，面对国际上持续要求中国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压力，中国一直在努力构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自觉把发展中国家作为自身履行大国责任的重点区域，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和减贫，实施国际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救助，参与国际安全治理与和平建设，促进国际秩序的变革与完善上，承担应尽的责任，作出更大的贡献。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后，为了稳定与西方国家及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顾全大局的举措，如维持与美国的债权债务关系、积极开展对外援助等，为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对已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7％税目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近日，中
国又在联合国宣布，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并免除最不发达国家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无息贷款债务。这表明，“这么大块头的中国”绝不可能是国际体系中坐享其成的“搭便车者”，而是与各国一道共同努力的“推车者”。展望未来，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必将更好地与世界携手同行、互利共赢，为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贡献越来越大的力量。
秩序之争是历史的必然，是不可避免和不能逃避的。我们需要理性的看待，而不能把一切的斗争都贴上恶意的标签，在这历史大潮中，任何个体或组织都无法去撼动这数十亿人构成的世界，无法去改变人类和族群的天性。所以我们只能投身于这大潮当中激流勇进。
接受分歧是必然存在的现实，加强沟通和磋商，以合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面对复杂的秩序之争，要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以更加积极主动、包容理性的态势参与世界经济事务，影响国际规则的制订和演变。面对西方国家垄断国际经济规则制订权的企图，要推动发展中国家加强联合与协作，提升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
国际秩序之争的进程是漫长而曲折的，难以一蹴而就。在竞争合作的过程中，摩擦也不断深化，这一切的的争斗都要建立在世界稳定和平的基础之上。
当前国际秩序之争论文++
篇二:当前国际秩序之争
当前国际秩序之争论文
当前，由于国际力量变化的加速，国际体系变革进入了深水区和空前复杂期。国际体系变革的表面看是力量格局的变动和权力中心的转移，背后则是国际秩序的深层调整。许多时候，力量排位还未完全定型，秩序变化已经先行。
二战结束后冷战的爆发，既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势力范围的争夺，更是两套价值系统的竞争对决。冷战一结束，力量格局的变动还未停歇下来，福山就立即宣布“历史的终结”，从理论阐释的层面来证明西方价值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
价值关乎着力量格局的变化，价值也关乎着实实在在的利益得失。挟着冷战胜利的威风，西方向全世界推销新自由主义。在受此影响的国家中，许多都因自由化改革而深陷困境，从俄罗斯到东南亚新兴市场国家，不管是休克疗法还是结构改革，其经济都倒退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国家和老百姓辛苦积攒的财富在国际市场上被金融大鳄疯狂卷食，财富巧妙地实现了从西方价值的新开垦地向老中心的快速转移。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让西方价值在冷战结束后首次面临危机，美国成了全世界问题的根源。但退守下风向的美国“巧妙”地打了个翻身仗，先是让欧洲陷入债务危机，其对欧洲的打击使得人们对欧洲一体化能否持续产生了疑问。然后，在北非、中东和乌克兰等地策划了一系列社会动荡，致使一些战略分析家断定地缘政治已然回归，那些毅然“皈依”西方价值的社会也为之付出了惨重代价。而在这一系列地缘政治动荡背后，美国却标榜成了国际资本的“安全港”。
在冷战结束以来的力量调整和格局变化中，许多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起起落落，唯独中国一路向上，GDP总量从世界排名第十上升到第二，2014年吸引外资的总量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成功背后有好的治国方略的作用，有中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道路，坚持了自己的价值体系等原因。力量排名的变化并不怎么让西方国家感到害怕，中国坚持自己的道路和价值才真正让他们忧心忡忡。对中国来说，发展到今天的程度，外界已很难靠物质力量去遏制和削弱中国。但一些人别有用心之人试图从价值上扰乱中国，以达到从中国快速转移走财富的目的。
因此，可以说中国走到了民族复兴的关键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期。在这重要关头，唯有坚持自己的价值，保持思想的统一，坚定正确的道路，才能避免拉美化，避免东南亚国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遭遇，保住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建设成果。认清这样一个历史大势和国际形势，我们就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高校承担着培养人才的责任，在抵制西方价值侵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价值传承方面具有重要的使命。如果放弃适合自身发展的价值取向，自愿做西方价值的宣讲者、传声筒，那么不但经济世界排名第二的地位难保，甚至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积累起来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都可能再次溃退，民族复兴的百年探索路会遭遇严重坎坷。
价值问题不是小问题，不是嘴上说说的问题，纵览世界，已经有足够的前车之鉴证明推广西方价值背后隐藏的是财富掠夺的祸心，价值之争背后的国际秩序之争不容小觑。
第4讲 当前国际秩序之争201604
篇三:当前国际秩序之争
第四讲 当前国际秩序之争
【教学目的】 2015年，既是“秩序之年”，又是“规则之年”。2015年是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联合国成立70周年。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口，大国之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围绕国际秩序的博弈全面拉开。通过阐述当前国际秩序的基本情况以及各主要力量的国际秩序观，引导学生关注和把握目前国际秩序争论的焦点，并对中国在构建国际秩序中的角色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课程内容】
1.国际秩序的建立与发展
2.各主要力量的国际秩序观
3.国际秩序变革中的中国力量
4.国际秩序之争与未来发展方向
喜欢看美国大片的同学想必都不会忘记在《指环王》这个宏大的史诗电影系列里，为了拯救中土世界的未来，魔法师、精灵族、矮人族、半兽人、霍比特人和人类等9大种族召开的圣白大会。在现实世界中，其实也有这样一种有形或无形的“会议”决定着人类命运的走向，我们称之为“国际政治秩序”，也叫“全球治理体系”。
现在的国际秩序是怎样的？美国、欧盟、俄罗斯等主要力量各自对国际秩序有哪些期待？有关国际秩序争论的焦点是什么？电影《指环王》的最后，霍比特人销毁了给人类带来破坏的“魔戒”，9大种族的联合拯救了中土世界。现实世界中，又主要是哪个国家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有序、均衡、包容的方向发展？
一、国际秩序的建立与发展
国际秩序是指在一定世界格局基础上形成的国际行为规则和相应的保障机制，通常包括国际规则、国际协议、国际惯例和国际组织等。它规定了国际社会应该按什么原则，通过什么手段、方式和机制来处理国际问题。
当前的国际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正式确立的，其突出标志是联合国等一系列国际组织的建立及其对国际事务的长期管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直接、最深刻的结果就是它大大加速了欧洲作为传统力量中心的衰落和美国与苏联的崛起，彻底打破了欧洲主导下的以国际联盟为代表的旧的国际秩序结构，代之而起的是以美、苏、英、中、法五大国为主导的新的国际秩序结构。这一新国际秩序结构在政治上的外在表现，就是反法西斯联盟在战争即将胜利之时建立的联合国。而它在经济上的体现，则可视为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所组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1942年1月1日，中、苏、美、英等26个反法西斯同盟国家代表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保
证继续对德、日、意等轴心国协同作战。“联合国”一词，是在1941年12月起草宣言过程中，由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美国认为，只有建立一个以几大国组成的国际安全机构为核心的单一的普遍性国际组织，才能维持战后世界秩序和国际和平。1943年10月30日，中、苏、美、英4国在莫斯科发表《普遍安全宣言》，提出有必要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1944年8月至10月，苏、英、美3国代表和中、英、美3国代表先后在华盛顿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谈，讨论和拟订组织联合国的建议。1945年4月25日，来自50个国家的282名代表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6月26日，51国代表签署《联合国宪章》。宪章规定，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定实质性问题时采取“大国一致”规则，即中、法、苏、英、美5个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同年10月24日，联合国正式成立。51个宪章签字国为创始会员国。
《联合国宪章》被认为是联合国的基本大法，它既确立了联合国的宗旨、原则和组织机构设置，又规定了成员国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以及处理国际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根据宪章规定，联合国主要有6大机构，分别是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秘书处等。
《联合国宪章》第一次把维护和平与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尽管联合国也犯过种种错误，特别是在全面冷战的年代里，它曾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台由美国操纵的、苏联不断使用否决权的难以正常运转的机器，一度背离了联合国的宗旨，但是它以建立和维持战后的世界和平为主要目标，仍然发挥了正面作用：
首先，苏联和美英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原则正式纳入了国际关系体系。这就在总体上制约了美、苏在产生任何争端时的行为方式，即双方不能以战争手段，而要用和平手段协商谈判来解决。在二战后东西方紧张对峙，局部战争始终不断的情况下，冷战中的两个主要角色美国和苏联之间从未发生过直接的军事冲突。
其次，宪章所提倡的和平、民主、独立的原则，对战后世界的发展有着极大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决定了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潮流。在雅尔塔体系演变而来的两极格局中，孕育着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欧洲通过西欧的联合走向复兴，逐渐成长为相对独立于美苏两极之外的重要力量，成为促进国际格局多极化发展的动力之一。亚太地区的变化同样翻天覆地，日本逐渐发展为一个经济大国，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在不断提高。随着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一系列民族独立国家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发展中国家成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要力量，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944年7月1日，44个国家或政府的经济特使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简称布雷顿森林会议），商讨战后的世界贸易格局。经过3周的讨论，会议通过了以“布雷顿森林会议怀特计划”为基础制订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确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正式成立，两机构并于1947年11月15日起成为联合国的常设专门机构。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经历多次美元危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渐瓦解。
建立世贸组织的设想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提出的，当时设想在成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时，成立一个国际性贸易组织，从而使它们成为二战后左右世界经济的“货币—金融—贸易”三位一体的机构。1947年联合国贸易及就业会议签署的《哈瓦那宪章》同意成立世贸组织，后来由于美国的反对，世贸组织未能成立。同年，美国发起拟订了关贸总协定，作为推行贸易自由化的临时契约。1986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启动后，欧共体和加拿大于1990年分别正式提出成立世贸组织的议案，1994年4月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的关贸总协定部长级会议才正式决定成立世贸组织。
冷战终结导致了二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政治与安全秩序发生第一次重大变化，全球层面的两极对抗宣告结束，美苏两霸主导的国际秩序进入一超多强时代。美国充分享受了冷战结束的红利，在后冷战时代大大扩展其政治与安全优势，试图打造真正的单极世界。进入21世纪后，美国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金融危机又使其国力相对下降，另一方面，中俄印等新兴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更加活跃，一超地位下降，多强地位提升，国际秩序进入新的调整和变革期。
二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也经历了两次大的变化。第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优势地位的下降和西欧、日本的经济发展，改变了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世界经济呈现美日欧三强鼎立的格局，而七国集团的成立标志着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变化。第二次是21世纪初，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经济优势地位的下降、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世界经济格局为之一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显著提升，20国集团取代8国集团成为讨论世界经济的主要平台。
当前，二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得以总体维持，同时围绕国际秩序的增量改革也在不断发展，主要表现在：政治安全领域，联合国仍是中心，但同时一些区域、次区域组织在各自地区的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欧盟、东盟、非盟一体化建设均取得新的进展；经济贸易领域，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贸组织（WTO）作为国际经济秩序的三大支柱，仍然在世界贸易和金融格局中发挥着至为关键的作用，同时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为代表的区域化自贸安排也在逐步增加和发展。
二、各主要力量的国际秩序观
近代以来，西方的价值观长期主导国际秩序的规则和规范。国际体系的多极化进程开启了国际秩序转型的大门，国际秩序观是各主要国际政治力量对国际秩序及其转型的看法，主要国际秩序观之间的关系将规范未来国际秩序的基本走向。
1.美国：维护世界霸主地位当前国际秩序之争。
从美洲的“门罗主义”，到亚洲的“门户开放”政策，再到一战后的“威尔逊主义”和国际联盟的建立，美国历史上就一直重视引导和塑造国际秩序。二战期间，美国就注重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战略谋划。美英签署《大西洋宪章》，确定不追求领土扩张、自由贸易、平等获取原料、放弃使用武力等原则。1942年，美与英、中、苏等国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再次确认《大西洋宪章》有关原则，框定战后秩序的基本走
向。1944年，美召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推动主要国家就联合国组织机构、宗旨和原则等达成基本协议。美还召集举行布雷顿森林会议，讨论通过《布雷顿森林协定》。二战结束后，美挟二战胜利之威，召集旧金山会议，通过《联合国宪章》，宣告联合国正式成立，由此确立战后国际政治安全秩序。美把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主导权，推动各国签署《关贸总协定》，由此确立战后世界经济金融秩序。
冷战结束后，美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试图维持“一超独霸”，发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对美国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均造成严重伤害。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崛起，多极化趋势不断加强，美国危机感和焦虑感上升，奥巴马政府明确提出，要致力于建设“公正、可持续的国际秩序”，就是要探讨研究如何应对和引导国际秩序调整，巩固对美有利的国际秩序和体系安排。
当前美国国际秩序观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美国是世界当之无愧的领导力量，应在美领导下建立新的集体安全体系和伙伴关系。二是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西方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向全世界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模式，推行全球资本主义化。三是强调同西方盟国的“伙伴关系”，加强西方联盟的协调，共同分担责任和行使权力。四是建立以美国的军事力量为保障的新的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安全体系，消除对美国利益的各种威胁，有效借助联合国、北约等国际组织最大限度地发挥美国的影响力。
美国倡导的“国际新秩序”的实质是维护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为此，美一方面压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升代表性和话语权的要求，掣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机制的建立，另一方面因时而变，主导建立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加紧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等新的制度安排，抢抓网络、太空、深海、极地等战略新领域的规则制定权，巩固对美有利的国际秩序和体系安排。
2.欧洲：建立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
冷战结束后，欧洲的国际战略地位呈下降趋势，为振兴其国际战略地位，并顺应欧盟东扩顺利实施、全球化加速发展、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美国单独处理国际热点问题力不从心等国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欧盟开始酝酿调整外交战略，提出了对外“多边主义”战略思想。其核心内容是，减少因成员国利益不同而产生的“外交内耗”，提高欧盟整体对外行动能力，在此基础上改变冷战时期长期奉行的“对美国一边倒”政策，推行“多边主义”外交。它强调用“共同外交”保卫联盟利益，包括共同价值观、联盟基本利益、国家独立和完整等，同时要求对现有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进行改革，建议现有的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加速法制化进程，促进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推进经济合作，以经济促进政治信任与合作，通过多边协商建立国际新秩序。
总的看，欧洲反对美国“独霸天下”，但支持建立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美欧日主导的国际新秩序，欧洲在其中充当平衡或支配的力量。近年来，欧盟主要在以下层面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在全球层面，大力推行气候外交，在解决全球化时代一些直接威胁人类安全的全球性问题上，欧盟希望发挥主导作用。在
地区层面，深化区域组织建设和双边首脑对话机制，积极改善对美关系，对俄态度变冷，力促俄接受欧盟规则。反思对华政策，务实倾向上升，欲将中国纳入其多边主义战略轨道。
3.俄罗斯：国际新秩序建设的重要参与方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由于国内政治制度变迁和国际环境变化，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从苏联时期的顶峰跌落下来。但俄罗斯仍是一个大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具备较强的经济基础和科技实力，拥有世界上唯一一支可与美国全面抗衡的军事力量，在国际事务中仍然具有相当影响。经过20年的艰苦探索与转型发展，俄罗斯再次成长为国际社会不可小觑的重要力量。在国际新秩序的建设中，俄认为其是推动建设合理和公正的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认为俄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有重要影响，没有俄的参与，国际秩序的形成是极其困难的。俄总统普京曾表示，俄将致力于建立平衡的多极化世界，希望国际社会所有各方的利益都能受到尊重。
俄罗斯对国际秩序观的主张从俄与中国发表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中可以看出，包括须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为基础，各国应严格遵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不可替代，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应制定全面和广为接受的经贸体制等。俄在各领域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中亚地区进行“颜色革命”以及北约东扩采取强硬反制措施，正式接纳克里米亚人俄。乌克兰危机导致俄与西方关系恶化，促使俄罗斯加大外交行动，更多借助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与上海合作组织等独立于西方之外的机制建立国际新秩序。
4.日本：欲以“正常国家”参与国际事务
日本二战战败后，接受了由美国起草的严禁日本采取军事行动的宪法，但通过日美结盟的方式实现了国家利益最大化，经济在战后时期得以全面增长，重新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强国。后冷战时代，面对以美国为首的“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日本秉承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外交传统，一再强化日美同盟，力图倚重美国的实力，旨在达到平抑和消解来自中国崛起的“战略压力”。当前国际秩序之争。
日本的国际秩序目标就是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并推行积极结盟政策。在历史问题上，安倍政权加速推进历史修正主义路线，力图减少日本实现大国目标的历史障碍。在安全问题上，安倍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增加国防预算和支出，加强与美、澳等亚太国家的安全防务合作，服务日推进政治军事大国战略需要；日还力推日美印澳“钻石构想”，构建“印太”联盟，维系其在亚太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在南海问题上配合美“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大鼓噪南海问题，加紧推动所谓亚洲海上安全机制倡议，抢抓海洋秩序主导权。经济方面，加大全方位投入，以TPP为抓手加快推进对外经贸合作布局，谋求在新一轮亚太经济秩序和规则构建中发挥主导作用。当前国际秩序之争。
5.印度：加强多边全球治理
印度积极推动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列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印度首倡的不结盟理念，成功转化
国际秩序之争与未来发展方向
篇四:当前国际秩序之争
国际秩序之争与未来发展方向
目前，有关国际秩序之争的焦点是“规则之争”。
如果把这种规则比作我们熟悉的“交通规则”，那么在国际关系中，几乎所有的现行“交通规则”，都是由西方国家制定的。它们认为所有在路上跑的“车”都得遵守这个规则，这个规则就成了国际规则。现在，新兴国家并没有寻求推翻现有的“交通规则”，不过是希望在某个地方加一个拐弯灯罢了。
现在的世界经济规模也比过去大了很多，新兴经济体也在不断增加，新进来的“车”对规则提出改进意见，也是正当要求。原来制定规则的大国，虽然意识到了只有现在的“灯”不够，但出于自身利益又希望规则大体延续。怎么调整和改善这些规则呢？ “旧车”和“新车”肯定有利益纠缠，博弈过程很复杂，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经贸规则主导权之争。这些年来，多哈洽谈而无果，陷入僵局，世贸组织（WTO）作用有所弱化。在此背景下，一方面，美国打起了另起炉灶的算盘，奥巴马政府推出了“两洋战略”，即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2015年10月5日，经过5年的艰难谈判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在亚特兰大成功达成TPP协议，若协议最终生效，占据世界GDP总量40%的全球最大自贸区将应运而生。更关键的是，TPP提出了比WTO更为严格和高标准的产业准人、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关税等方面规则，奥巴马更是直言此举是为了“不能让中国书写全球经济规则”，毫不掩饰其借TPP为核心架空原有的多边贸易体系、主导世界经济规则的企图心。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在补充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上愈加主动。国际金融机制创新加强，各方持续推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进行改革，同时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的金融机制不断涌现，地区性金融安排加快推行，传统国际金融体系面临冲击。
二是政治安全体制改革之争。
政治安全体制改革主要指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而安理会改革的核心，是安理会理事国席位及否决权问题。联合国成立70年来，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国际社会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和威胁，联合国改革势在必行。中国支持联合国改革，但改革应是全方位的，不应简单化为安理会改革或安理会“扩常”。视“入常”为战后夙愿的日本联合德国、印度、巴西组成“四国联盟”（G4），以日德为代表的二战后重新崛起的战败国中的发达国家，它们是国际关系中的“修约派”，急于通过“入常”而彻底甩掉历史包袱，图谋在国际体系中东山再起；以印度、巴西为代表的部分新兴大国，它们是国际关系中的“激进派”，急于通过“入常”而获取政治大国身份。
三是网络空间规则制定权之争。
当前，全球网民人数约为23亿，每秒新增用户8人。人类已站在跨越工业文明、步入信息文明的历史路口上，共享网络繁荣与安全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渴望和基本权利。然而，网络空间背后还是被实体空间的丛林法则主导。美国仍在谋求网络霸权，希冀永久把持网络资源，垄断互联网“生杀大权”，意欲凭借自身超强能力继续在网络“丛林”中占山为王。网络空间治理规则之争更趋激烈，中方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受到国际社会好评。 未来，国际体系中的规则，要符合更多发展阶段不同的各种行为体的最广泛利益，才能使大家服气并遵守。当前，大国角力未来国际体系主导权，国际关系正在经历新一轮结构性和趋势性调整，国际秩序有望迎来阶段性演变的重要历史时期，将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巩固。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仍然没有变，但是相对实力消长确实在发生变化。美国依然以“世界老大”和国际秩序捍卫者自居，正如奥巴马总统所讲：“在未来100年内，美国还要继续领导世界。”但美“领导世界”日渐力不从心。欧洲疲
于应对难民危机，面临内忧外患进退失据，竭力呼吁国际社会为其分忧解难。西方国家对国际秩序主导权和掌控力下降。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力增强，推动治理体系改革，在世界政治上有了更多的发言权，世界发展道路也呈现多样化。多极化趋势不断加强，有利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抑制和削弱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建立公平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
其二，地区秩序变化将为全球秩序变化奠定基础。各大国纷纷打出区域合作方案，谋求建立于己有利的地区秩序。欧盟一体化建设在曲折中发展，东盟共同体建成，TPP协议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取得进展，非盟、拉共体等地区合作机制影响力上升。
地区秩序变革将对全球秩序调整演变产生重要推动作用，特别是以中美互动为核心的亚太秩序变革，酝酿着未来国际秩序雏形。
其三，合作与竞争将长期共存。在多极化时代，塑造国际秩序的不是大国间的对抗，而是合作。无论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还是西方国家，都认为有必要改革现行国际秩序以适应形势需要，加强全球治理。目前，中美两国已经在伊核问题的解决、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应对埃博拉疫情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为其他大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做出了表率。但各方对国际秩序改革、全球治理的目标和侧重点不同，形成了国际秩序变革竞争中合作、摩擦中深化的总体态势。 同时要看到，国际秩序演变的渐进性和复杂性依然突出。新兴力量在总体保持上升的同时，发展曲折性时有显现。“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力量格局短期内尚无法根本扭转。现行国际秩序已经历相当长时期适应性调整和变革，也为各国寻求发展合作创造了条件。在推进改革中扩大利益共同点，在参与、融入中实现改造，成为国际秩序变革的主基调，使得国际秩序调整可能在合作大框架下进行。当前，西方国家逐步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底气有所上升，合力维护现有秩序的声音增强。同时，自身发展困难、利益差别等也限制了新兴力量整体影响力发挥。国际秩序变革进程将是漫长而曲折的，难以一蹴而就。